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与书写的当代进路
原标题：从文学到历史到心灵的探寻——沈从文研究与书写的当代进路
摘要：新时期之初沈从文带着一身“出土文物”的清辉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就试图对他进行全面深透的研究，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予以一劳永逸的定位。当代学者对沈从文的认识呈现了文学研究到历史研究，再到心灵的探寻这样一个不断拓深的曲线轨迹，由此不但体现了研究重心的位移，也看到了时代在这里的投影以及学术研究与时代之间某种契合或紧张。通过对40多年来的沈从文研究与书写的回溯性考察，检视在这一研究中所产生的收获与展开，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失、疑问甚至偏见。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历史；心灵
新时期之初沈从文带着一身“出土文物”的清辉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就试图对这个行情日益看涨的现代作家予以全面深透的研究，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予以一劳永逸的定位。这个隐含着中外共识的学术现象，在今天看来还没有事过境迁，愈行愈远愈深的痕迹十分鲜明。本文试图对40多年来的沈从文研究与书写做一回溯性的考察，从而检视在这一研究中所产生的收获与展开，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失、疑问甚至偏见。
一
沈从文研究与书写有一个漫长的起步期，这可从1920年代沈从文进入文坛算起直至“文革”结束，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民国时期的沈从文研究还比较淡薄，主要是以文学评论的形态出现，还谈不上以定性分析为基本特征的学术研究，所以这里使用“评论”来概括也许更为恰切。沈从文进入文坛就和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不一样：一是他的作品风格，一是他的人生轨迹。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青年进入思想文化的前沿，这在当时新文学作家群体中并不多见；沈从文的原乡写作，展开的更是一个既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也不同于现代都市的湘西世界，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牧歌之风。对这么一个非常独特还不够定型的文学存在，要做学术讨论显得有点勉强。此外，中国现代学术在那时也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对沈从文的反应主要还只是文学界的品鉴，比如1920年代就欣赏沈从文的林宰平、徐志摩、郁达夫等人所作的推介，都是一些非常简单、感性的文字。进入1930年代以后，沈从文影响日益扩大，对他的作品的评论也就出现了一批有独到见地的文章，比如吕慈、韩侍桁、苏雪林和刘西渭（李健吾）等的评论，特别是后二者的评论。这些评论主要还是对沈从文作品的文本内容、风格、观念的分析和批评，还没有展开对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及其创作活动的深入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对沈从文的批评始终存在一褒一贬的两个群体，赞誉的主要来自他活动于其中的京派群体和一批独立批评家，批评的主要来自左翼。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左翼文化界作为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始终保持高度的战斗性。当沈从文发文反“差不多”、批评文学的非文学承担时，就遭到了茅盾等人的驳斥。当他作为旁观者评论时事时，民盟骨干王康发表长文批评沈从文，作为呼应，左翼理论家如邵荃麟、冯乃超、郭沫若等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高度浓缩了左翼激进思潮对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和立场的强烈不满，随着革命的胜利，沈从文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市场。
新中国成立之际，沈从文就开始远离文学而转入文物研究，从而构成他生命的“后四十年”。他的远离并不彻底，也无法彻底。一则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存在，在最初的经典化建构中，自然要体现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与意志，以左翼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主脉，把游离在革命阵营之外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们”隔离在主流之外，甚至作为批判的对象。第一部新文学史是治学严谨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这部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中，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只有语言的特色获得称道，作品的内容、旨趣和艺术基本都被否定。丁易对沈从文的评价更低，刘绶松的新文学史著作基本沿用王瑶的材料和看法。其他的著述和相关讨论自不待言。二则由于沈从文曾经是有过广泛影响的作家，在新中国他和广大旧式知识分子一样产生了强大的新生的要求和希望，文学界无论是出于统战的需要，还是出于繁荣创作的希望，对他的回归还是寄予了期待，沈从文为此也做了多次的努力，最后都没成功，沈从文只是偶尔在报刊上发表零星作品。
