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纳粹物理学：当科学遇到意识形态与偏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反犹太主义日益盛行并随后兴起纳粹主义的德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遭到反对，并由于种族问题受到攻击。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精心策划了那场攻击，他们宣称科学思想中表现刻板的种族特征。他们的行为表明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到科学的。如今回顾这段故事仍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翻译丨打伞的鱼
爱因斯坦曾说，正是德国社会向他揭示了自己的犹太身份。1929年，他写道：“非犹太而不是犹太使我有了这个发现”（引自 Folsing，1998， p. 488）。
在1933年4月初抵制犹太商业后不久，希特勒全面掌权，德国学生联合会（the German Students Association）受到鼓舞，宣布清洗文化作品中的“非德国精神”。结果， 5月10日，他们声势浩大地焚毁了无以计数被犹太裔知识分子“玷污”的图书，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卡尔·马克思（Karl Max）、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爱因斯坦等人的作品。
一个科学理论怎么会蒙受基于种族的伪道德评判？科学理论不就是简单的对错吗？毫无疑问，多数焚书者在下手前都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爱因斯坦是一名杰出的犹太人，这一点就足以令其作品付之一炬。
但是，爱因斯坦的科学就是由于种族问题受到攻击的。那场攻击是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精心编排的，他们断言科学思想中表明了刻板的种族特征。他们的行为表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并扭曲科学的——而且这种情况会发生在科学的形态和专业知识的所有层级当中。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从流行病学与疾病研究（诸如吸烟与癌症的联系、艾滋病毒与艾滋病的联系）到气候变化，不同领域科学的组织与呈现都受到个人、专业和政治偏见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出自这个缘由，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时常遭遇的敌意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在德国物理学界，爱因斯坦的劲敌是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和约翰尼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莱纳德因对阴极射线的研究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奖。阴极射线是受热金属散发的“辐射”。莱纳德最初认为这些射线是以太当中的波动——就像当时所定义的光波那样。但是，1897年，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J.J. 汤姆孙证实阴极射线带有负电荷，能够在电场和磁场中偏转。因此，他得到结论，它们实际为粒子束，后来被称为电子。
莱纳德还研究了光电效应：紫外线照射到金属上析出电子。他发现，电子的能量不取决于光强，而只取决于波长。当爱因斯坦在1905年用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量子假说解释这个结果，认为光本身是量子化的——称为光子，此时莱纳德感到他的成果被窃取了。而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方面的工作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莱纳德的这种苦楚更深了。
爱因斯坦成为莱纳德一切憎恶的化身。莱纳德是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爱因斯坦是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且，爱因斯坦高度数学化的物理模型令莱纳德费解。早在1910年莱纳德就批评过狭义相对论，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他对爱因斯坦的攻击开始明显地带有种族因素。他坚称有一种从事科学的犹太方式，其中抽象理论的错综网络已经脱离了实验工作的坚实沃土。
莱纳德向往德国浪漫主义精神，哀叹技术对现代生活的侵蚀。他说，这种唯物主义受到了共产主义和犹太精神的污染，而它们是伟大德国的一对敌人。他提到，“渗透于物理学和数学的全然腐败的外来精神（the all-corrupting foreign spirit permeating physics and mathematics）”，这里“外来”即指犹太。
