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浜桥（下）作者：杨雁翎
（下）
杨雁翎
春暖花开，万紫千红。
这里有申城的烟云，有浦江的璀璨，有虹口曾经的繁盛，还有四川北路那些人间烟火般的弄堂以及那座座小桥。
横浜桥题名
虹口东北部的四川北路上，就有一座“横浜桥”。桥下的“俞泾浦”，是黄浦江西岸边的一条支流。这条取名为“俞泾浦”的支流，从虹口港一路穿过大名路桥（外虹桥）、长治路桥（中虹桥）、汉阳路桥（里虹桥）、余杭路桥（电灯桥）、周家嘴路桥（海宁路）、哈尔滨路桥、嘉兴路桥（四平路）、邢家北路桥，然后穿过四川北路上的横浜桥，曲曲弯弯流向蕰藻浜，再经江湾流到张庙（张华浜、庙行）。
吴淞江、黄浦江、虹口港变迁示意图
老上海明信片。图为外虹桥南望虹口港汇入黄浦江河口处
在“俞泾浦”流经哈尔滨路与辽宁路之间，也就是现在的“瑞嘉园”小区前，以丁字型横向分流出一条“沙泾港”。其向北穿过溧阳路桥、海伦路桥，弯弯绕绕流到四平路，过大连西路中山北路，直到万安路。然后，九十度掉头往南，至粤秀北路再次同“俞泾浦”合流。
“余庆坊”就在“横浜桥”边上，桥下的“俞泾浦”宽不过10米，从桥头住北左五步右五步，就到得弄口。
出“余庆坊” 总弄往左，面西的这一排，都是1923年建造的三层街面房。
从弄口往左数起，第一家是四川北路1898号（二开间门面），七、八十年代的“新丰百货商店”。
这家店卖的都是些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如百雀羚、海鸥洗头膏、永芳珍珠霜，美加净发蜡。还有用蚌壳装的蛤蜊油、甘油、针线、纽扣、缝纫机配件、拎包以及床上用品。
在这里我曾买过钱包、指甲剪、打火机，也曾买过蚊香、肥皂、毛巾、手帕等物品。
百货店有南北二扇门，南面一进门，迎门的柜台上方墙上，张贴着各式枕头套（图样），卖的是床单被面枕头套。
左边护肤柜，也就是背靠四川北路的中央柜台，放着好几个大口玻璃瓶，内装各式雪花膏。
在这类护肤用品中，百雀羚是最受居民欢迎的。那年代家家户户都会拿着空罐、空瓶去零拷些百雀羚回来用。
售货员会用一根尺把长寸把宽，通体枣红色的竹片，从大瓶内刮取，然后移至待装的空罐（合）内，装满后再用竹条片轻轻一刮，干净利索地完成一次交易。
当年，这类护肤品，都有另拷业务。那年代人们的经济及物资都不丰富，生活上需要精打细算，另售也出现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操作方法。
其中，蛤蜊油比较有特色，它是用天然蛤蜊壳为容器，内装凡士林。当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价廉物美，是冬季护肤的大众化商品。
2019年我在豫园商城，看到消失了好多年的蛤蜊油出现在眼前，15元一盒（大盒），产地浙江。
靠弄口那扇北门，右侧柜台的台角上，有一只插有胶头滴管的深色玻璃瓶（内装汽油）。这是一种自助式的另拷汽油，加一次油2分钱，当然也可以请营业员帮忙。
汽油打火机是由齿轮摩擦电石，产生火星点燃饱含汽油的棉绳（那年代还没有汽体打火机）。
这种老式打火机，常用耗材就是电石和汽油，其中电石可以用蛮长时间，但汽油容易挥发，需要经常加油。
在“余庆坊”北弄口，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修打火机滩位，也有加汽油。后来，市面上出现了使用丁烷气体的新式打火机，不但一点就着，而且没有汽油味，因此打火机加汽油就慢慢消失了。
再后来有了一次性打火机，以及电子打火机。有一种内装电池的高级进口打火机，在人民广场还有连续100次点火成功，赌一两“永久牌”自行车的“比赛”。
百货店北门左手边，背靠弄堂的柜台里，主要卖针线和纽扣。柜台中的纽扣大大小小种类繁多，当时人们的衣服也就几种颜色，并不像80年代末，要特意跑到四川北路496号（武昌路口），那家著名“大兴纽扣商店”去挑选。
大兴纽扣商店
对于我们男孩来说，这类商品一般不太感兴趣。但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却特意去买过一种边缘很薄的大衣扣。
低年级时流行过一种“转扣子”游戏，我想大家小时候都玩过。将一根鞋底线穿过扣子的两个纽孔，绳头打结，并把扣子放在绳子的中间，两手抓住绳子的两端，一张一弛地转动扣子，然后有节奏地拉扯绳子，扣子就快速转动起来，还会发出嗡嗡的蜂鸣声。
