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虫还是人——还原真实的大禹与真实的夏王朝
传世文献记载，夏代的建立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在中国历史上，禹治洪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大禹治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的建立，也是多数人认可的事实。
根据《尚书·尧典》等古文献的记载，当我国传说时代最后两位部族联盟首领尧、舜之时，天下发生洪水，禹被举荐为治理洪水的总揆，并取得成功，舜遂将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禹。但禹却未将权力传给下一位贤人，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启，由是产生了“家天下”的夏王朝。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名篇《理水》中，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民族“脊梁”形象——大禹。小说完成于1935年，那时日寇已占领我国东北三省，进而蚕食华北，中国正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作者是否通过大禹这一人物，表达心中对挽救时艰英雄出现的某种期盼呢？不得而知。
但是在同篇中，鲁迅先生用对比手法描写了一批躲在文化山上，对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麻木冷漠，却一味空谈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位“鸟头先生”，着墨不多，却生动传神，他嘴里总是挂着“禹是一条虫”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按《鲁迅全集》的注释，《理水》中“鸟头先生”指的就是顾颉刚先生。顾颉刚早年研究中国古代史，怀疑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认为大禹传说出现最早，但与夏王朝并无关系。
他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而来的。禹是禹，夏是夏。最早的《诗》《书》中，禹的地位是独立的，事迹是神化的。一直到战国以后的文籍里，禹才成为夏的第一代君主。这是禹从“神”逐渐演变为“人”所衍生的结果。
在1923年发表的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先生写道：“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这样看所谓顾颉刚先生提出“禹是一条虫”的论断的说法是非常不科学的，但是，这一说法又的确是非常通俗和形象的，所以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此说一出，立刻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激烈批评。收信人钱玄同先生，本来是最疑古的，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也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先生据《说文》云'从禸’，而想到'禸’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
“古史辨”所掀起的“必须重新认识历史”的结论在史学界当然影响很大，而“古史辨”关于“禹是一条虫”的通俗说法以及由此引起的轩然大波，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当年的学界名流多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谴责之声竟一浪高过一浪，既说他亵渎中华民族起源，也“非圣无法”，以致最后由他编写的，以此为内容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虽然有胡适这样的名家“校订”，也遭查禁。
面对批评，顾颉刚先生有过一定程度的退缩，他一方面对他考证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有所检讨，强调他论证“禹是一条虫”只是一种假设；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的观点，反而对这一观点继续进行更严密地论证。
距《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四年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
夏代的信史地位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认知。从传世文献来讲，除了《史记·夏本纪》的系统叙述之外，在《尚书》《左传》《国语》和《诗经》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代的记载。
在出土文献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举出秦公簋和叔夷钟的铭文来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著名青铜器豳公盨，铭文开首即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证明最晚在西周中期，《尚书·禹贡》里的相关内容就已经广为流传。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距离夏代尚远，但这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更容易被“想象”，被神话，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不合适的。
那么？千百年来为人们所顶礼膜拜的治水英雄怎么会是一条“虫”呢?后来的学者也是有解释的。
神话中的英雄经常用他所征服的强大对手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逐疫的方相得名于为其所逐的大病疫鬼伯强；吞食鬼邪的赤黄父，也用被他吃掉的黄父鬼的名字。这样看大禹的名字，也可能跟他征服的对象有关。
传说中大禹的功绩，归纳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逐杀共工及其大臣相柳。这两个事情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共工和相柳都是引起洪水的恶神。《淮南子·本经训》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可见共工正是引发洪水的罪魁祸首。文献记载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共工乃是水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共工的大臣相柳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山海经·海外北经》及《大荒北经》都记载相柳所到之处，都会变成一片禽兽不能栖息、人民不能居住的汪洋。可见，相柳正是共工的同党，他们一起兴风作浪，凌虐百姓。大禹驱杀共工、相柳，正是为了治理洪水。
值得注意的是，以洪水为虐的共工和相柳又总是一副蛇的嘴脸。根据《神异经·西北荒经》的记载，共工是一个住在西北蛮荒之地，有人的面孔和蛇的身体的贪恶愚顽之人。相柳，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也是九首人面蛇身。
蛇是龙的原形，古籍中多有蛇龙互化的记载，两者在古人心目中实为一体。文献里也说龙能化生雨水，可见它是兴风布雨的神异动物。因此蛇便也与雨水有了密切的联系。在文献中蛇与龙就常与洪水联系在一起了。《论衡·吉验》说：“洪水滔天，蛇龙为害。尧使禹治水，驱蛇龙，水治东流，蛇龙潜处。”共工与相柳本身即是蛇神，而蛇神正是水神，怪不得他们能振滔洪水，为害天下了。
《说文》释“禹”的“虺”，本即蛇名，可知“禹”之为名，本也关乎蛇。大禹治洪水，也就是征服了蛇神，以“禹”为名，可能是先民思维逻辑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顾先生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高山族正是以蛇为图腾，他也由此联想到殷周铜器上的蟠螭、蟠虺纹，可能就是禹“图腾”的遗留。于是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
从顾颉刚先生提出“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了，无论是新的史料的发现还是地下文物的发掘以及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都远远超过了顾颉刚所在的时代，“禹”不是神而是人已是历史研究者的共识，虽然他的身上带有许多神话传说，这是远古时代的必然。
从顾颉刚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出发，对今天我们了解夏王朝的建立，应该说会产生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