斯塔克因“发现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电场下谱线分裂”（斯塔克效应）被授予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莱纳德一样，斯塔克也是一名实验主义者，无法理解那些新近引入物理学的复杂数学。同时，他也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其右翼立场经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而愈发强硬。他也感觉爱因斯坦窃取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发现自己的学术职务没能晋升时，就将其归咎于“犹太与亲犹太圈”。
随着反犹太主义的日益高涨，爱因斯坦开始受到德国大众和学术界出于种族问题的批判和谩骂。1920年，德国科学家维护科学纯洁研究组（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zur Erhaltung reiner Wissenschaft）组织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谴责了爱因斯坦。这个“研究组”是由极右翼活动人士保罗·魏兰德（Paul Weyland）炮制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团体。这次集会在宽敞明亮的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现场向观众分发了反犹太主义宣传册和纳粹徽章。
此事引发公愤，随后在柏林的报纸上支持爱因斯坦的信件不断涌现。普朗克写信给爱因斯坦，称魏兰德的攻击是“难以置信的污言秽语”。爱因斯坦在《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以“我对反相对论集团的回答”为题的信予以讽刺性的回应。信中，爱因斯坦在谈及自己的对手时提到了莱纳德的名字，他说，“我钦佩莱纳德是一名实验大师，（但是）他对广义相对论的异议是如此地肤浅，以致于时至今日我还是认为没必要细致回应。”（引自Hentschel, 1996, p.2）
那年9月，巴特瑙海姆举行的德国科学家与医师学会（the Society of German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会议上，爱因斯坦和莱纳德在一场关于相对论的辩论中正面交锋。关于这场辩论的描述各不相同——一些报纸报道中说这场辩论冷静客观，而另有消息称主持这场辩论的普朗克数次出面阻止诘问者打断爱因斯坦。莱纳德因为相对论违反了“健康共识”（不仅代表物理学中的错误观念，也是一种隐伏的不适）而批判相对论。
事后，爱因斯坦十分激动——他后来承认为“自己陷入如此的古板无趣”而感到遗憾（引自Van Dongen, 2007）——而且他的妻子艾尔莎似乎遭逢精神崩溃。与此同时，莱纳德自德国物理学会辞职，因为该学会不愿与他一起反对爱因斯坦的观点。
到了1922年，对爱因斯坦的攻击已经变得异常激烈，他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科学家与医师学会会议上拒绝发言，担心受到人身威胁。这不是妄想：就在6月份，爱因斯坦熟识的魏玛政府犹太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两名极端民族主义军官暗杀。莱纳特拒绝降下他领导的海德堡研究所的旗帜以向死者致哀。当大学因这一举动训斥他时，莱纳德愤而辞职。
1923年，在纳粹党发动反对魏玛政府的慕尼黑政变以失败告终以后，莱纳德和斯塔克意识到他们与他们的领袖有着相似的精神。于是两人于1924年5月合写《希特勒精神与科学》一文。其中写道，希特勒与他的战友们：
就像那血统更纯洁，人民更伟大，思想更聪慧的远古时代开始时，上帝所赐予的礼物……他就在这里。他已经自我表明是真诚的元首。我们应当追随他。（Hentschel, 1996, p.9）
这位纳粹领袖注意到这份支持，并于1926年和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一起探望了莱纳德。
图4. 1921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一次讲座上 /wiki
于斯塔克和莱纳德而言，德国物理学的核心问题不仅是犹太人及其支持者的裙带关系，也并非爱因斯坦晦涩难懂的理论和不爱国的国际主义，根本问题在于科学本身的外来、退化的方法。他们认为，那种对于科学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和精神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斯塔克在他的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issenschaft（《民族社会主义和科学》1934）中写道，科学正如其他创造性活动一样，“取决于其实践者在精神与性格上的天资”（Mosse, 1996, p.206），犹太人从事科学与真正的德国人不同。莱纳德和斯塔克宣称，德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德国“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物理学，Deutsche Physik），它排除了相对论中过度数学化、抽象化的构造方式，而是采用严格的实验方法。
其他有志于此的人接受了这个观点。如纳粹数学家布鲁诺·图林（Bruno Thüring）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不是发展的基石，而是全面战争的宣言，其目的正是要摧毁这种发展的基础，即德国人的世界观……因此，就结果来看，与其说相对论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Mosse, 1996, p.213）