后来我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两位”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工程师，受“转扣子”游戏的启发，制作了成本极低的人工离心机。
这种人工离心机仅由纸片、绳子、塑料组成，在一分半钟的时间内，将人体血液根据成分，用离心的方法进行分离。这种“纸片离心机”的转速，能达到每分钟12500转。
斯坦福大学实验室助理教授 Manu Prakash 说，这种方法是人力所能产生的最快转速了。
因此，我在想纽扣应该是西方人所发明的吧，那么这种游戏到底是他们小时候玩大的，还是我们长辈们从小玩大的呢。因为，这有个发明专利的问题啊。
往南第二家商店是“长春服装店”，它同“余庆坊”北弄出口专卖男装的“长春服装商店”是一牌二店。
第三家就是“爱群绒线商店”。之所以说就是，那是因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余庆坊”弄内168户338位日侨，共遣返了337人，只一位日本女性，由于嫁给了中国福建籍丈夫而免于遣送。他们就住在“爱群”的二楼，而楼下原是夫妇俩开设的“东洋绒线”店。
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遗留侨民”，夫妇俩移居日本，而他们的三个儿子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余庆坊”中第一批下海的弄潮儿。四川中路上的日本餐馆及甜爱路口上的另一家日本料理店都是杨氏三兄弟开设的。
再往南是二开间的“家具店”，只是不记得店名了，店内除了家具外还卖菜橱、樟木箱、马桶（4.5元）。
1970年我父母家换装，在此店买了三把捷克式靠背椅（只有三把），每把7元。
一个月后，在“余庆坊”63号二楼，我外祖母女中同学程家，看到了一把同款同色的椅子。经协商后，再去该店买了一把靠背蒙着咖啡色人造革的椅子（12元）进行交换。至此，我家总算凑齐了一桌四把相同的椅子。
家具店隔壁是“长春理发店”。“长春”是男式理发店，一排五只理发椅，顾客面南而座。不过，个别阿姨进来要剪剪头发，也是可以的。
三、四年级后，我就在这家店理发了。在“长春”之前，我是在“余庆坊”53号服务站剃头，“马桶头”8分一次。
53号是总弄进来的第一幢房子。因此，服务站占用了中厢房与后厢房。剃头与电话间、配锁匙，在进出总弄的后厢房，钢中镬子换底在中厢房。
剃头的是两位阿姨轮流操作，要是学龄前小朋友来剃头，就在理发椅上，再放上一张小板橙。
剪完头发，从一个暗红色园盒中拿出粉扑，脖子上额头上，痱子粉涂沫的到处都是，象只“白乌居”。
然而，服务站那张黑面理发椅倒是老货，同“斯为美”、“长春”的一样，只是档次不同。“斯为美”是柚木扶手，“长春”是铜壳扶手，服务站这把是白铁搪瓷扶手。
坐上椅子，正对面的墻上，一支24英寸的日光灯管挂在了上方，剃头的时候一拉开关，老旧的镇流器发出很大声音，整个环境昏昏沉沉。
日光灯下面，是一面镜子，边上水银有些剝落，四边都是黄褐色的銹斑。鏡子下面支着块搁板，上面放着剪刀、手轧刀、电轧刀，细木梳，篦箕梳，还有一把长毛刷。吹风机掛在右侧，而一面用来照后脑勺的圆鏡，则挂在左则墻角（从未给我照过），挂在墙上的还有条二寸宽帆布质的“荡刀布”。
右边靠墻处，有个三角立架，上面放着白色的搪瓷脸盆（洗头用），旁边二个竹壳热水瓶，地下有一个阴沟下水道，正好用来倒水。
服务站这个剃头位子，其实一直是个理发店。日握时代它叫“竹内理发店”。46年日本人被遣返后，来了几位“白玫瑰”学生意的扬州人，店名叫“东亚理发店”，也就是“长春理发店”的前身。
1951年“东亚理发店”，搬到了四川北路上的街面房子，1956年公私合营，文革前改名“长春理发店”。
“长春”店堂间不大，一开间门面，却很干净，朝北一排侯客的长凳擦得很亮。洗头的水池前，二只漂亮的“花瓷园凳”（石鼓凳），顶上二只铜脚黑叶吊扇。几位剃头师傅的“行头”，必定中山装毕挺，皮鞋鋥亮，白大掛一套，什么“青年式”、“老样子”，都是闲话一句。
那年代从横浜桥朝北走，理发店有许多家。永乐坊旁边的“倍都”，溧阳路口的“绿宝”、山阴路口的“四明”。另外，我小学的后门，溧阳路1208弄9号汽车间，还有一家叫“同济”的理发店。
2019年我去四川北路怀旧，未发现一家理发店，不禁思量起，现住四川北路上的人们，不知都到哪里去理发。
走出理发店，下一家是“上游照相馆”。“上游”文革前叫“三友”，想来是三人合股开设的吧。那时的照相馆，还有出租相机的业务（凭户口本），并帮你装胶卷取胶卷。