从这个简略的回顾中，我们看到沈从文研究与书写还谈不上多少成形的积淀，但这不是说没有值得注意的思想火光，如刘西渭对沈从文小说创作及其审美风格的精彩评价，就是一个颇有独特审美感受力的分析，不仅在当时深得沈从文的赞许，在后来乃至今天仍然影响着很多人对沈从文作品的解读与分析。左翼对沈从文的批评，今天平心而论，恰好暴露了沈从文文学的某些局限，比如他对社会、族群、贫穷和野蛮背后的经济状况、权力状况、文化状况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普遍性盲视。他的这些局限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作家的普遍性思想弱点。
二
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这个时期，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重新认识、接受和评价是知识界一个引人注目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启动与推进首先与海外学者夏志清分不开。旅居美国的夏志清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1961年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深受西方学界的好评，成为不少大学的教科书，后来受到钱钟书先生的称道。该书到1970年代后期才有中文译本，由刘绍铭主持翻译，1979年先后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繁体版，至此才迅速引起学界广泛注意。该书高度赞赏沈从文的小说艺术，并认为其与鲁迅有差不多的文学地位，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沈从文的文学认识与判断。除此之外，老一代学人作家如朱光潜、巴金、吴祖光等对沈从文的揄扬，特别是朱光潜先生多次撰文肯定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沈氏门生故旧汪曾祺等对沈氏文学与人格的评论，也都为沈从文迅速被推为文学元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沈从文新中国成立之前作品持续再版、大量对外译介和文学史评价不断修正、重评甚至重写，对沈从文创作的研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不断迅速拓展，新观察和新思考纷至沓来。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当时启蒙、人性论、人道主义话语的影响下，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老两代学人几乎都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复盘。老一代的以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沈从文小说成就的基本肯定为代表，年轻一代的以凌宇、赵园、王晓明、金介甫、吴立昌、董易等的更深入的研究为代表。
凌宇和吴立昌是改革开放之初较早关注和研究沈从文并发表论文的中青年学者。从总体上来看，吴立昌侧重于阐发沈从文文学的人性美，凌宇则试图在沈从文创作的风格把握之外还做出更深入的把握，他们的工作呈现了拓荒时期的恢复性与建构性的努力。凌宇是来自湖南苗族的青年学者，一方面他要对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进行再分析、再解读、再定位，随着审美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兴起，一意与时俱进的凌宇还开拓了从地域文化、审美风格、比较研究等不同的角度来测量沈从文与湘西、荆楚、苗汉、西方的关联，进而体察其文学世界的精神渊源与独创性；另一方面他作为最初的一批拓荒者，还要从整体上观察并描述沈从文的文学历程与文学全貌，从而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价。对这两方面的使命，凌宇是相当自觉的。关于前者，他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1985年出版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关于后者，他完成了《沈从文传》。如果我们不考虑此前聂华苓用英文写作在北美出版的沈从文传记，凌宇的这部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传》，可以算得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沈从文传记，对沈从文80多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文学创作的经历做了一个在当时所能做到的较为完整的叙述。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沈从文研究论文和著作在中文世界的及时出现及其影响，正是本文不顾他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本不宜作为本文讨论的对象而纳入分析范围的主要原因——此前国外如日本、美国学者也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但很少传入中国，也就很少为人所知，故本文从略。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从1970年代就开始，1977年他就沈从文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他的《沈从文论》在国内发表。