斯塔克、莱纳德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反爱因斯坦激进主义思潮持续到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1931年，百名德国知识分子撰写了一部谴责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的图书。不管这本小册子如今看来对那些致力于证明“专家”有多离谱的异见者有着多大的用处，但事实是署名者中几乎没有任何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观点得到同行的普遍支持——然而，有时要小心翼翼地与爱因斯坦的政治和“种族”问题区分开来。
在欧洲并非只有德国社会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然而，这种思潮从德国浪漫主义和知识传统中得到支持，这意味着这种现象并非简单的极右思想所致。一名德国人在高度反犹太的同时，还可能持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信仰。正如柯兰德（Kurlander,2009, p. 18）所说，“纳粹主义中最违反现代自由主义的方面——其恶毒的、扩张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的反犹太主义，对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光景中，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是问题最少的部分。”与其它形式的偏见与歧视相比，没有社会耻辱，也没有自我审查用以抑制反犹太情绪的恣意表达。
“犹太问题”在德国被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人们争论时，更多把“犹太问题”当作类似于贸易、战争或税收争论来看待。正如今日的种族主义一样，它被视为与个体无关：你可以哀叹犹太人在政治和商业中的过分影响，或者相信反犹太主义宣称的刻板印象，而同时与犹太人保持友谊。许多普通德国人憎恶赤裸裸的暴行，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和道德问题，“犹太问题”似乎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甚联系。1933年前后缺乏对迫害犹太人的抵抗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用克肖（Kershaw）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来说，其实是“致命的冷漠”（Kershaw, 2008, p.4）。
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后，纳粹党的首个反犹太措施是4月颁布的《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 sbeamtentums，简称“公务员法”）。其中规定“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将被安排退休；如承担名誉职务，将被免职。”（Hentschel, 1996, p.22）
此项法律对德国物理学家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其中很多优秀者官方身份是“非雅利安人”，他们在1933年约占总人数的1/4。。相比其它学科，物理学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因其作为一门相对新兴的学科，较少受到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阻碍着犹太人在更保守传统的学科中取得进步。
为反犹太主义法律所排斥的人包括爱因斯坦、马克斯·玻恩（Max Born）、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k）、汉斯·贝特（Hans Bethe）、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鲁道夫·佩尔斯（Rudolf Peierls）、丽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和塞缪尔·古德斯米特（Samuel Goudsmit）：这也是一份20世纪中期日耳曼物理学卓越人物名录。一些受到影响的人立刻离开了这个国家——希特勒上台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并发誓不归。其他人，比如佩尔斯，已在国外任职。也有像迈特纳这样的几个人，冒着越来越大的个人风险，想方设法多留居德国几年。极少数人，其中以薛定谔最为著名，他们本身是非犹太裔科学家，因同事的困境愤而离开德国（不过薛定谔本人别无他选，因为他的妻子是“非雅利安人”）。
德国理论物理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哥廷根大学，这个年轻学科的主要中心，流失了1/4的师资。解雇都通常以最随意、最残酷的方式强迫进行。生化学家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被告知立即离开实验室，再不许踏入其中。他远走剑桥，20年后得了诺贝尔奖。
德国科学界对这些法令的反应如今看来是卑躬屈膝的。总体的感觉是，任何抗议都需体面遵礼。德国科学的老牌发言人普朗克就是这种态度的代表。他认为反犹太主义的爆发会缓解持续紧张的局势，而且很快就会进入更宽松的气氛。致力于为祖国服务的他认为公开反抗是无法可想的。其他人则追随普朗克的领导，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是微弱抗议。
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的编辑、奥地利人保罗·罗斯鲍德（Paul Rosbaud）对德国学者缺乏骨气的态度感到沮丧。正如他后来所写：