“上游”照相馆楼上楼下二层，一开间门面。对着马路的橱窗內，放着一些黑白（彩绘）单人照及合影。
“余庆坊”有位女同学，60、70年代，奶奶姑姑从陕西老家来上海，合家照就是在“上游”拍的，然后展放在了橱窗里。
在人们的记忆中，照相馆最有生活仪式感。走进照相馆，必定是要记录某个高光时刻。而照片，正好凝固着一个个瞬间，记录了你我那些年的岁月美好。
当年，弄堂内很多同学，以及自己各个时期的照片，几乎都是在“上游”，留下了如今回忆的身影。
翻开相册，每年周岁生日，父母都会带我去“三友”拍一种纪念照。有拿长枪的，有拿飞机的，合成后的照片，变成了那一年的月历牌环成一圈，把自己围在中间，以及蜡烛花篮图案，上写“生日照”三字的四寸合成照。
“余庆坊”左近，四川北路溧阳路口的“万方”照相馆（洪流），四川北路橫浜桥南堍的“万象”（飞跃工业摄影社）。
五岁那年，我在“四川北路一小”上幼儿园。10月参加了虹口区“第八届普通话推广观摩”比赛，得了个三等奖。听母亲说原本可以拿个二奖，但在比赛中眼睛只会盯着班主任，太过“旁若无人”。
发下的奖状上，我姓名最后一字“翎”，被写成了“翔”。也是因此，等弟弟出生后，名字就拣了个现成。同样，左手握着冲锋枪，右手扶着十八寸大镜框，在“三友”拍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奖。
“余庆坊”街面房最南端的1880号，印象中一直是库房类的场所，其在四川北路开有一扇木腰门。一人高的水泥墙上，开着一整排高窗，窗外蒙着一层细格铁丝网。到了80年代，记得里面放了二部横机，接单定制毛衣。后期，听说变成了一家皮件上光商店，只是那时我家已经搬离了“余庆坊”。
1880号南墙外，已是“第四人民医院”的院内。也就是说这堵南墙，已是“余庆坊”南面的界墙了。
“第四人民医院”的前身，是由日本顿宫宽博士于1921年创建的“福民医院”，医院的二扇大铁门，就开在“余庆坊”的旁边，紧挨着街面房的南墙。大门两边的水泥立柱上，各有一球型白底红十字的醒示灯。两扇大铁门，直到九十年代初还一直在使用，成为医院燃煤及货物运输的进出口通道。
1934年“福民医院”又再次建造了一幢四层业务用楼，就是后来四院的“门诊楼”，位置在现在的1878号。从那时开始，去医院才改由现在的大门进出。
紧挨着余庆坊的原第四医院大门
在四川北路上，离“余庆坊”最近的弄堂（长春街道），是在“第四人民医院”里面，靠近长春路的“阿瑞里”（1856弄）。
“阿瑞里”同“余庆坊”不同，是由日本房地产商建造的，原名“杜鹃”，英文名Azaleas Terrace。日文汉译为“阿瑞”。
同样，山阴路2弄“千爱里”，也是日商投资兴建的住宅，它的原名是“樱花”，英文cherry Terrace。根据英文音译“千爱里”，很难想象，所谓的“千爱里”Cherry Terrace，其实是“樱花住宅”。
1856号在四川北路上，是一幢跨街城楼式的三层建筑，外墙红黄相间。它的一楼是悬空的，也就是“四院”和“阿端里”的进出口“大门”。
原是闸北水电公司的办公楼
这幢建筑原是“闸北水电公司”的办公楼，建造于1924年。公司下设水、电二厂，也就是现在水电路名字由来的出处。
1938年，公司水、电两厂被日军占领。同年6月伪“实业部”代表华中敌占区及上海各水电公司以现物折股，日方以4300万日元入股，成立了“华中水电公司”。而四川北路上的这幢建筑，被改名为“华中水电公司”北部分公司。
1945年抗战胜利后， 作为敌产“华中公司”被接管。1946年，原“闸北水电公司”董事会任命王兼士为经理。
王兼士（1905-1995）江苏无锡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 1935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36年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研究部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转赴香港担任浙兴银行驻港专员，1938年调任上海总行，任副经理、经理。
1950年成为第一批上海市工商联委员。1953年，担任工商联组织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荣毅仁）。第一届到第七届上海市工商联常委。第一届至第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市政协常委。他也是改革开放后，“中信公司”实际操舵人。
