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 我与烟酒茶
【往期回读】
我与烟酒茶
王慧骐
作者王慧骐先生，生于扬州，现居南京。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江苏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东方明星》月刊主编、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
（吸烟有害健康）
1
先说烟。有点大言不惭。毕竟抽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且无论哪个年代，都是社会不提倡、家庭不赞成的。
我偷偷抽烟大约在十五六岁，“文革”当中。跟在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插队知青后面玩，他把乡下的农民带到城里来偷粪。水泥船停在运河边上，乌漆墨黑的夜晚，他打个电筒前面带路，挑粪桶的农民后面跟着。他先窜到厕所里打探，发现没人，便挥挥手，农民担桶进去，他站在外面放哨。他说带我一块出去玩点惊险的，原来是干这个。我心里害怕，但又不好意思说走。他叼根烟在嘴上，还递了根给我。我说不会，他一笑，说：笨死了，抽两支就会！顺手划了根火柴帮我点火，我只好硬着头皮抽了。一口吸进去呛得要死，接下来有天旋地转的感受。后来知道了，烟的牌子叫“经济”，八分钱一包，是当时最便宜的。还有稍贵些的，叫“丰收”，一毛三一包。
凡事就怕有开头。抽过第一支，便有第二支。起初都是别人给的，后来发展到有了点零花钱，也悄悄去小店买烟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意识大抵也从那时候开始有的）。不过那年代，店主肯把一包烟拆开来零卖，三支五支的小生意也做。估计是针对像我这样“不学好”的半大小子的。可怜我买来的几支烟东塞西藏的，生怕大人发现，常常在裤袋里被折断或揉烂。
一直到后来去工厂上了几年班，再到大学去读书，时不时地已可以拿到几张因发表了文章而汇来的稿费单，但抽烟始终不敢明目张胆。当时住在家里，听到父亲推门进来，忙不迭地将夹着烟的手放在桌子下面，有两回为了把烟掐灭，手都烫到了。
要说抽烟，可能有一点隔代遗传的因子。我的祖父是会抽烟的，不过他一般抽那种老式的铜制水烟筒。拈一小撮烟丝捺在烟嘴上，用草纸卷的纸媒儿点燃，抽的过程里能听到烟筒里水的咕咕声。这种烟丝较便宜，比抽纸烟要省钱。爷爷六十来岁时还曾干过一段工人，后来不干了，就没有了经济来源。虽然父亲也给他一些零花钱，但他不舍得拿去买烟，而是用来租小人书或带我们去摊子上看西洋镜，把钱都花在几个孙辈身上了。记得最窘迫的时候，祖父让我们出门时，在马路上帮他捡别人扔掉的烟屁股，捡回来揉碎了放在水烟筒上抽。还叮嘱我们别对父亲说，他怕给在大学里做讲师的儿子丢脸。
但父亲对祖父抽烟至少是不反对的。困难时期那几年，做大学老师的好像有一点“小福利”，会抽烟的每个月可以拿到几张购烟券（不抽烟的没有）。父亲本来不抽烟，为了拿几张烟券给祖父，便在同事面前假装抽烟，好几次把自己的手指都熏黄了。若干年后父亲看到我抽烟，是很有些不悦的。母亲更是好几次很心疼地对我说，你还是别抽了吧。只是时间久了，见劝说无效，也就懒得再费口舌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两弟兄，弟弟从不抽烟，不仅不抽，而且对烟反感。他做了几十年律师，有当事人到他办公室谈案子，见来者正在抽烟，他会让人把烟抽完了再进去。唯独对我这个哥哥他能“网开一面”，居然可以容忍并接受我在他面前吞云吐雾。
虽然很清楚抽烟不好，但终究年深日久了，有一点积习难改，尤其是夜晚在灯下想写点什么，总会下意识地去烟壳里摸烟。
2
次说酒。喝酒比最初抽烟要晚好几年。我曾写过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醉酒。那时已经在纺织厂里做机修工了，一个高中的同班同学被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校录取，几个玩得好的同学“抬石头”（即现在的AA制）为他饯行。喝的什么酒不记得了，反正是醉了，出门后吐得一塌糊涂。当晚十一点我还坚持着去上夜班，第二天早上把口罩摘下来（车间里灰尘大，上班必须戴口罩），一旁的工友还闻岀我满嘴的酒味。
说抽烟或有遗传可能有些牵强，但关于喝酒似乎有这个说法。我的祖父、父亲都能喝酒，且酒量亦可。少时记忆中，他们喝酒的频率并不高，一般是家里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总要多弄些菜，开怀畅饮一下的。我十几岁的光景，暑假去杭州看外公，返回时，特意去商店买了两瓶绍兴酒，大老远地背回来给父亲。记得外公当时为这事还发了通感慨，说小小年纪能想到这个还真不多。我旧话重提，是想说明酒在我们家中彼时所处的一个位置。
我真正尝试着喝点酒，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县里工作，经常要下乡，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了点吃喝风的意思，但绝不夸张。县里干部下来，总要招待你一顿。大都在乡政府食堂，也有到外面小饭馆的。菜会有七八个，甚至略多。酒是一定要拿一瓶的，否则表达欢迎的气氛出不来。酒当然不会太孬，总在一二十元之间，中等偏下的水平。不过当时感觉已蛮体面了。