1987年金介甫在台湾地区《联合文学》第3卷第3期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论文《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注意；也是在这一年他出版了《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这部著作的英文版在当年就传到了中国，受到了不少专家的关注。金介甫有着非常好的西方文学视野，又有对沈氏作品的细读与浸润功夫，同时还得力于改革开放以后他来到中国多次与沈从文进行访谈，并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书信联系，因此他的论著多能独辟蹊径，在中西文学的参照中领悟沈从文的笔意与文心。他的《沈从文传》在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资料和理解之外，还提供了对沈从文作品与其人生经验的内在关系的深切洞见，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思考和借鉴。
这两部最可能被期待承载更多历史信息、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的人物传记，似乎都还没有实现更高的预期，但二者一致呈现出这一时期沈从文研究与书写高度集中于“文学”的品质。凌宇显然有着发挥自己的地域本位优势和与研究对象密切接触优势的自觉，力求更为真切地铺开沈从文的世界、深刻地发现沈从文与其湘西传统之间的关联，所以他尽可能提供了很多其他研究者在当时难以提供的乡土资料和访谈记录，但这些湘西资料还没有完全融入研究对象的世界，更多浮出在沈从文的精神世界之外，我们难以从这里体会到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肉相连。在这里，研究者暴露了他的受限性，导致了他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即他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大一统时代所赋予任何一个个体的具有内在规约性的价值观和思维惯性，导致他在这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惯性的支配下去观察早已远去的时代与生活，自是各各不同，用沈从文谈创作的话来说是没有“紧贴着人物”。所以湘西多民族杂处的古老传统、独特历史、独特生活、民间信仰、民间习尚、人群心性、认知模式、伦理、教育乃至社会交往等等的特殊性，都泯灭在历史必然律与宏大叙事之中，载言载道的语词大于实质，高度概括的概念大于发现，普遍适用的观点强于内涵。所以，凌宇的沈从文书写既难以深刻展开湘西文化的独特哺育，也难以呈现作家与众不同的个人经验。在湘西文化的处理上尚且如此，更遑论京派、大学乃至体制的各种规范与互动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同样是作者在撰写一系列理论性研究之后完成的传记，该作主要取材于沈从文的自传、回忆性文章和小说作品，以及他对沈从文的访谈和通信。它的局限也是与生俱来的，就是相对于沈从文如此丰富复杂的一生，金氏的发现同样不足，太多的重大人生环节和精神历程、思想事实都付之阙如，尤其是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的跌宕坎坷经历与其心路历程，几乎是一笔带过。
赵园和王晓明的沈从文研究无疑是1980年代特别精彩的成果，我这么说只是想说明他们二位的探索深度及其蕴藏的思想洞见和极大的启发性。赵园透视了沈从文的全部创作，对其倾心塑造的“湘西世界”所呈现的作家理想予以了精湛的分析，赵园看到了“湘西世界”既是沈从文的审美建构，映衬着他的文化批判，又浓缩着他的历史认知与民族重建的理想，在这个世界的背后不但呈现了沈从文对传统优美层面的认同与留恋，而且也包含着他的“哲学的贫困”和对现代文明的某些认知不足。赵园的分析无疑把长期以来沈从文研究的表层化、概念化往深处大大推进了一步，第一次揭示了沈从文观念世界的内在矛盾与紧张。王晓明从创作的角度对沈从文小说写作做出了深刻的透视。他阐述了沈从文的独创性文体的形成与其“乡下人”精神世界的关系，描述了沈从文文学追求的终结，剖析了导致这一终结的内在原因，即他的世俗的“土绅士”理想的实现对其审美感受的侵蚀，从而透彻地分析了沈从文创作追求的枯竭。王晓明的这一经典性分析准确地把握了沈从文的内在危机，同时也作出了对沈从文重要小说作品的客观分析和文学性判断，对思考当时乃至今天沈从文研究中的诸多盲目甚至误读都是具有启发性的。沈从文研究的这些重要突破同时也反映在新的文学史的书写上，19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教科书都对沈从文予以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直接影响了当代知识体系与观念体系的重新建构，从而影响了沈从文在此后的接受状态。
三
从这里也不难发现，从192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和书写，主体上都是围绕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家立场来展开，我们可以用“文学的时期”来概括这个漫长的阶段。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地转入了一个用“历史的时期”来标识的阶段，沈从文研究亦不能例外。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前十来年。
