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麒影录（王亚樵）

论起王亚樵，也算得上好卵牛鬼的人物。他什么人都敢杀，在历史上赢得“民国第一杀手”的光荣称号，也是够牛B的了。

王亚樵，字九光，安徽合肥人。本是个江湖浪人，在上海做过睡马路用报纸御寒的街头小混混，后来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也就是世人俗称的斧头帮，做了黑道帮派的大佬。但黑帮大佬满足不了他的鸿鹄之志，他又组织起“铁血锄奸团”，成为职业杀手。

当时的上海，也来了个韩国的牛人，名唤金九。金九跟一帮子韩人，在上海租了一间屋子，组织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组织：韩人爱国团。这个政府没有经济来源，穷的政府成员都经常吃不饱饭，闹了几次分裂，最后连3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也付不起，搞得临时政府差点散伙。

王亚樵不知怎么的就认识了金九，金九的《白凡逸志》也没有提，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外甥郭超合著的回忆文章《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和王亚樵的手下、淞沪抗日义勇军联络参谋朱大刚的回忆文章《王亚樵点滴史料》也没有透露，总之两个人就凑到一起来了。

“王亚樵与朝鲜反日志士金九进行密商，双方约定分头行动，王亚樵负责刺杀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板垣征四郎，金九领导的爱国团负责刺杀日本天皇裕仁。然后共同发表声明，要求日本侵略军退出中、朝，否则将遭更大的报复。”（《裕仁天皇传》，作者：程永明）金九需要银子，王亚樵需要勇敢的死士，就这么的两人一拍即合。

讲到刺杀日本高级别人物的必死行动，华人的勇气和胆量就比韩人逊太多了。当年的华人多喜欢选择有退路的暗杀，首领们更是躲在幕后安全的地方指挥“远距离革命”，涉险冲杀的勇士极度稀缺。1931年10月，王亚樵的人马在沈阳始终找不到暗杀板垣征四郎的机会，又没有直接舍死刺杀的勇气，只得无功而返。

韩人就勇敢得多，韩人一旦领受任务，自己的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父母、妻子、朋友、家庭、财产也不再属于自己了，唯有任务和死亡属于自己。早在1909年10月26日早上，韩人安重根在哈尔滨用手枪成功刺杀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而历史上第一位刺杀日本天皇的也是韩人金祉燮，他是朝鲜独立运动革命家，1924年1月，时年40岁的金祉燮独自一人怀揣三颗手雷偷进日本皇宫，刺杀日本大正天皇和皇太子裕仁，可惜投出的三颗手雷都是哑弹，刺杀失败。

韩国被日本吞并后，无数的韩国青年都欲刺杀日本的天皇和大臣为韩国报仇。李奉昌立志要刺杀日本天皇，也是为给韩国报仇。他作为韩人爱国团的成员，在上海被金九派去日本东京找时机刺杀日本天皇。1932年1月8日，日本裕仁天皇在参加完阅兵仪式后返回皇宫，马车正要驶入樱田门时，李奉昌立即投手榴弹，由于手榴弹从上海带到日本时，留置过久且又受了潮，第一枚威力极小，只炸死了车夫和炸伤几名卫兵，另一枚投进天皇车里的炸弹因受潮严重没炸响，把裕仁天皇吓得差点摔出车外。

李奉昌投完炸弹后，立即掏出韩国太极旗在日本群众中挥动着大喊：“大韩民国万岁！”被捕后他并不害怕，而是不停询问天皇被炸死了没有?同年10月10日，李奉昌于东京被杀害，时年32岁。当时中国国民党机关报《青岛国民日报》发表《韩人李奉昌狙击日天皇不幸不中》，《申报》发表《韩国志士阻击日皇未成》和《韩志士李奉昌略历》等文章，向国人作了大快人心的报导。

义士李奉昌带到日本东京的手榴弹一枚是由上海十九路军的兵工厂提供的，另一枚是河南军阀刘峙提供的。整个运动进行得至善至美，毫无破绽，最后坏在两枚臭弹上，导致任务失败，还害韩人损失了一条好汉。华人的怯懦、吝啬、小心眼是这次刺杀失败的根源，明知是为刺杀日皇所用，却不肯提供最好的炸弹，反而提供药效已经过期的劣质手榴弹给人，渣到让人看不起。