我记得哥廷根大学一位杰出成员对我说过：“如果他们冒着大学被破坏的风险也要驱逐詹姆斯·弗兰克、玻恩、柯兰特（Courant）、爱德蒙·兰道（Landau）[后面两位是数学家]，那么我们应当同心协力出来抗议。”次日，据报纸报道，这些科学家和许多其他人由于犹太种族，和他们对学校、学生的可耻影响而被解雇。而哥廷根大学的其他所有成员则按部就班，把抗议抛诸脑后。（Rosbaud, 1945）
这里无助的宿命感，与其说是背叛，似乎不如说成是深思熟虑的自私。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1933年尚在柏林大学工作，不久后也要前往英国。他曾精妙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我注意到德国人总是抱着功利主义的观点。他们问：“好吧！假设我反对这个，那我有什么好处？我得不到什么好处，只会失去自己的影响力。那我为什么要反对呢？”你看，完全没有道德的考量，或者说十分薄弱，所有考虑都是简单地什么行为对应什么可预见的后果。在此基础上，我得出结论，1931年希特勒上台，并不是由于纳粹革命的力量有多么壮大，而是因为不会有任何抵抗。（Szilard,1979）
当希特勒上台时，爱因斯坦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3月10日，他宣布不会回到祖国生活，而要选择“一个公民自由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Clark， 1973， p.431）
民族主义立场的普鲁士科学院被激怒了。作为主席，马克斯·普朗克理应谴责他的朋友。他确实这样做了，认为爱因斯坦的举动无益于时局。然而，爱因斯坦不会退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他给同事劳厄的信中写道，“科学家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即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事务……这种克制难道不意味着缺乏责任感吗？”（Cassidy, 2009, pp.207-208）
普鲁士科学院首席秘书、气象学家海因里希·冯·菲克（Heinrich von Ficker）催促普朗克要求爱因斯坦辞职。而爱因斯坦则在收到普朗克的信件之前就抢先递交了辞呈。担忧德国当局对此事的态度，科学院的另一位秘书、东方学家恩斯特·海曼（Ernst Heymann）起草了一份声明，指责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暴行”（Einstein, 1949,p.82）。在科学院的会议记录中，普朗克默默地指出了爱因斯坦科学工作毋容置疑且经久不衰的重要性，而在此段前，他写道：“深感遗憾的是，爱因斯坦的政治行为令其无法在科学院继续履职”（Heilbron, 2000, p.159）。
爱因斯坦随后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驳斥“制造暴行”的说法，并表示他“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法律面前无法人人平等、不享有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Einstein, 1954, p.206）。爱因斯坦随后告诉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接受德国的形势“相当于否定了我一生所坚守的一切正义、自由的观念。”（Einstein, 1949, p.86）
普朗克认为无法做任何事情以抗拒纳粹的命令，科学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则认为什么都不需要做。凭各自结果来看，他们的观点最终难以区分。纳粹科学史学者沃克（Mark Walk）写道：“当面临危及他们的科学院，或是默许普鲁士科学院进行种族主义清洗的抉择时，科学院的科学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并通过帮助纳粹党迫使犹太科学家离开科学院而成为共犯。” （Walker, 1995, pp. 92–93）
作为一名犹太人，在德国遭遇的迫害令爱因斯坦相信同化不是答案。于是，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到一起，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而奔走筹款。但是，国际主义深入其心，以致于爱因斯坦无法投入犹太民族主义的怀抱，并怀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有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在以色列首任总统、他的朋友、生化学家柴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1952年去世后，他拒绝了接替这一职位的提议。虽然是以缺乏“天赋和经验”的理由，但他给以色列政府的信中补充道：“自从充分认识到世界各国的不稳定局势以来，我与犹太人的关系已经成为我最强烈的人际纽带。”（引自Nathan&Norden, 1963, p.572）。到那个阶段，纳粹大屠杀已使这种不稳定局势变得尤为显著。然而，正是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与德意志物理学家一起的经历首先唤起了爱因斯坦的意识。