1979年，荣毅仁诚请王兼士赴京，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王兼士与荣毅仁都是无锡人，俩人50年代在上海工商界朝夕相处，友情深厚。
荣家两代人都行中庸之言，而王兼士却语言犀利，目光敏锐，办事果决。
为协助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同年离开“闸北水电公司”，放弃优裕安定的生活，独身前往北京，出任”中信公司”常务董事， 中信监事会首席监事。
1995年，王兼士因病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0岁。
“洪湖中学”位于四川北路1838号。在“四院”与“洪湖”之间，也就是“洪湖中学”北墙外面，还有一家“宏伟烟酒商店”。
这家店类似于如今的违章建筑，但经营方式却很前卫。临街的玻璃柜中，有四、五个直径10公分左右的白色瓷盘，里面拼装着三五枝、六七枝不等的各式牌号香烟，每盘0.10元。
整包出售的香烟有生产牌0.08元，劳动0.11元，勇士0.13元，飞马0.28元，光荣0.32元，前门0.35元，牡丹0.49元（海鸥、凤凰、中华）。
另有烟斗烟丝和雪茄烟，有段时间还卖阿尔巴尼亚及朝鲜的香烟。
酒类除了各种瓶装酒外，还有另拷黄酒、白酒、大曲、五加皮。那些散装的酒类，盛放在一个高50、60公分，顶部有一碗口大小的开口，内胆涂釉，厚陶烧制的白色酒缸里。
缸口压着个白纱布包裹着的盖子，打酒用的是三寸高三寸直径的竹筒，边上镶有一根细竹手柄。
“拷”酒时沉下酒缸，提起来正好一斤。只是，要提满也非易事，得用阴力，新手往往提不满，要经训练才行（也有不同直径和高度的，表示不同斤两）。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木偶组”。在演出的过程中，为了使木偶在变换身份时，产生一种特技效果，特意制作了一个能产生烟雾的“焰火器”。
在一根尺来长的木把上，固定住一个6、7公分直径的胶木瓶盖，在其边缘对称地钻上两个孔，各自按上一套金属螺母。
螺母之间连上一根，那个年代家家都有的“电表”保险丝，这种约1毫米粗细铅质保险丝，其熔点很低，只要通上电源就会熔断，并产生火花。
实际演出时，只要在胶木瓶盖里放上“黑火药”，接上电源，就能瞬间产生半米方园的火焰及一二米高的烟雾，从而完成木偶与木偶之间的角色转换。
这些黑火药来自于“二踏脚”，俗称“大炮杖”。当年，我曾为剧组去买过，离长春路319号剧组最近的商店，就是“宏伟”，一梱10只2.10元。
我高中就读于“洪湖中学”。四层的教学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坐北朝南，底层平拱门略带装饰。山形对花，半圆窗饰券心石，外墙花岗石饰面。
洪湖中学
该教学楼由“日本居留民团”建造于 1907年。最初名“日本人寻常高等小学”，1943年改名“第一日本国民学校”。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接管，改为“上海市立博物馆”。同年由熊佛西先生创建为”实验戏剧学校”，也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
1949年10月，更名为”上海戏剧专科学校”，1955年迁至华山路630号。1956年改现名为“上海戏剧学院”（校刊直到今天名为“横浜桥”）。
戏校迁址后，此处成为了虹口区“新力中学”，文革前改名为“洪湖中学”。1989年再次定名为“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
隔着“洪湖中学”南侧那条三米宽的通道，是1800号的“永安电影院”。这条通道，既是电影院的边门通路，又是前往“四川北路一小”前门的必经之路。
“永安电影院”初名“上海演艺馆”。1924年由日商林右坂吉租地建造（原屈臣氏汽水厂）。此后，曾易名为“明星大戏院”、“新东方剧场”、“上海剧场”、“永安大戏院”。
文革开始后，改名“鲁迅电影院”。1986年7月进行改造，楼下影厅设有宽排软席660座位。
1994年，随着时代的变迁，“永安电影院”被改建为“万家永安商厦”，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2017年重新装修后，更名“仲益永安商厦”。
2021年6月我再次经过它的门前，大楼的左半部变成了“汉庭酒店”，而右半部成为了“美食城”。
