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57年12月22日）
本文是周恩来同志于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接见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和部分劳动模范时的讲话，这是了解和研究上海党史、工人运动史以及继承和发扬上海工人阶级光荣革命传统的一份珍贵资料。承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提供的根据纪录整理的稿本，在本刊摘要发表，以志纪念。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周恩来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三位同志也是领导者，他们都牺牲了。还有王若飞同志，他当时是指挥南市暴动的，后来也牺牲了。他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4月8日飞机上遇难牺牲的。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王若飞，这些都是领导同志，都先后牺牲了。前三位同志是给敌人捉进去后牺牲的。起义时，赵世炎（当时的名字叫施英）还在《向导》周刊上写文章。到现在，罗亦农同志的尸首也没有找到，赵世炎同志的骨头也找不到。后来，党中央又派了陈延年同志到上海来工作，这是第五位了，也牺牲在上海。牺牲的人多了。我们讲的还只是上海起义的。如工人运动方面的还有刘华、顾正红等同志。这些同志，你们是常常纪念他们的，他们都直接领导上海工作。这是一些代表人物。“四一二”流血牺牲的人数就更多了。“四一二”以后，武汉国民党又叛变，这时候，上海牺牲了很大一批。这些同志为上海工人立下了光荣的传统，他们替我们开了路，值得我们纪念。
另外，我也要讲一讲，我在上海和同志们见面，第一次有半年，即在1926年11月到1927年5月，整整6个月，以后我到了武汉。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又到了上海，这是1927年冬天。第二次是从1927年冬天到1931年冬天，即“九一八”事变以后，差不多整整四年在上海工作。我在上海工作两次，你们也知道一点。这两次工作对我教育意义很深很大。
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浪潮蓬勃发展起来。当时我在广东。后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第一次我不在，后两次我是参加的。
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汪寿华
第一次暴动没有经验，很少几个人，有一位同志—奚祖尧同志牺牲了。初次革命没有经验，那也是免不了。那时，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到了金华，工人动起来了，被孙传芳军队控制住了。这次经历了挫折，取得了经验。
第二次武装起义是在1927年2月，上海工人响应北伐军进发，进行罢工。那时，北伐军已近松江，但离开上海还很远，这时敌人恐慌了。北伐军到了松江，上海工人运动高涨。现在想来，当时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到了南昌，蒋介石手下的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到了松江，就按兵不动，不进上海。既然工人罢工，就要有武装行动。闸北、龙华罢工以后准备起义，结果来不及准备，没有经验，又失败了。
有了两次失败的经验，第三次起义是北伐军接近龙华，这就是3月20日（注一）的一次。这次起义成功了，沪东杨树浦工人、沪西曹家渡工人和闸北、吴淞的工人结合起来，坚持了两天一夜，反动军队退出了闸北。6 800个工人纠察队（员）组织起来了，这是第一次工人组织的武装，缴来了5 000多支枪。原来只有200多支驳壳枪，是从租界里运来的。今天在座的瞿素珍同志也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也出来了。各个地区都对工人进行了训练、组织，敌人恐慌了，夺取武装胜利了。这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成功地夺取了武装。第三次罢工以后，就到了街上夺取武装，特点也就在这里。武装起义后，巷战两天。工人阶级夺取了武装后，建立了联合政权—上海市政府委员会，由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共产党组成。工人纠察队设在东方图书馆。
王若飞
工人纠察队守卫在上海总工会门口
武装起义是成功了，但当时经验不足。我在二十六岁时就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那时还是个娃娃，比裔式娟还年轻。当时陈毅同志也在黄埔做工作。那时我们有手提枪、木壳枪等，有8 000多个武装的纠察队员（注二），蒋介石的军队又不来，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办，我们就等在那里。而当时租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又不能马上就赶走。当然，我们年轻，青年人又瞧不起他，认为帝国主义算得了什么，结果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勾结起来搞我们。另一方面，蒋介石军队的军官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经验比我们多一些，他们参加过辛亥革命，而我们在辛亥革命时还是带辫子的娃娃，而那时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这些买办资产阶级、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经验比我们多，帝国主义又教他们，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勾结起来搞我们，我们又没有准备。那时候，按理应该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当时江浙两省农民运动已有相当发展，如果我们工人武装和农民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当然长期坚持还是有困难的。