这个时期开始不久就有学者表述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否准确姑且不论，紧接其后的人文精神寻思、再反思等等也都没有成为时代主体话题，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强调充足的文献功夫、知识的体系化、学术背景的强大和学术的规范性，与1980年代强调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差别非常明显。1980年代各类以思想见长的中外学者受到追捧，1990年代文化界、学术界的兴趣则显然转向了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钱钟书、顾颉刚、钱穆等这类学术大家。一方面学问求其博雅渊深，另一方面研究求其扎实严谨，因而首先就是要做好材料的功夫。这个整体性的转型虽有各种因素的激发，但仍可视为学术发展的逻辑结果。这个转型带给中国学术界一个漫长的沉潜时期。沈从文研究在这个时期同样进入了一个“历史化”的阶段。总体上来看，这个时期有关沈从文的资料文献大面积涌现，品类之多、涉及之广、出版之频远远超过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赵树理等作家的相关文献；沈从文研究依然以其文学为研究的主体，但沿着问题细化具体化、方法多角度多模式的趋向继续，论著发表、出版的数量比前一个时期大幅增加，但实质性的突破则略嫌不足。这一时期主要是四类著作的完成问世。
首先就是《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之前，沈从文作为著名作家，其作品的单行本、选本出版之多、之频繁无须一一罗列；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结束，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基本销声匿迹，中间唯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收有旧作22篇。新时期沈从文复出之后，其作品开始以单行本和作品选的方式出版，一些作家作品欣赏类丛书也开始将沈从文的作品作为其中的一个品种，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教材也开始选入他的代表作《边城》等。1981年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开始联合出版了邵华强和凌宇合编的《沈从文文集》，这部到1984年才出齐的文集合计12卷，收集了沈从文的主要已刊作品，但仍然只能是其庞大著述的一部分，沈从文还有大量的未刊文稿及数量非常庞大的书信都未选编。沈从文去世之后，其全集的编纂开始进入日程。这项工作由其夫人张兆和担任主编，汪曾祺和王孖担任顾问，一些亲友和专家如凌宇都参加了这项工作。经过10余年的努力，2002年全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全集1000万余字，相当完整地收录了沈从文的著述，特别是440多万字的未刊文稿、书信等，极大地丰富充实了文献资料。全集分类清晰、准确，对底本的选择也有妥当的考虑，是现代作家全集中质量最好的品种之一。张新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和《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的写作，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全集的出版，所以他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很难设想，没有这四百四十万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从文，尤其是他的后半生。”
其次是沈从文年表、年谱及相关性很强的回忆录的出版问世。沈从文年表和年谱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简明扼要的生平系年、作品年表之类，或作为著作的一部分附录，如邵华强在其主编的《沈从文研究资料》中附录的“沈从文年谱简编”，或作为单独的资料文献发表，如《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刊登的张兆和整理记录的《沈从文先生自订年表》；第二类是以详实的单本著作出版的年表或年谱，主要有：糜华菱编的《沈从文生平年表》、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系作为《沈从文全集》附卷）、吴世勇编撰的《沈从文年谱》。关于沈从文的未刊文稿的整理和口述文献的整理一直在陆续出版，重要的有辑录沈从文部分未刊书信的《沈从文家书》、王亚蓉记录的《沈从文晚年口述》。其他人关于沈从文的评论和回忆，自80年代就多有发表，后来也陆续汇集出版。在80年代汇编出版的不多，主要有荒芜主编的《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沈从文去世之后其家乡编辑的作为《凤凰文史资料》第2辑刊印的《怀念沈从文》、巴金等著的《长河不尽流》。到了1990年代以后，这类著作出版较多，抛开那些简单重复性较大的品种不谈，价值较高的有孙冰编的《沈从文印象》、田伏隆主编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龙朱口述《沈从文家事》等。
第三类是沈从文研究工具书《沈从文研究资料》的出版。第一种是邵华强主编的《沈从文研究资料》，1991年出版，该书沈从文生前亲自审定过，一些篇目的取舍也由他确定。随着沈从文研究的迅速拓展，新的成果不断问世，海外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地传入，沈从文的作品及国内的研究成果也更多地被译介到国外，新的史料也在不断发现，有必要进行新的收集、整理、编辑，在这个背景下刘洪涛和杨瑞仁主编了新的《沈从文研究资料》，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截止目前为止搜集比较全面、编选比较精当的沈从文研究资料。