过了“永安电影院”往南那一片商店，差不多都是四川北路1774弄“永乐坊”的街面房了。从北往南第一家是“中国人民银行”横浜桥储蓄所，接着是“春声电器商店”、“艺华钟表店”、“风华理发店”、“力生皮鞋店”。
“永乐坊”与海伦西路拐角处，是三开间门面的”红川南货店”。这个位置在清末，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邵万生”发源地。
“邵万生”创立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制作销售宁绍家乡风味的糟醉食品和南北水产品，经数年苦心经营，发迹后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从虹口横浜桥，迁住南京路山西路口。
2019年我回国探亲，特意去周边走走，在“永乐坊”弄堂的南侧（1778号），看见了原开在“余庆坊”北弄边上的“乾源泰”茶叶店。
进内问讯了一下，两位40岁上下的阿姐，却是不知店名的来源，也不知何时搬到了此处。
而这次再去它的门前看一下，“乾源泰”已不见了踪影。代之而为的是一家装潢漂亮的“御丰季”参茸海参店。
上网查了一下，“乾源泰”在上海已没有零售店了，它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茶叶茶具、食品、烟酒、保健品等。因此，不知这两个有着传统韵味的店名，相互之间是否有联系。
跨过海伦西路，拐角上是“虹兴日用杂品商店”它的边上是二开间的“ 长城自行车商店”。当年，私人修车滩还末普及时，“长城”是这一带修理自行车的旗舰店。同时，店里除整车外，还出售各种自行车零件。“余庆坊”弄内就有人买齐了所有零件，自己装配了一辆28寸的自行车，价位在100元人民币上下（部分零件来自于虬江路）。
“长城”一墙之隔，是当年有“清水”、“浑水”之分的著名生煎包半边天“罗春阁”。
罗春阁生煎馒头（贺友直 作品）
由于写了一篇“余庆坊周边的饮食店”，因此包括对面的“天虹饭店”、“西湖饭店”，溧阳路口的”虹北饭店”，以及山阴路口的“伊斯兰餐厅”，就没有把它们罗列其中。
天虹饮食店(右侧)
“罗春阁”的南墙窗外，就是横浜桥下的俞泾浦。当年，也没有什么排放标准，厨房中的污水，都直接排放在了河道里。也因此，桥头下的河面上，一直漂浮着光亮的七彩油花……
横浜桥
终于踏上了“横浜桥”，它是我人生跨越的第一座桥。出生于七月的我，满月后由外祖母打着花伞，妈妈怀抱着去跨桥。
上海本地有种说法，婴儿由父母抱着过桥，儿时不易受惊，长大后人生旅途顺畅。
人生旅途是否顺畅不好说，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上海去香港，再日本再美国，旅途中确也迈过了无数的桥梁。
都说童年时的记忆会跟随你一辈子。当许多年后，你又回到了人生迈过的第一座桥梁时，发现周围全都是高楼大厦，老房老铺不见了踪影，就连原先的小石桥也换了模样。
恍然间，心中顿感茫然。眼前的这些陌生的楼群、商铺，似乎想把心中那块久远的记忆，就此抹去。
一个人可能这一辈子能够去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能够回的地方却不多。也因此，这故乡的小桥就显得格外珍贵。
儿时的横浜桥，曾看着它由清到浑、由浑到黑、由黑到臭。记得小学一二年级时，水里还有鱼虾，也曾随着“余庆坊”弄内的兄长们，去抓爬上岸的小螃蟹，并把它们养在大口玻璃瓶里。
到了夏天放学后，桥栏杆上总会有些胆大的玩童，跳水扎猛子……那个年月的场景，如今是再也看不到了……但值得高兴的是，如今横浜桥下的河水又变得清澈了起来。
有幸童年曾住在“横浜桥”的边上，看着家门口的3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来来去去。
坐上那时光之车，探头窗外，看到了许多的美好，不管是毅力、幸福、信心、快乐与爱，都从行进中的窗外一一闪过，显现在了记忆的深处。
或许，这些事对別人来说并不重要，可对我而言，这里却是我人生中的起点。“横浜桥”旁的“余庆坊”，一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只是，谁也不能把日月星辰倒转。如今，明白了时间巨轮威力的我，站在了2021年6月的时光里，却是再也无法回到儿时的那个春天了……
2018年秋于纽约
2021年夏改于上海
鸣谢：杨雁翎先生赐稿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