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传说还是历史 ——关于夏禹与重庆涂山之考析

说明：昨天又看到有人说南岸涂山的文章，硬要说大禹和涂山氏的故事就发生在重庆。其实，史学界至今都还不敢肯定大禹和所谓夏朝是否存在，更不用说夏朝建在四川汶川了，大禹在重庆治水之类了，还是不要把传说当历史吧！此文写于20多年前，从生产力角度论证大禹与重庆完全无关，期待有朋友看后来与我争议。

重庆南岸有涂山，并有涂洞、涂村、呼归石、诞(弹)子石等遗迹，还有大禹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变黑熊挖开铜锣峡等传说。不少重庆人就以为重庆真的是涂山氏的故乡，大禹治水也就真的在重庆。甚至一些历史学家也作如此观，例如著名地方史专家邓少琴先生就这样认为（见邓少琴《巴蜀史稿》，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6）。我认为，这是把传说当作了历史。

其实，涂山的名称和夏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几乎遍及全国，并非重庆所独。仅涂山就有多处，如河南嵩县，如安徽巢县和当涂，如浙江会稽(绍兴)，如四川汶川等。大禹作为夏朝开国之君，建功立业，特别是在疏浚河道、治理洪水方面的功勋，应是可信的。大禹娶涂山氏，大禹所属的有熊氏与涂山氏建立部落联盟，也是有极大可能性。但是，在生产力还极端落后，主要还是使用石器，而青铜器才刚刚出现的夏禹时代，其足迹要遍及中国的东西南北，显然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地说，夏禹没有到过重庆，更不会在重庆娶妻生子，涂山等遗迹仅是后人的附会而已。

这样说的原因如下：

其一，四川和重庆从未进入过夏朝的版图，甚至夏朝的势力范围也未达到过大巴山以南、三峡以西。夏朝作为中华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其地域并非如今人们想象的那样广阔，只存在于“中原”，也就是河南、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湖北北部、山东西部一带。涂山氏只可能住在与有熊氏(禹属有熊氏)相距不远的地方，至少应在夏朝版图或势力范围之内，而不可能远在重庆附近。重庆与“中原”，北有秦岭大巴山之隔，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夏朝要把重庆纳入到它的版图或势力范围中，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与其如此，它还不如向北、向东、向南、向西扩张，何必要费力费神扩张到重庆来？况且，扩张到重庆来，重庆那时尚属蛮荒之地，人口称少、物产不丰，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大禹作为夏朝开国王君，一开始，其版图或势力范围肯定不会很大，其扩张也只能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重庆怎么可能在其开国时就成为其版图或势力范围内呢？更不用说大禹治水是在其建立夏朝之前，娶涂山氏也是在其建立夏朝之前了。

其二，据考古发现，在巴人来渝之前，重庆及四川东部都还处于氏族分立的原始社会末期，不仅人口稀少，而且分布仅限于沿江各台地阶地。在这种情况下，要动员大量人力来疏浚河道，似乎不可能。巴人来渝是在商朝，武丁命妇好“伐巴”，巴人被迫从清江流域（湖北西部）先退入长江夔巫一带，然后又被逼逐渐西迁。周武王灭商后，封姬姓族人于巴国，称为巴子，才建都江州（重庆）。那时，离大禹建立夏国已经有近几百年之久。巴人来渝时，重庆及四川东部已有“濮、（宗贝）、苴、共、奴、（犭襄）、夷、蜓之蛮”（《华阳国志·巴志》），但这些氏族的发展水平都相当低，他们可能早已成为巴人的附属，也可能就是巴人的分支。据著名历史学家童恩正研究，在殷周之际，包括上重庆土著在内的巴族，其经济仍然以渔猎畜牧为主。直到秦统一巴蜀以前，即公元316年以前，巴国的生产水平仍然停留在铜器时代，尚无铁器出现（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怎能去治水？况且所治的不是平原地区的“水”，而是峡谷地区的“水”。峡谷多石，要疏浚河道，就不能不破石。使用石器、木器，或者加上一点青铜器，怎能破石？