第四类是与沈从文相关的作家全集、文集、回忆录和研究著作的出版。沈从文在192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后来还担任了不少重要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编辑，联系并扶持了很多青年作家、诗人的成长，又长期在大学任教，培养了不少文学人才，再加上他交游甚广，所以他的人生行迹、文学关系保存在同代甚至晚辈作家学人的作品和回忆当中非常之多，这些相关人士的作品和回忆的出版发表，就为研究沈从文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包括《丁玲全集》《闻一多全集》《卞之琳文集》《林徽因文集》《汪曾祺全集》《萧乾全集》《萧珊文存》《吴宓日记》《钱玄同日记》《夏鼐日记》，以及施蛰存的《沙上的脚迹》，罗常培的《苍洱之间》，李霖灿的《西湖雪山故人情》，张允和的《张家旧事》，张允和、张兆和等编著的《浪花集》，张允和口述、孙康宜撰写的《曲人鸿爪》等等，李辉的一些回忆他与前辈交往的作品也有不少谈到沈从文。
随着这些文献资料的不断出现，沈从文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大量以沈从文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工作，使得这一领域显得非常活跃，但细读下来，难免不感到大量的简单重复与浅显的罗列，不少论文乃至专著缺少整合，更缺少根本性的追问。这个时期比较扎实有力的专著都是专题性的，基本都是中年一代专家完成的，如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1990）、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1991）、韩立群的《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1994）、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40年》（2005）、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新论》（2005）以及高恒文关于“京派”的系列研究，等等。大量文献的出版问世与研究的细化深入，丰富了沈从文的生平、文学、评论研究和译介资料，填补了过去已觉未觉的大量空白，使得沈从文的人生更为完满起来，这也就提出了沈从文研究与书写的新的必要与新的可能。
四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完成并不突兀。这部著作和他在4年之后完成的姊妹篇——《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2018）合计70万字篇幅，第一次展开沈从文的完整人生画卷，显示了沈从文研究与书写在诸多外部条件成熟之际所取得的较为系统性的推进，显示了著作者在思考沈从文、思考时代、思考社会时所付出的努力，同时也显示了当代学术出现新的整合的趋势。这两部著作还在过去学界较多困惑的问题、较多忽视的层面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做出了不少准确的判断，也就从实际上廓清了过去的一些误视、误判。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最近10年沈从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因篇幅所限，本文以下只对张新颖的这两部专著进行简略讨论。最近10年来其他的一些积极成果，比如王德威对沈从文乡土想象的观照、李斌对沈从文与民盟关系的审视等等，都各有创新与发明，这里就不多加讨论。
整体上究察张氏著作，可能更好地看到他的关注重心、角度及其价值所在。从完整性方面来看，过去几乎所有的沈从文研究和传记，都没能够完整地呈现他的一生。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几乎在所有研究者的眼光里，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且只作为一个作家存在。张新颖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沈从文，他显然意识到学界的这个缺失，所以在大量的沈从文相关文献浮出地表之后，张新颖的研究就能够全面深细地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张新颖把作家沈从文、学者沈从文和现代知识分子沈从文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关注的焦点则是作为具体的个体生命的沈从文如何在时代的漩涡中完成自己。
张新颖首先从沈从文的后半生展开书写，他不是因为过去学界在这方面涉足不多但意义重大，也不是要展现沈从文从作家到文物研究者的紧张与挣扎，而是要透视沈从文做出这一选择的思想渊源和心理基础，即一个有前提的理性的自觉选择，而不完全是环境的压力。这就很准确地捕捉到沈从文人生转型的内在诉求。这一观察不仅很好地衔接了王晓明在1980年代对沈从文创作困境的分析，而且也顺理成章地解释了沈从文后40年的行为与心理，凸显了沈从文一生的知识追求与文化创造的精神主脉，从而展现其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三者合一的身份。从张新颖的著作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材料的广泛搜集，并进行缜密地整理、分析。正是这种历史研究的细察严谨和文学文本细读的灵敏体悟，他的沈从文书写充满了发现与思辨，真实、可信又兼具同情的理解。在其他细节问题上，如沈从文初到北京时期的生活与写作状态、沈从文与丁玲早期交往中的真实细节，以及沈从文在京派海派论争、抗战文学论争、中间道路论争等多次现代文学乃至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交锋中的状态，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还原，这样沈从文的思想和主张及其包含的某些合理性价值或者局限也就更为清晰，他的坚持、他的局限与他的困境也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省察和一个可以首尾贯连的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新颖的沈从文研究第一次写出了沈从文的“完成”。