20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物理学界的战争不是不关心政治的科学家对抗纳粹党，而是爱因斯坦的支持者反对规模微小但影响巨大的“雅利安”物理学家群体。可能有人会期待纳粹党接受某种令犹太人名誉扫地的物理学，然而他们并没有那么愚蠢。纳粹统治下的物理学从未被意识形态裹挟，因为政治上的领导者感兴趣的是实际成果，而不是学术争议。帝国教育部（the Reich Education Ministry，负责监督大学）关于“犹太物理学”争议的内部备忘录建议“为维持纯粹的科学争论环境，在我看来，部长本人应当置身事外”（Hentschel, 1996, p.141）。直到1938年在柏林发现核裂变现象之前，当局对物理学都没什么兴趣，因为它似乎与备战无甚关联。而一旦原子能成为可能，对雅利安物理学家来说就是无利可图的，因为他们所提倡的实验而非抽象理论无法产出结果。相反，“犹太”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支持者显然真正理解原子核的奥秘。即使是纳粹分子也能看出，他们才是唯一可能把这些发现付诸实践的人。
德意志物理学因斯塔克、莱纳德二人在政治上的无能而陷入困境。尤其是斯塔克，他更加倾向于对抗而不是说服党内官员。海尔布伦（Heilbron）评价道：“若他没那么疯狂，他可能会更危险。”（2000, p.171）这不仅仅意味着雅利安物理学家危害了自身，它表明，若想在纳粹德国行使权力，人们需要做的不只是照搬教条、偏见和公式，还必须操纵角逐的权力集团，利用正确的关系，并建立有利的拥趸。斯塔克玩不来这种游戏：他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不比他在科学方面的判断力强。
结果，德意志物理学接管学术体系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反对者还是必须小心谨慎，这样他们为爱因斯坦理论的辩护，才不会有认可其不受欢迎的政治观点的风险。在使用相对论时，只要同意不过于明确地指出这个理论的缔造者，他们一般都能如愿以偿。维尔纳·海森堡战时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的“文化”讲座就经常省去爱因斯坦的名字。
抵制德意志物理学的斗争，无论令拒绝它的德国物理学家感到多么沮丧，这场斗争都为战后将物理学家分为纳粹主义者和抵抗者提供了一个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假使你反对雅利安物理学，那么你实际就是在反对纳粹。纳粹党时期的所有罪恶尽可以转移到莱纳德、斯塔克和他们的支持者头上。部分原因是，没有物理学家——甚至连莱纳德、斯塔克都没有——因为支持一个残暴的种族主义政权而遭遇任何真正不利的后果。
面对纳粹及其支持者的反犹太主义攻击，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最终得到证实。而今，这一事实偶尔会作为科学真理比政治意识形态更强大并将取胜的证据展示出来。
我们可能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但这种乐观主义在纳粹德国的物理学案例中几乎没有证据支撑。爱因斯坦本人充其量也只是得到了同事和朋友相当怯弱的支持，他们无疑相信科学是正确的（多数德国物理学家也持此观点）。甚至许多拥护者将他们对科学的支持和面临偏见的原则性反对，都小心翼翼地区分开来。
尽管人们很容易把爱因斯坦观点的盛行，尤其在相对论方面，视为真正的科学英勇地战胜了意识形态，但这没有反映现实。纳粹当局在爱因斯坦物理学的成败上没有任何投入；他们对“雅利安物理学家”的学术争论满不在乎。与斯大林领导下反达尔文的李森科主义相比，相对论物理学中没有什么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有明显冲突。因此，相对论本身没有给政权带来麻烦。对纳粹领导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作为杰出的犹太人不应因其智力成就享有名望；威胁确实存在，但是源于爱因斯坦这个人，而不是他的物理学。
总而言之，尽管关于雅利安物理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三十年代，纳粹还是收紧了对德国科学的掌握。化学家们大多“遵纪守法”；在人类学和医学领域，一些学者串通一气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物理学是另一码事：只要足够温驯，那么一点小失误，一时小逃避，一些小反抗，就都可以容忍。归根结底，这些不情愿的物理学家已经足够乐于奉献、尽职尽责了。
真正缺乏的是在机构层面上对政治干预的持续反对。这件事仅仅是个人良知的问题，如果德国科学家要反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他们就很难指望从同事那里得到专业支持。今天，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但是，随着政治压迫重新回到那些可能被认为已经实现了民主开放的西方国家，从爱因斯坦的科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发生碰撞中吸取教训就变得越来越紧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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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alker, M. (1995). Nazi science: Myth, truth and the German atomic bomb. New York: Plenum.
本文原文Einstein and Nazi physics: When science meets ideology and prejudice载于 Metode Science Studies Journal 2020年1月刊，经作者授权刊发于《返朴》。
原文链接：http://dx.doi.org/10.7203/metode.10.13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