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个学科的发展，有基础性和前沿性两个不同方面。对于目前国内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我想就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意见。
一、学科的自我理解
就概念来说，“中国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部分，在内容上可以包括整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孔子的哲学思想属于中国哲学，朱熹的哲学也属于中国哲学。但是作为学科，中国哲学（学科）则是指对于孔子哲学的研究，对于老子哲学的研究，对于朱熹哲学的研究等等，是现代教育与科研建制中的一个领域。就国内来说，目前各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点构成了本学科的骨干。
就历史而言，“中国哲学”是我国现代人文学科建制中历史最长久的学科之一，就历史的继承关系来说，我国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是从5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专业的教学研究演变而来的。而目前中国哲学学科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哲学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这在教学和培养方面尤其是如此。这一点应当不避重复地加以强调，即，学科给本学科的研究生提供的主要是哲学史的训练，尤重视古典文本的解读与分析的训练，研究生论文以中国哲学史为其内容和范围（研究生须选修若干西方哲学课程和论文须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则自不待言，不在此处讨论）。
自然，所谓“中国哲学学科”的具体内容，除了中国哲学的专业教学和博、硕士生的“培养”以外，也包括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培养是研究能力的培养，学位论文都是研究主题的论文，所以培养也和研究有关。培养和研究的在学科意义上的分别在于，培养的学科意义限于“中国哲学史”，而研究的学科意义则不限于“中国哲学史”。有的学者以中国哲学的观念和资料为基础而发展为哲学的研究，这虽然也属于中国哲学，但不属于中国哲学史，就目前来说，这些研究不是学科的主导部分。
以上所说，涉及到研究者在学科意识上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是一个学者研究取向和定位的基础。一个学科点的发展，也往往与学科的这种自我理解密切相关。
二、世界性的学科眼光
事实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世界性的知识领域。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日本的起步早于我国。日本中国哲学研究的布局完整，研究的力量雄厚，在各个断代、专书、人物、专题上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前，日本学界曾在很长一个时期成为本学科研究的主导力量，其成果为欧美学界所必参考。欧美在总体上的研究固然不及日本，但不仅在中国宗教研究方面有长期积累，在理论分析上往往提出有影响的范式。目前，我国的研究已经在不少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在一些领域仍然发展较慢，而发展我国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目标，就是全面树立我国学者研究在本学科的主导地位。
推进我国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重要的一点是要使本学科的学者具有世界性的学科眼光，既不能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一个学校的传统，也不能把眼光只限制在国内的学术界。首先，我们必须把学科的边界定义到整个世界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在这样的学科意识中来确定研究的方向和课题。目前我国本学科的博士点大都不失此种学科意识，但相当多的研究者特别是没有接受过博士训练的青年学者仍然缺乏自觉。从现在每年发表（和退稿未能发表的）论文中可见，重复性劳动仍然在本学科中广泛存在，而大量的有意义的课题却无人研究；研究中不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现象相当普遍，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妨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如果我们注意了解国内外同学科研究的信息和状况，一方面有些别人已经作过的课题我们就可以不作，另一方面在相同主题上的研究也可有所参照而能超迈已有的研究作出新的成果，从而保证本学科知识与研究的有效增长和进步。其次，我们要在世界性的学科范围中来把握学科研究的评价尺度，也就是要在世界性的学术社群中取得评价的标准，改变自说自话，孤芳自赏，自以为高，而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同行评价中的位置的狭隘眼界。这绝不是主张抽象的“接轨”，而是强调要内在于广大的学术社群来认识自己，真正了解本学科学术境界的高低标准，取法乎上，正确制定学术发展的目标。
目前，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很多学者对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不了解，不熟悉，这已经成为我们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我们许多学者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就中文学界而言，90年代以来，台湾中国文史哲类专业的研究者和研究生论文都能较全面地收集参考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大陆学者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发表论文规范化写作的基本要求。但我们许多研究者的论著，在研究文献的收集方面和写作的规范化方面还作不到相等的程度。当然收集海外的论著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意识，从中文学界（中港台等）作起，逐步改善研究的品质。
比起哲学一级学科的其他二级学科来说，在总体上，中国哲学学科与历史学科中的中国思想史学科较为接近，因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往往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有时很难区分；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已经成为国外中国思想研究的主流。所以我们要掌握研究的主动权，我们要参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要回应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挑战，这虽然不必是每个学者都须如此，但应当视为学科的总体需要。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又必须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回应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关的各种挑战，逐步掌握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权。而能不能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正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学科意识的定位。
三，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
在我国，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大概从1910年代算起，学科的历史还不到百年。我个人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总体上，“整理”和“重述”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整理和重述的基本性乃是基于三项有关近代转型的挑战：首先，对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客观的整理是近代学术的新任务，这是古代所没有的；其次，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白话语文的转变，这种整理必然要采取使用现代白话语文重述古代文本的形式；再次，此种现代重述的语言概念必然也必须借助近代转译过来的西方哲学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已经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构成为现代中文哲学语言的主体。
但是整理和重述必须以内在的理解为基础。其中的困难，除了语言的转变之外，冷战和两岸对峙及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冲突对中文世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泯除，也是原因之一。1950年代至1970年代，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走了弯路，不仅没有使我们在整理和重述方面顺利发展，反而造成了许多妨碍我们客观理解的思维定势，有些至今仍然根深蒂固。而近年传入的海外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些论著也有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往往也影响了对古代思想的理解与呈现，导致了解释的偏差，这些同样需要加以澄清。如宋代的张载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们的思想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理解。整理和重述的工作作好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因此，我一贯提倡“内在的理解”，“客观的呈现”。内在的理解，就是以对原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分析为基础，在整理和重述中，注意中国哲学家们的思想的本来用意和主张，内在地把握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解决之道。这实际涉及到中国哲学意识的主体性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世界各个文化中的哲学问题都与欧洲哲学一样，然后认为这些问题在欧洲哲学中得到最清楚的表达和呈现，最后在没有内在理解的状态下用欧洲哲学的问题规定中国哲学的问题性、用欧洲哲学的概念套释中国哲学的概念，这些在哲学史的解释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种研究中，中国哲学往往只被当作论证欧洲哲学的例子，而失去了它的主体性。作为整理和重述的工作，我们必须以“心知其意”的还原精神，内在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哲人固有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式，以了解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独特性，和对于普遍问题的独特解决方式，由此才能确立其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和比较哲学的支点。以此为基础才可能发展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以此为基础的比较哲学研究也才有真正的意义。当然，整理不可能完全离开诠释，但就哲学史而言，诠释不是独立的目的，诠释的作用则更多体现在理解后的呈现。我们要就文本本身深入作内在的理解，了解它要说什么和要强调什么；诠释则是我们在了解它在整个哲学中的意义和位置，以及它与西方哲学的相似和差异的关联中，所发挥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一点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反对那种以伪诠释学观念，即以所谓前见来模糊乃至取消在文本理解上的对错高下的差别。事实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功夫端在文本的内在理解和重述的适切呈现。
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是本学科发展的奠立时期，建立了本学科通史和通论的典范，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在20世纪本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冯友兰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典范，张岱年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论研究的典范。然而，无论在整理和重述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晚近以来，通史建设主导的时代基本过去，而专人专题的研究大有待于深入。21世纪我们应当积极建立新的学科典范，这是我们的学术使命。而新的学科典范的建立，只有在内在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这也是我强调重视基础性问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