及至九十年代初，我已调来省城，受命创办一本综合期刊，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均有交道。吃喝，自然也就免不了。经常喝的酒是十七元五角一瓶的“尖庄”（我们习惯叫它“红尖庄”，是因为酒瓶上有一张印有“尖庄”字样的红颜色的包装纸。据说它就是“五粮春”的前身，后来改名了，价格翻了十几倍），度数不低，口感也好，拿得出手了。不过这样的白酒，我一般是为了工作陪别人喝，自个儿星期天在家，顶多也就开一瓶啤酒，算是潇洒了。说到啤酒，印象中也曾喝醉过一次。那是采访金陵啤酒厂的厂长，完了人家留饭，搬了一箱生产线上刚下来的新鲜啤酒，让我们放开喝，还真就被打倒了。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喝啤酒的兴趣渐渐淡了，正常情况下还是爱弄杯白酒。对牌子没有特别讲究，茅台五粮液自然是好的，但不可能老是喝它。退休后的这几年会经常出去走走，晚来歇店后，就近找一处小酒馆，一小瓶二两装的“小糊涂仙”或“红星二锅头”（这两年又喝上了江小白），都行，再点三两只下酒菜，就挺惬意。不久前收到好友刘茁松（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审）寄来的由他任责编的一本书，《欢笑微醺的饮者》，是一批名家谈酒的妙文结集。其中我所熟悉的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先生，讲他喝酒一定要有大荤，列举了酱牛肉、猪头肉、猪口条、香肚、蒸熟的五花咸肉等几个品种。这个观点我特别赞成，倘无这类“硬货”，再好的酒怕也只喝出寡淡二字来。
喝酒在中国，我以为常常还不是个人行为，它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学意义。一个人喝酒只是闷头自乐，也有越喝越孤寂、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因此得涂上欢乐的色彩，要热闹，希望人多一些，这样你来我去的，氛围就吃出来了。酒酣耳热之际也正是心情大好之时。这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打老祖宗那儿就有了。任谁想否掉这种人际交流的模式，可能都不太现实。
但有时候又发现，世间之事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发生的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对固有观念的冲击想来会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局面。再想找一拨子人毫无顾忌地聚在一块豪饮，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实现的事了。
3
再说茶。记忆中，茶在我少年时代的家里更像是一种奢侈品。一般是在过年，父亲上街采买年货时，才会到茶叶店买上几两茶叶。有两次我跟着去的，见过师傅用纸包茶叶，整个过程娴熟而轻巧，很有艺术感。待你回家拆开时，就再也还原不上。父亲的一些同事或领导上门来拜年，除了泡上一杯茶，还会摆出一只装有数种茶食的圆盘。享受这份待遇的对象不多，进进出出的小孩子是不用泡茶招待的。
我正儿八经地用杯子泡上茶，是二十八岁时坐进了某县城一个机关的办公室里。茶叶的来源我起初不太弄得清，应当是按部门人头的多少由后勤统一发放的。茶叶的质量一般般，估计是等级较次的一种。虽是绿茶，但两次一泡茶色就发黄了。我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写材料，同事也都认为你是个秀才，点支烟，泡杯茶，没有觉着什么不妥的。不过这泡茶的水大都是我一早去临街老虎灶上冲来的。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每天上班努力比别人早一点，扫地冲水这类的活儿我也就抢先做了。
我所爱戴的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寻常茶话》，文章里说道，他“喝茶是很酽的”。我估计这与抽烟有一定关系，大凡抽烟的人，喝茶都酽。我也是。喝茶和抽烟，还有一点是相似的，即时间久了会渐渐上瘾。不喝会难受，会觉得缺了什么，一天都魂不附体的。汪先生说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几十年了，我也有这样的习惯。有时候在外面办事，拿着个矿泉水瓶子，实在喝不出什么滋味。
汪先生喝茶的口味很杂，“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从喝茶上便看得出汪先生能成为大家，各种营养各种类别的东西他都不排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而我较之，差距大了去了，主要表现为喝茶的品种太单一。去台湾观光买过高山冻顶茶，去福建看土楼，被导游忽悠买过大红袍、金骏眉。偶尔喝两次还勉强凑合，但味道终究不能接受。这许多年，喝来喝去不外乎这么几种茶：苏州周边的碧螺春，杭州的龙井，安吉的白茶，还有就是南京的雨花茶。没跳出绿茶的范畴。这类茶的特点是口味都比较淡，其中龙井要稍好些。但都经不起泡，一般三道过后就寡了。汪先生说“一天换三次叶子”，当是指这类绿茶。印象中铁观音和乌龙茶都还是耐泡的，似应排除在外。
有一位已故的江苏作家艾煊先生，称得上嗜茶老饕，他倒是别出心裁地解决了绿茶一般过淡这个问题，他生前发表的《茶趣种种》一文披露了他的研发成果：“雨花、龙井、眉珍、碧螺，其味不一。我常取数种茶掺和冲泡。有的取其香清味醇，有的取其甜苦味重，有的取其色、味稳定而冲泡。集数种茶之长，调制出一味新品，以适合个人味蕾之需。此品不见茶经，不入茶谱，私名之谓调和茶、掺合茶。”艾煊先生喝茶的口味，我的理解是，应当接近于汪曾祺先生所说的“酽”。这种糅杂式的“集数种茶之长”的制作手法，其实早在一百年前，扬州富春茶社的创始人陈步云先生就已首开先河了。他将安徽的魁针、浙江的龙井和富春花局自家种植的珠兰汇合窨制，取名为“魁龙珠”。这种茶的特色是浓郁耐泡，不只芳香扑鼻，更在解渴去腻上显出了它的强项。客人到富春茶楼吃点心，吃肴肉，吃干丝，感觉有点油腻了，喝上一杯魁龙珠茶，简直就是绝配了。富春的名声响了一百年，应当说也有魁龙珠的一份功劳。
2020年3月10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