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丨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元稹

元稹(779~831)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八岁丧父后,受异母兄排挤,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家贫无师,由母课读,并从姨兄、姐丈学诗诵经,贞元九年(793)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贞元十五年,初仕于河中府。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娶名门女韦丛。数年后,妻亡。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得宰相裴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劾奏不法官吏。为此得罪宦宫权贵。
元和五年,宦官与元稹争宿驿舍正厅,击伤元稹,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一时期,元稹年少气盛,在政治上较有作为,私生活上则有过类似《莺莺传》中的张生那样一段经历。《莺莺传》《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及一部分艳诗、悼亡诗作于此时。元和六年,裴去世,元稹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为时论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为通州司马,转虢州长史。这一时期作诗甚多,与白居易等酬唱频繁,其古题乐府十九首、《连昌宫词》作于此时。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长庆二年(822),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逝世于镇。这一时期作制诰甚多,并有多种诗文结集。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十二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五十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十九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
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元之制策,白之奏仪,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
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关于元稹的评价,后世多与白居易并论,大抵有褒有贬。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至于元、白相较,则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持论较为公允。
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
元稹其人
读过王实甫《西厢记》或欣赏过《西厢记》戏曲的人,大约总会对剧中那位年少风流的男主人公张生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而元杂剧《西厢记》是根据唐人传奇《莺莺传》改编创作的,传奇的男主人公张生,其实就是小说作者元稹本人。这位把自己描绘得如此多情而蕴藉的元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元稹(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河中节度使浑瑊刚死,驻军骚动,蒲州大乱。元稹请人保护了旅居此地的一门远亲,因此结识了这家的女儿——我们姑且也称她为崔莺莺吧。崔莺莺,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元稹一见就热烈地爱上了她。通过她的一个侍婢,元稹以艳诗相试,竟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崔莺莺的心。他们的爱情,艰难曲折,然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终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结合了。这是故事充满浪漫情味的前半截。后来元稹为谋求官职而进京应试。这对情人只得匆匆分手。谁知元稹在长安一留数载,这其间他们曾互通书问,互致礼物;崔驾莺的书信,婉曲地表现出对元稹的一片深情。然而元稹还是变心了。
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岁,因登书判拔萃科而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不久以后,他便忍心地抛弃了痴等着他的崔莺莺,在长安做了朝廷显贵韦夏卿的东床。不但如此,元稹还在《莺莺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称崔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怀疑她在自己离蒲之后另有私爱(参元稹《古决绝词》),却把自己始乱终弃的行径说成是什么善补过云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是十分严正而公允的。爱情婚姻属于个人生活之事,但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往往能深刻细微地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与人格。
元稹对崔莺莺的背叛,说明他性格中存在着见利忘义和缺乏操守的一面。他的这个劣点,后来在政治生涯中又一再表现出来,以致造成个人历史上更大的瑕疵。《旧唐书元稹传》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这话显然带有贬意,意思是说他为人聪颖敏锐,善观风色,一遇机会便要寻找事端以突出自己。若按元稹一生表现,用这话加以概括并非全然无理,可是还应作些具体分析。
凡从政之人,如能纯然无私,固然最为可贵。但历史评价的根本关键,还在于其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如这样来看,那么元稹早期的政治活动就不可用见事风生一词轻轻否定,应该批判的主要是后期的表现。
元稹从政初期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过了几年,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有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谪,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倘若元稹能够安于下位,矢志不渝,那他的形象也将象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光辉。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就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贻蜀五首》之四)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元稹《严公行状》),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
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宫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了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官位的升迁既是以他和宦官深相勾结为代价的,这就很为一般朝臣所轻。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音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参《旧唐书武儒衡传》)后来裴度也曾因为元稹对他的掣肘而一再上章。在《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中,有这样的话: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牴牾权倖,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全唐文》卷五三七)可见裴度和元稹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朋党之争是中晚唐朝政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或牵线的。由于宦官内部同样充满争夺,后来另一个依附宦官的奸人李逢吉利用元、裴不和,诬陷攻击,竟使二人同时罢相。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应该说,元稹政治生涯的后一阶段因为勾结宦官,弄权营私,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做了些革除弊端、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
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这里除所谓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其余所论颇能概括元稹一生特色。其实,元稹真正的伟业不在其政绩,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后者,他才成为一个至今未被忘却的历史人物。
提起唐朝的诗人,有谁不知李杜、韩柳和元白呢?元稹是白居易的挚友,诗名也与之相埒(liè)。他们共同创造了以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的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也成为他们手中的谏诤之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启发者。是元稹看到李绅的新题乐府而取其病时尤急者写出和作,这才触发了白居易的创作激情,写出《新乐府五十首》,从而把运动推向高潮。后来又是元稹读了刘猛、张余的古乐府诗,一面选而和之,一面便写出著名的《乐府古题序》。这篇文章既肯定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又大力提倡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这样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它同《叙诗寄乐天》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等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至于元、白的友谊和诗文交往,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被贬在江陵和通州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白居易的友谊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通州,元稹染瘴大病,危惙之际,不暇他及,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在这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消息传来,元稹扶疾吟诗一首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一个重病之人被朋友左迁的消息惊得猛然坐起,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关怀之切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乐府诗和同白居易等友人的唱酬诗以外,元稹一生还写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如悼亡之作《三遣悲怀》《六年春遣怀八首》以及象“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行宫》)这样隽永的小诗,至今仍为读者所喜爱。
元稹在古文写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不但《莺莺传》用简洁娴熟的古文写成,而且他在担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等政府文书时,也一改当时流行的骈俪体,用古文来写作。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后一句就是指元稹的制诰而言。元稹对制诰文体的改革可以看作对韩柳古文运动的响应。
在我们看来,元稹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有抱负、有热情、也有能力,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但是聪明过份,私心太重,因而在黑暗势力面前缺乏斗争的坚定性,甚至不免堕落。个人生活上多才多情,相当重视友谊,然而出于利害的考虑也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另娶高门,而对早天的妻子的深切怀念,也并不影响他讨妾和再娶。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性格复杂、优长和劣点奇妙地融于一身的文人。
元稹一生曾几次编集作品,其诗文集名《元氏长庆集》,有百卷之多,后来散佚不少,只剩下六十卷,但还是保存了诗歌八百多首、文章二百五六十篇。这些诗文对于我们了解元和、长庆的政治状况、研究元稹和新乐府运动,都是极可宝贵的,而当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元稹其人之后再来读他的作品,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准确些了。
元稹代表作有《菊花》、《离思五首》(其四)、《遣悲怀三首》、《兔丝》、《和裴校书鹭鸶飞》、《夜池》、《感逝(浙东)》、《晚春》、《靖安穷居》、《送致用》、《宿石矶》、《夜坐》、《雪天》、《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织妇词》、《夜别筵》、《山枇杷》、《所思二首》、《斑竹(得之湘流)》、《竹部(石首县界)》、《白衣裳二首》、《鱼中素》、《酬许五康佐(次用本韵)》、《一至七言诗》等,其中《菊花》、《离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怀三首》(其二)三首流传很广,尤其是《离思五首》(其四)这一首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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