我们有工人武装，但不懂得与农民结合起来。我们那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不深入，最主要的是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结果给敌人骗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总工会召开庆祝大会
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理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们的副指挥也去了。原来我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结果在他那里搞了半个小时，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劲了，一下子被缴去了。谈了一会，我们看着谈得没有结果，就出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已经空了。路上碰到几个人，他们告诉我说，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已经散了。这是一个教训。骗我们武装的时间是4月11日（注三）。
工人纠察队经过激烈战斗，夺取了虬江路警察署
我们是经过长期业务锻炼才逐渐地坚强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青年知识分子下去锻炼，共产党员、青年知识分子下去锻炼是最根本的问题。当然，在当时的斗争中，也可能被敌人杀头杀掉了，这也是一种锻炼，但这种坚强是一时的英勇。经过长期锻炼后的坚强与一时的坚强是有区别的。
1927 年 3 月 23 日，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时的合影
那时，上海约有50万工人罢工，有20多万人即一半的人跑到街上来了。这是一个检阅，给上海工人阶级树立了好的传统。工人阶级要求解放、要求斗争，工人阶级要得到民族解放，才能前进，上海工人阶级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当时没有能够使上海工人阶级保持一部分优秀干部下来，在城市中不能长期坚持就可以退到农村中去。当然，也保持了一部分力量，但那是另一种形式，一部分没有牺牲的人中，有一批退到武汉去了，那是少数；有一批送到莫斯科去学习，苏联对我们招待很好，这种锻炼就比较红了，是温室中培养出来的，从苏联学习回来后，有一批是好的，但也有的消沉了。如果那时我们把力量暂时撤退到农村中去，那就会保持很大的干部力量。那时整个党是陈独秀领导的，他不重视农村工作，陈独秀路线是不重视农民运动的。要武装就要与地主翻脸，农民要求土地革命，而陈独秀连农民的减租减息也不要。从全党来讲，农民运动是做的，但整个路线是陈独秀领导的。这对我们上海也有影响。“四一二”以后，陈独秀到武汉去了。
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上海可以保存一些力量。如果不犯这些错误，城市是否会大发展？也不会的。因为必然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我们革命运动是先从城市起来，集合了很多工人、学生（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然后派到农村里去，同农民结合起来，然后做一些军事运动、军队运动，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起来。把革命高潮搞起来以后，说是能够一下子一帆风顺了，武汉就取得全国政权，共产党的领导权就确立了，这也是不大容易的。尽管我们不犯路线错误，恐怕也要受一些挫折，因为究竟全党缺乏经验，不是一个人缺乏经验。少数有深刻的思想的人，也还要有群众才行，个人离不开群众。群众的觉悟还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免不了要犯些错误，受些挫折。俄国革命经过1905年的锻炼，中国的1924年至1927年这个阶段完全成功也比较难，但是不犯这个错误也可能收获更大一些，保留更多一点。因此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上海党也不可能大发展。起义本身还是成功的，但是以后受路线领导之下犯了错误。以后三次“左”倾路线使得上海损失很大。如果没有这些错误，上海就会保存力量多一些。但是秘密党完全不受挫折也不可能。俄国的经验，它的秘密党也是经过多次破获，列宁是流亡海外，斯大林是被捕多次，不仅斯大林，他们老一辈的同志都是经过被捕的，如莫洛托夫、加里宁、斯维德洛夫。他们有一个好处，不杀头，只充军，可以保存力量。我们也被捕，绝大多数是牺牲，所以我们损失就大。不然上海地下党不经过这些错误，我们保存力量多些，上海的革命传统就更深一些。
（注一） 应为3月21日。
（注二） 起义五千人，另据上海总工会于1927年编写的《“四.·.一二”大屠杀纪实》一文所载，起义后，纠察队员的人数为两千七百人。
（注三） 应为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