在我看来，张新颖书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并不在乎展现沈从文如何在文物研究方面通过多大的努力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他书写沈从文的前半生，也不是为了呈现沈从文在文学创作多么努力多么特出而这个创作的过程又是如此完整连续，他是希望能够穿透沈从文人生的起承转合，达到沈从文心灵的深处，观察这颗比较脆弱又饱经忧患的心灵是如何跳动的。张新颖很灵活地调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沈从文的一生做出了细致的展示，思想的激荡、观念的冲突、价值的矛盾、政治的变动、经济的窘迫、人事日常的限制乃至历史文化的渗透与回响，都纷至沓来而毫不错乱。张新颖正是试图实现一种极致性的探寻并把这一切全盘描绘给读者。这在今天看来，张新颖对沈从文心灵的探寻无疑可以说是一种当下性的追问与思考。
对中国现代作家心灵史、精神史的研究，北京大学以王瑶先生为中心的学者群可谓是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耕耘者、开拓者，1980年代他们关于现代作家的研究多以心灵的分析、精神史的考察为突出特色，在文学、历史与心灵的交融中，展示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播迁与心灵嬗变。这无疑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发。在理解20世纪，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奋斗与命运上，心灵史的研究最能够投射出更多的个体内涵与时代内涵，更能够真实地展现人生乃至人性的复杂面相。在张新颖对沈从文精神世界的探寻中，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也许还值得做更多的探讨。比如，沈从文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新生的努力及其挫折，沈从文的“去”与“留”，他“神经错乱”的实际情形及其恢复，他的“思想改造”为何不能像冯友兰们那样又好又快，由此对他的人生影响如何发生，还可以有更全面深入地展开，思想追寻的张力也就更大。第二个问题就是沈从文的“环境”问题。从沈从文到北京踏入文学界那一天起，他实际上一直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学-文化-政治的圈子之中，这个圈子的空间位置是从北京到上海、到武汉、到青岛、再到北平、迁移昆明、再复员到北平、到新社会的北京，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心、思想中心、社会活动中心，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政治与经济的中心。沈从文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从这里得到极大的补给、调济，甚至可谓源于其中，又存在激烈的互动。我以为需要一个从外到内、从表到里的透视，才会有更广阔的发现，从而我们认识的不仅是“一个”，而是“一群”“两群”甚至“多群”。这些讨论或许更能够立体地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的状态，而沈从文思想的源头性因素和个性特质也许就更为清晰。第三个问题是“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张新颖在写作这两部传记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等领域试图做出展开，又通过余华、贾平凹和王安忆来探索沈从文传统在当代的回响。这些讨论是有启发性的，但还可以做出更大的裁量与延伸，对沈从文本人高度自觉的民族重建意识及其内在的局限还没有予以应有的关心、辨析和检讨。沈从文一生的追求与探索都指向着这一终极目标，他的成就、选择、曲折、坚守、缺陷，以及社会对他的批评、对他的褒奖、对他的误判、对他的夸大，也都是这个根本性的因素在起着或正或反的作用，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先锋文学、边地文学、民族历史研究、考古研究、民间文化研究、民俗研究、传统书画艺术研究等等诸多领域，沈从文的先驱性、探索性存在都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这些还没有得到必要的回应。至于沈从文的建设与探索走得多远，我觉得有必要再讨论、再评估。此外，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枯竭、多次挣扎仍然不能振起，文化研究只能在材料积累、整理与辨识方面做出贡献，却没有展现出更为宏大的学术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内因，还没有引起普遍的自觉，而这些又恰恰还潜隐在当代人的身上。
当代学术的演进在沈从文研究这一课题中所显示的进路，是比较典型的。从文学研究到历史研究、到心灵的探寻，当代学者对沈从文的认识提供了一个不断拓深的曲线轨迹，由此我们不但感受到研究重心的位移，也看到了时代在这里的投影、以及学术研究与时代之间某种契合或紧张。在沈从文研究的背后，是一个不断被追问、被积累的思想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被逐步还原、心灵世界被逐步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带给我们一个难以回避的思考：同情的理解与理性的考量之间是否真的就需要一种准确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