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卿：爷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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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共产党员的这个秘密，此前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想想也是，那年头，就算不受党的章程约束，信口胡咧咧，有几颗脑袋也是保不住的。爷爷虽然在外做官几年，可手里并没有多少积蓄，回到村里，和普通的村民没啥两样，整天忙的屁颠屁颠的，只是为了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计。鬼子占领天镇后，我们方圆几十里归安家皂警察署管理，当时也有人来找过爷爷，说让爷爷去干些好一点的差事，结果被爷爷一口拒绝了。
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中共天阳(天镇、阳原)工作委员会成立，开辟了阳原桑干河以北根据地，爷爷才不再像是只迷途的羔羊，再次投入了组织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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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回到了组织的怀抱，被分配到天镇二区(今马家皂)展开工作，不久就被上级提拔成二区区长，从此，爷爷就开始了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革命生涯。
当年的天镇二区，管辖着四十多个村庄。除了大家现在熟悉的马家皂乡十几个自然村以外，还包括赵家沟乡十几个自然村，以及现在归阳原县东井集镇管理的拣花堡、大石庄、王府庄、咀儿图、咸水皂等九个自然村。按现在人的思维，管理的村子越多当然越好，关键是那个年代，不太平啊！爷爷前脚配合大部队赶跑了日本鬼子，后脚又来了国民党军，随时随地都有掉脑袋的危险。听父亲讲，爷爷打游击时，有时候一年都顾不上回家一次，虽然离家很近。
曹进庄村(现天镇县赵家沟乡管辖)山高沟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打游击战的不二选择。二区的根据地就设在那里。前些年我做小买卖去过曹进庄，当我和上了年岁的人唠起我是王体玉的孙子时，老人们都显得是那样的激动，就好像是见了亲人一样，个个对当年爷爷带领区小队干革命的事迹如数家珍，老区人民对爷爷和游击队的感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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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一落，游击队出发”，这是当年流传在根据地的一句口头禅，也是老一辈人打游击干革命的真实写照。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势力还很强大，武器精良，后勤有保障。官兵进了村不受约束，和土匪没啥两样，见鸡捉鸡，见羊牵羊。爷爷带领的区小队虽然还没成建制，可纪律严明，把党的各项政策贯彻得很到位，生活非常艰苦。从领导到队员，几乎连家都不回一下，一来是受纪律约束，二来是怕连累家属。尽管这样，奶奶一家老小也遇到过两场危险情况，要不是村民冒死保护，早就被国民党给突突了。游击队各项工作都在夜里展开，是遵循了“敌强我弱、敌进我退”的游击战略，现在看来也的确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听老年人讲，爷爷作为区长，是老早就挎上了手枪的。可子弹并不多，也就一两颗，队员们手里头有时连一颗手榴弹都平均不了。为了弥补弹药不足，爷爷就让队员们用红布把笤帚疙瘩包起来，别在裤腰假装手枪。其实连壮胆的作用都起不了，写到这里我都想笑，那样的办法亏我爷爷能想出来。
区小队力量薄弱，干的工作都是看似不起眼的琐碎事儿，不像正规部队那样冲锋陷阵，攻城夺寨。爷爷和队员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到一村先宣传党的政策，建立村组织，发展党员，鼓励年轻人参军，为部队征集粮食，分田地斗地主……
由于二区离阳原最近，当时阳原县驻扎的国民党县大队非常猖狂，南面咸水皂村又有国民党民团，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员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区小队。爷爷虽然一向小心谨慎，也难免有情报不准的时候。在国共双方争抢一块地盘的年代，经历几次遭遇战，也是很正常的事。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安家皂。那天夜里，爷爷和队员们为部队筹了一些粮食。没用车拉，估计数量不是太大，就用毛驴驮着，趁着夜黑往曹进庄赶。谁料咸水皂的民团知道了消息，在安家皂沟东设下了埋伏。就在爷爷快要靠近的时候，民团里有人朝爷爷开了一枪，或许是那个小子太过紧张的缘故，提前开了枪，要不然等爷爷一伙人靠近了再开枪，估计爷爷和队员们都成烈士了。爷爷和队员们在忙乱中扔了几颗手榴弹，借着夜黑加上地形熟悉，成功逃脱了。爷爷一点儿也不神，干革命全凭一腔热血和勇敢，这一点我非常佩服。
惩恶霸、斗地主，当时也是党的一项政策。爷爷在落实这项政策的时候，走家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对列入名单的那些人做了具体的甄别。拣花堡有个姓李的地主被列入了名单，爷爷打听到李老汉虽然财产很多，可从不仗势欺人，不管是对自家的长工短汉，还是本村村民，都非常仁慈。谁家缺粮短钱了，只要对老汉张口，都不会碰钉子，而且没有利息这一说法，对政府的工作也很支持。爷爷在落实情况后，就把李老汉从名单上勾销了。爷爷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得到了辖区内人民的一致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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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组织上派爷爷去学习，准备承担更重要的工作。爷爷在天津组织部学习期间，意识到自己文化底子太薄，就拼命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注定爷爷做不了什么大官。就在爷爷学习期满、刚被组织任命为武川县县长一职的时候，爷爷却得了一场大病，没能到武川县任职。现在回想起那句至理名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简直是太有道理了。
爷爷养好了病，回到了天镇老家工作，担任了一般的领导职务，先后在财政科、检察院和公安局工作过。期间有两个故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天镇县解放初期，各个村都要向县里上交公粮。当时条件比较差，村里面连木轱辘车都没有。交公粮只能靠骡马、毛驴驮着去，就在我们村交公粮的人快到天镇的时候，有一头毛驴出了道难题。毛驴胆子小，不敢过河，主人推搡的中间，一袋黑豆掉进水里了。我们村离县城六十多里路，大家好不容易相跟着快到了，就因为这一袋掉在水里的黑豆犯了愁。到了粮库，人家保管把其它粮收下了，那一袋黑豆说啥也不肯收下。大家没了办法，就想起了我爷爷在县里当官，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也好早点儿交差回家。大家找到了爷爷说明了情况，爷爷就给粮库领导写了个便条。大体意思是先把黑豆收下，倒在干净的地方晾晒以后，完了由爷爷去处理，好让村民先赶路回家。那时候人们在工作上都比较较真儿，但爷爷的做法无疑是人性化的。
村民们回到村里，都在夸奖爷爷，说爷爷一张便条就能办事，说爷爷有多大多大的权力。可大家不知道，爷爷在他们回来的第三天就去了粮库，把那袋晒干了的黑豆又重新过了秤，入了库，还按照规定把亏损的黑豆钱自己给垫付了。
第二件事是在奶奶到了天镇以后，我父亲和姑姑们老是嫌奶奶做的饭菜不香，其实也怪不着奶奶，菜里头缺油少水的，除了一把咸盐，其他调料几乎没有。有一次爷爷去县委库房干活，发现有两麻袋花椒和大料，父亲趁人不注意抓了两把塞进口袋。本来挺隐蔽的一件小事，回家后还是被爷爷发现了。大家现在想象力再丰富，也很难想到我爷爷当时是怎么做的。爷爷愣是把那两把调料用报纸包起来，送回了库房。只是回家后轻轻地对父亲说了一句：“咱明天出去买上一二两”。
作者简介
王培卿，山西阳高人，农民，酷爱写作，陆续发表的二人台作品《回家过年》《心中的二人台》《妹妹跟哥走》《农民苦农民难》《新版十劝人》《基层干部谈反腐》等作品散见各大网络平台，深受晋冀陕蒙二人台爱好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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