其三，重庆地处峡谷地区，不需要大规模疏浚河道。四川除成都平原外，均是山区丘陵。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其河道稳定，河岸与河床之间相对高度较高。即使涨大水，人可以向山上后撤，人为疏浚河道并非必要。解放后，政府也治理过川江河道，炸礁石，疏险滩，但主要是为了水上航运。夏禹治水，不是为了，或主要不是为了水上航运，而是为了减轻洪水灾害。四川和重庆都有洪灾，但一是洪灾来得快去得快，一般不会超过三五天；二是遭受洪灾的主要是沿江两岸的低洼地带，其影响与平原地区不能相比；三是即使大力疏浚河道，也难以避免甚至难以减轻洪灾的损害。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去疏浚河道，在远古时候，无异于无事找事干。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四川（成都平原除外）和重庆都不存在疏浚河道的问题，夏禹来四川来重庆治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其四，如果说大禹生于蜀，娶涂山氏于重庆，那么夏朝就应当在四川立国，可这与历史记载和考古结果均相悖。如果大禹生于中原，他又何苦跑这么远来娶妻呢?大禹娶涂山氏不是简单的个人婚姻，更不是现代人想象的因爱情而结合，实际上反映了有熊氏与涂山氏两个部落的结盟关系。古代部落结盟，往往是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如果涂山氏在重庆，有熊氏在中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吗？即使有，相互之间要配合要共同作战，离这么远，且又有高山险水所阻，又能够相互呼应吗？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的“远交近攻”策略。但那是在交通相对方便的中原才可能实施的。此前一千七八百年的夏朝初创时期，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重庆会有涂山之名呢?

重庆涂山之名起于何时，已不可考。《华阳国志》系晋人所著，其中即有涂山的记载：“今江州涂山是也。”白居易任忠州(忠县)刺史时，曾到重庆，游过涂山，有诗《涂山寺独游》可证：“野径行无伴，僧房宿有期。涂山来寺熟，唯有马蹄知。”可以推测，重庆涂山的得名应比晋更早，很可能在巴人建都江州时就有了。但不管怎么说，涂山的得名是根据传说来的。笔者认为，可能是因巴人与夏关系密切，所以才有这样的传说。

重庆博物馆董其祥先生认为，四川地区有关夏禹的传说，应是川西“禹生石组”故事的延长（见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下同）。《山海经·海内经》说，巴人是太暤氏(即伏羲)的后代。《华阳国志·巴志》则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代。究竟是谁的后代无关紧要，但巴人系华夏族的一支则是可以肯定的。目前有关巴人最早的记载是殷商甲骨文中有关武丁伐巴的卜辞。据学者考证，巴人最早居住地是在武落钟离山，一般都认为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西南部长阳县境内，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今河南西南部的南阳盆地内（或者巴人的势力曾经发展到南阳盆地）。顾颉刚就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巴置于汉水、丹江之间，楚邓之南，榖城之北。

董其祥先生认为，巴人与古越人在古代历史上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早期都以江汉流域为活动中心。巴、越是否有同源共祖的关系，董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很大，材料不足，不能作结论。”一般认为，涂山氏属于古越人。即使巴人与古越人并非同源共祖，但从其关系密切这一点来论，巴人与涂山氏也可能有某种联系。涂山氏的居住地离夏禹的有夏族相距不远，比邻而居。涂山氏与夏禹结盟后，一部分越人很可能便将自己作为夏族的一支，依附于夏。而作为与古越人关系密切的巴人，受依附于夏族的古越人的影响，也就可能把夏禹和涂山氏都作为自己的偶像加以崇拜。这种民族心理一直持续下来。当巴人迁移来渝之后，在江州(重庆)建都，这种心理就投射于山川景物，就有了涂山之名和涂山的传说。巴国后来虽然被秦所灭，但巴人及被巴人同化的土著人却留了下来，涂山的传说也就世代相传。

涂山与重庆市区隔江相望，风景秀丽，山上又有涂山寺，登山可俯看山城，早已成重庆人休闲度假、踏春旅游的好去处。若读者有兴趣，不妨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