陈恬：为什么京剧演员会因为谁唱大轴而结仇？都是因为京剧“名角制”的演员结构

在“名角制”京剧班社中，名角居于班社组织和运营核心的地位，名角和其他演员之间呈现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这是“名角制”京剧班社区别于传统的“脚色制”班社的最大差异。
        位于这个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是名角，也称头牌，多属老生和旦，偶有以武生、花脸和小生、丑挑班者。这是因为名角既为班社组织和运营的核心，在一切演出剧目中也居于主角，这在各门脚色中发展最充分的老生和旦自然并不困难，而武生、花脸、小生和丑却缺少足够多的以该门脚色为主角的剧目。因此，若老生和旦以外的演员作为名角挑班，大多持续时间不长，或者须不断编演新剧勉力支撑。以武生挑班而时间最久的当推杨小楼，自清末以迄1938年逝世前，前后约有三十年，论者以为“不能谓非异数”。而花脸金少山自1937年由沪返京，自组松竹社，挑班挂头牌，前后共贴演二十几出传统剧目，因其懒于排演新戏，未几年己渐趋潦倒。

头牌以下是二牌和三牌演员，头牌、二牌和三牌总称为头路。如果头牌是老生，则以旦脚挂二牌，武生挂三牌;如果以旦角挑班，则以老生挂二牌，武生挂三牌;如果挑班名角是武生，则二牌一般是花脸，旦脚挂三牌。挂二牌、三牌的演员主要为名角配戏，行话叫做“挎刀”，意谓“挎刀保驾”。他们必须熟悉头牌的师承、戏路、唱念的尺寸、场上的位置，揣摩头牌的需要，在配戏的时候才能够严丝合缝，充分发挥烘云托月的作用。1935年、1936年，奚啸伯两次陪梅兰芳去武汉、上海、香港、天津等地演出，可谓称职的二牌老生:
        啸伯与梅挂二牌时，为用心研究梅台上需要，必充分供给，使梅能得到满意。如生旦唱对口时，打鼓人或将尺寸起得与梅平时唱的不合适，必能由奚将尺寸唱好，使梅接唱时十分合适，故梅对啸伯极表满意，愿同啸伯合演。此为挂二牌之难，因二牌者，必须揣磋头牌之满意及需要，方能合演长久。如今之二牌，则不能如从先挂二牌者之虚心也。倘头牌之需要，而二牌并不供给，使头牌永远感觉同演之不合适，何能长久耶?（《名伶访问记—奚啸伯》，《立言画刊》第158期，1941年10月4日。）
        正因为二牌、三牌演员都必须服从名角的需要，与名角的表演取得一致，而各个京剧班社的名角在剧目、戏路方面又有不同，因此演员搭班之前所学的东西，未必都能用上，所以就有重新学习的问题。旧时戏班有一句谚语:“搭班如投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头路演员以下是二路演员，一般包括老生、旦、净、武生、丑各二三人，老旦、小生、武旦、武丑各一二人。二路演员在演出中多扮演地位较重要的配角，以辅佐头路演员。也有名角非常倚重的二路演员，如荀慧生的留香社中，金仲仁(小生)、马富禄(丑)、芙蓉草(旦)、张春彦(老生)称为“四大金刚”。杨小楼之有迟月亭、钱金福、钱宝森、王长林、王福山、范宝亭、许德义、傅小山、刘砚亭等演员追随多年，武戏才显得出色。
        二路演员以下是三路演员，同样包括生、旦、净、丑各个家门，他们在演出中扮演次要的配角，为头路、二路演员服务。三路演员数量较多，按照齐如山先生的统计“每班须用老生七八人，旦行十余人，净行六七人，小生二三人，老旦一二人，丑行四五人，武生二三人，武旦二三人，盖非有此数，不敷调遣。”
       三路演员以下是龙套。龙套是京剧班社中扮演士兵夫役等随从人员及群众的演员的统称。龙套一般不以个人为单位，而以四人为一堂，分头、二、三、四家(或头、二、三、四旗)，以头家为带头人，在舞台上用一堂或两堂龙套，以示人员众多，起烘托声势的作用。在“脚色制”班社中，再次要的剧中人物，照规矩也派给各门脚色，班中没有专门跑龙套的演员。作为独立成行的龙套，是在“名角制”京剧班社中出现的。  
         这样，从名角到头路演员、二路演员、三路演员以至龙套“名角制”京剧班社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演员结构。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最突出地体现在演出剧目的先后顺序和主次搭配上。
       名角出于私交，或者作为一种拉拢手段，偶尔会让二牌演员唱大轴，或者为二牌演员配戏。这种行为并非兴之所至的率意之举，其中的意义必然使双方都郑重对待。1913年，梅兰芳初次随王凤卿赴沪演出于丹桂第一台，挂二牌，戏码列压轴，很受上海观众欢迎。王卿遂提议让梅兰芳唱一次压台戏(相当于北京的大轴戏)，并“约定以后永远合作下去”。梅兰芳听取冯幼伟、李释勘等人的建议，特别新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1941年前后，程砚秋挑班的秋声社演出于新新戏院，大轴《四郎探母》由二牌老生王少楼主演杨四郎，程砚秋为他配演铁镜公主;另外一次，程砚秋压轴与张春彦合演《三击掌》，大轴是王少楼的《珠帘寨》，程砚秋为他配演二皇娘。论者认为“他这样捧法，王少楼自然死心塌地、忠心保国的为他唱二牌老生了。”
       在等级森严的“名角制”班社中，演出剧目的前后顺序和主次搭配，都关乎演员名分，不容参差。偶有排列不甚妥当，演员会认为自身地位受到轻慢或威胁，激烈者竟至辞班。1925年秋，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老生言菊朋挂二牌。12月3日，协庆社在三庆园夜戏，尚小云、侯喜瑞、朱素云、范宝亭、尚富霞演出大轴《红绡》;为增强阵容，邀请老生谭小培与王长林演出《天雷报》，码列压轴;而言菊朋与尚富霞的《胭脂虎》派在倒第三。言菊朋认为此举严重侮辱其名誉地位，当晚演出结束，立即辞班。1930年，言菊朋以二牌老生的身份搭入杨小楼挑班的永胜社，二牌旦角为新艳秋。3月1日永胜社在开明戏院夜戏，大轴是杨小楼、钱金福的《铁笼山》，压轴是新艳秋、王又荃、文亮臣合演《鸳鸯家》，而言菊朋的《上天台》列倒第三。言菊朋演完该场，又一次因戏码先后之故辞班。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杨小楼挑班的永胜社，1928年11月底永胜社贴演《状元印》，按照演员在班中的等级，应由许德义饰演赤福寿一角，管事刘砚芳却派了他的哥哥、地位较低的刘砚亭出演。结果许德义极为愤慨，当场报复，把杨小楼的盔头添了，制造了严重的演出事故。言、许的行为虽不能说和个人脾性全无关系，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却是“名角制”等级森严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当时人眼中，剧目先后、主次颠倒是破坏规矩，而他们的行为却属于可以理解甚至同情的。

南京大学学报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