王亚樵和金九的初次合作均以失败告终，但是王亚樵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淞沪战争爆发，王亚樵把铁血锄奸团改为淞沪抗日救国义勇军，自任司令。《申报》1932年2月1日报导：“前晚闸北方面，日军向我进击后，中华民国淞沪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闻讯，立派义勇军200余名赶赴四川路通天庵附近，参加抵御日军。”淞沪抗日义勇在真如、太仓一带配合十九路军与日军作战。一天下午，他们发现虹口日军兵力空虚，于是与十九路军各抽一部人马组成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激战至傍晚，消灭大部日军，占领日军司令部。王亚樵抗日的史事，也见于张道藩致何应钦的密函：“沪上捣乱者为王亚樵、陈人鹤辈，借抗日知名，组织军队，冠附十九路军字样，以皖籍工人为基本兵士，王任旅长，胡抱一、邓祖禹任团长。”

王亚樵确实是位敢玩火的大卵脬，据朱大刚《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出云号’兵舰是日寇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龚湘龄选拔水手七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日寇震惊。”

虽然许多的回忆文章都证实了王亚樵参与炸过出云丸号，事实上他不是主角。最早提出炸毁出云丸号动议的是原同济大学校长、上海市兵工厂厂长阮尚介，蔡廷锴的外甥区寿年，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席胡厥文等人，他们在兵工厂仓库里找到一枚旧的水雷外壳，于是请来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十九路军顾问兼技术组长林继庸帮忙配制烈性炸药，林又找到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琏帮忙配制，王琏很快配制出了硝酸纤维，实际就是TNT烈性炸药。他们用这些炸药装进水雷壳里，制成一枚五百磅的大水雷。为了使潜水员在水下能推动水雷前进，他们又把四十个火油桶密封好，固定在一起增加浮力，然后把水雷固定在桶下。在制作水雷的同时，阮尚介又找到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帮物色几位水鬼（潜水员）来运水雷，杜月笙找到原水上警察厅厅长沈葆义，沈找到王亚樵，王立即在斧头帮里选派陶海妖、李水鬼等几位水性好又有胆量的人，送去闵行接受秘密训练。

当时出云丸号停靠在虹口武昌路的三菱码头前，1932年3月1日中午，他们在浦东的黄浦江边实行炸出云号舰艇的行动，浮桶式水雷悄悄向敌舰推近，连接水雷的电缆也不断向江中伸去，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水雷安放好后，安装在浦东的电闸合拢，轰的一声巨响，出云号被炸的不住晃动，无数雪白的水柱射向天空数丈高，江两岸的地皮像地震一样震动，附近的房屋也被撼动，连远在南京路的华懋饭店也被掀动，杯盘桌椅翻倒，日本人夺门狂逃而出，以为是地震。遗憾的是这么威猛的爆炸也只是让出云丸号受了点轻伤，没能把它炸沉。

上海的《申报》第一时间发表了《昨午水雷爆发，日舰“出云号”几被炸毁》的文章，《大美日报》也发表了相似的文章。

这么完美的行动，这么猛烈的爆炸，按理舰艇应该被炸沉才对，却因为对水文情况考虑不周而失败，《蔡廷锴自传》：“此次后方所办炸敌之某旗舰，因黄浦江湖水涨落未定，水手不知海底炸药已被水横移，爆炸已不准确，至为可惜。如果三百磅炸药不流开五米远，该敌旗舰就会片甲不留了。”是什么原因造成水雷被水流推离舰艇底部五米远的呢？朱大刚《回忆王亚樵片段》：“待两名工人回到渔船之后，水雷炸药爆炸。”原来是等待安放水雷的人员返回渔船后才引爆，从而耽误了时间，造成了这次行动的功败垂成。如果他们能够早些摸清水文的情况，把水雷往上游放六、七米远，到引爆的时候，水雷刚好被水流推到舰艇底部，就可以成功炸沉敌舰了，真可谓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王亚樵属于那种好卵狼火的苟蛊仔，特别的牛掰。刚炸完日舰，又开始谂计搞死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日军占领上海后，决定于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王亚樵闻听后与金九再次联手，决定在那天刺杀日方与会的重要人物。

