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千年“海丝史”
景胜别墅
林銮渡
当前，我市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正作为“古泉州（刺桐）史迹”三大重要史迹和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人们称之为“海丝三宝”。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市共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二百三十八处，其中有五十五处是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有关的历史遗迹，如蚶江对渡碑、后垵古码头、永宁城隍庙、石狮城隍庙、三宝溪、永宁卫石刻、六也亭、景胜别墅等等，这些反映我市海外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迹，构成了石狮独特的文化积淀，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早在南朝陈武永定二年（558），已有古代海外交通的文献记载，晋江、石狮人可能已于当时前往海外。到了唐朝，随着海运日趋发达，华人前往海外也随之不断增加，其时侨居海外者，每自称为“唐人”，称故乡为“唐山”，历代相袭绵延至今，所以现在世界各地华侨聚居较多的街道多称为“唐人街”。
据史志记载，泉州港（古称刺桐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有“三湾十二港”之称，其中，石湖港是泉州港的一个重要港区，对海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唐开元八年（720）航海家林銮在石湖兴建码头（今称林銮渡），在建成后不久就开始兴起，为石狮发展海上交通贸易奠定基础。唐中叶爆发“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导致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外经济交流活动由陆转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当时阿拉伯、波斯商人通过海上来到广州、泉州购买中国丝绸、瓷器等，尤其是泉州，还可买到日本、朝鲜的货物。于是以石湖港为主港的泉州港海上贸易日益兴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与广州、扬州等并列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为表示对外商的关怀，唐文宗大和八年（834），特下令保护福建、广东的外商，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
据《新唐书》及《广州通海夷道》地理志载，唐代泉州港、石湖港通往南海的远洋航线，即由泉州港、石湖港启航，南行到广州出发，经海南、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峡，过苏门答腊，穿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到印尼及斯里兰卡，向西航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再搭乘小船沿波斯湾西岸到亚丁附近。海外贸易促进石狮造船、丝麻、航海及与外贸有关行业的发展。唐代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描绘了当时泉州、石狮已是海外商人云集，贸易程度相当频繁。
宋元两代，是福建古代水运的鼎盛时期，也是泉州港名闻海内外时期，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原比泉州港繁盛的扬州、明州，已远远落在泉州港之后，据钱塘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二》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到岱屿门，便可放洋，过往泛往外国也。”吴氏是浙江人，对江浙的扬州、明州反而不提，正可以说明泉州港交通的繁盛已远盛于江浙。北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加强海外贸易管理，规定海船不需寄港广州，而可直达泉州各港口。同时，鼓励来华贸易，之后又置“来远驿”，以接待贡使和外商。为鼓励发展海外交通贸易，宋代的泉州市舶司和地方官员，每当海舶入港或出航的季节，特为中外商人举行“祈风”或“祭海”活动，以祷祝海舶顺风，安全行驶。石湖、梅林、祥芝等港日益繁荣。南宋时期，宋金战火连连，严重破坏江浙诸港的贸易活动，使得本来多到江浙各港的高丽商舶，反而常到远离战火的泉州、石狮各港口。南宋迁都临安后，许多士大夫避难入闽，海外奇珍需求量大增，大大吸引海外商船到泉州进行贸易。各种有利条件，使得作为中国至西洋航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起始港和东端枢纽港的泉州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时千帆百舸，客商云集，货物山积，泉州各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璀璨的“东方明珠”。这时，石狮已与50多个国家、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的关系，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二洋，东到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进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药物，出口商品则以丝绸、瓷器为大宗。随着经济的发展，六胜塔（石湖塔）、关锁塔（姑嫂塔）相继建成。六胜塔、关锁塔为航海标志，对海上交通贸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石狮人前往菲律宾，也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谢履的《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日本、朝鲜半岛、琉球、吕宋、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及湄公河流域均有石狮人的聚居地。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抗争时有发生。但海上交通贸易空前繁荣。至元十四年（1277），泉州设市舶司，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等方便海商的贸易政策，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扶助商人出海贸易，境内石湖、蚶江、梅林、祥芝等港口，出现“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的繁荣景象。
其时航线大抵与宋代相仿，对外通商贸易往来达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和东非。石狮人出国经商、定居国外者也增加。
明朝初年，政府为防倭寇，严格禁止国际贸易，石狮各港口被限制只能与琉球交往。明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率大明舟师下西洋，曾停靠石湖港，石狮渔民、船工及商人或随郑和往西洋，或沿其航线往西洋经商。据《万历时泉州府志卷二十》载：“晋江人文甲于诸邑，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说明当时石狮很多生意人“异国货利”，来往于东南亚各地。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设福州，泉州的来远驿，也随同市舶司废置。明朝中叶，随着石狮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统治者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渔民与海商为谋出路，犯禁偷越而“资衣食于海上”，石狮的私人海上贸易逐渐活跃。
至清代，清政府为断绝沿海人民与占据台湾抗清的郑成功的联系，实行残酷的“海禁”“迁界”政策。紧邻台湾的石狮首当其冲，沿海居民田园厝宅被毁，被迫迁往“界内”，流离失所，惨不可言。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后，百姓才得以回迁复界。复界之后，祥芝、梅林、石湖、浦内、蚶江等港口有所恢复，但对外通商职能基本被厦门港所取代。雍正四年（1726）八月，龚延彩被苏禄国王委为正使，前来中国友好访问，抵达石狮石湖港。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石狮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通商，在蚶江设置“海防官署”衙门，“挂验巡防，督催台运，及近辖词讼”，石狮港口转而经营对内、对台货运业务，推动两岸经贸往来，每天有300余艘船舶进出石湖港口。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廷又开放台湾八岔（淡水河口）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石狮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经营两岸商贸的“郊商”，其中以林元品“日茂行”最为著名。嘉庆二十五年（1820）新加坡开埠第二年，石狮船王蔡亚龙的船队从祥芝港出发抵达新加坡，成为首艘到达新加坡港的中国货船。
千百年来，石狮人沿着“海上丝路”走向世界各地，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就有37.16万人，大部分居住在菲律宾、新加坡、印尼、越南等东南亚“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港澳同胞有9.3万人，祖籍石狮的台湾同胞有30多万人，石狮成为全国著名侨乡和台胞祖籍地。“海上丝路”也给石狮发展变化带来深刻影响，石狮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开放开发、产业对接、经贸合作等方面不断深化。石狮文化在与古印度、阿拉伯和东南亚等外来文化的交汇交融中传衍发展，并留存数量可观的历史文化遗址。石狮这五十五处重要“海丝”文化遗存，每一处都弥足珍贵，成为古代“海上丝路”上一颗颗耀眼的明珠，印证着一部磅礴大气、荡气回肠的海外交通贸易史。
海丝文化
即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还传播着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各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瓷器和茶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历史证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
当下，中国正在启动与东盟及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历史上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发展战略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极其重要的当代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
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