这次的死士又是勇敢的韩人，名叫尹奉吉，本名禹仪，字镛起，雅号梅轩，别名奉吉，朝鲜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柿梁里人，能写汉文诗，会讲日语。是一个“我心中珍藏着爱的炸弹。我希望为了祖国独立，投掷出我的身体和心中的炸弹”的狠人。1932年4月29日11时40分，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成功实施了刺杀行动，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外相重光葵均被炸断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只眼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重伤，抢救无效死亡；驻沪领事村井轻伤；民团书记友野以及一些日本兵和参加大会的男女日本侨民皆负伤。《申报》抢先发表《曰本多名军政大员昨午被炸身亡》讽刺白川义则的文章：“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

提供这次炸弹的是湖南长沙县白沙人、南京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宋式骉让兵工厂炸弹专家王伯修指导工人，3 天内赶制出了饭盒和水壶炸弹。《白凡逸志》：“马上到西门路拜访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向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并请在三天内送来。”《长沙县志》记载宋式骉向韩国志士“赠以十二磅梯恩梯水瓶式手榴弹数枚”。

为避免日本人狂乱地枉杀无关的人，金九于1932年5月10日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虹口公园爆炸案一函--自署韩人爱国团金九述谋刺日要人经过》：“日本用武力吞并韩国，嗣又抢占满洲，复无故侵入上海，破坏东亚和平与世界和平。故余决定向世界和平之敌与人道公理之破坏者复仇，初次余派代表李奉昌赴东京，渠已于1月8日狙击日皇。嗣余派尹奉吉于4月29日至虹口公园，杀日本军事领袖。”声明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刺杀日本天皇和虹口爆炸案负责。

“虹口事件”有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都指出王亚樵有参与，余音《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载有王亚樵写给戴笠的信：“'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付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王亚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亚樵同随中山先生)，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王亚樵点滴史料》：“安昌浩当即表示赞成，决定由中、韩两国合作共同进行，使用定时炸弹。关于人员问题由安昌浩负责，经费由王亚樵负责。”洪耀斗《我所知道的王亚樵》、郑青士《回忆王亚樵》、王孝楚《王亚樵其人》、《尹子勤自传》等，都回忆说王亚樵确有参与。他们说是用“特购十磅篾壳热水瓶，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回忆的行动过程也与史实出入较大。《上海炸弹案原委：日本公布经过》：“使用之炸弹有两枚，一为水筒型，一为饭盒型，掷出者为水筒型，饭盒型之炸弹，遗弃于地上未投出。”《白凡逸志》：“厂子的规模不大，主要是修理大炮、步枪。他们让我看在王伯修技师指导下制造的水壶和饭盒形炸弹的性能。”韩国人办的《独立评论》：“该青年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整个行动中并没有用篾壳热水瓶定时炸弹，以至于有些后世之人质疑王亚樵并没有参加刺杀白川义则，是贪韩人之攻。其实，不可能所有亲历者回忆王亚樵参与“虹口事件”都回忆错误，更不可能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杜撰王亚樵参与“虹口事件”。所以王亚樵肯定是参与刺杀白川义则了的，至于王亚樵方面提供的篾壳热水瓶定时炸弹，因何被金九方面弃用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到底王亚樵有几卵牛鬼？我们来看看他刺杀过的人就懂了。成功刺杀了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刺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刺杀了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1931年6月14日在庐山刺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未成；1931年7月23日在上海北站刺杀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未成；1935年10月9日在上海刺杀日本水兵中山秀雄；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刺重伤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1935年12月25日刺杀国民党外交次长唐有壬；刺杀湖北省主席杨永泰等。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偏袒日本，也被他刺杀。世界上就没有王亚樵不敢杀的人，他说：“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

王亚樵为了钱而暗杀蒋介石，被军统的戴笠一路追杀，从上海逃入香港躲避。据《李济深的略历》：“我只好带了万灿、詹显哲、吴迈、王亚樵等人，跑回广西家里居住。”李济深邀请他来广西梧州暂避,是在1935年12月10日，他们一行住进李济深的祖居李圩子。《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载有王亚樵与李济深的对话，王：“这次到广西来，三次受邀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反蒋举措……”。1936年2月,他与李济深坐李家的汽车赴南宁,游说李宗仁、白崇禧反蒋。他们从梧州经荔浦、阳朔、桂林、柳州一路游玩着去到南宁。4月又去了一次，5月连去了三次南宁游说,李、白均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团结，不搞分裂为由，把他挡回。

在这五次的往返中，王亚樵总共经过柳州十次，几乎都是以游玩为主，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在柳州的游踪。可惜，1936年10月20日他在广西梧州被戴笠杀害，一代英雄的刺杀悲歌就此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