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六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六卷目录
古今治平略三〈宋代国计 明朝国计〉
食货典第六卷
食货总部总论四
《古今治平略三》《宋代国计》
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而征取无艺。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库吏三年一易。其征、地课、盐曲之类，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等并亲临之。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未几，复为三部。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寖多。太宗孜孜庶务，或亲为裁决。有司尝言油衣、帟幕损破者数万段，帝令煮之，染以杂色，制旗帜数千。调退材给窑务为薪，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其爱民惜费类此。真宗嗣位，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必优诏奖之。初，吴、蜀、江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仁宗承之，经费寖广。天圣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靡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至是，始大裁损。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艺极。帝与太后知其弊，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分隶八作司。旧殿直已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亦罢给。故事，上尊号、谥号，随册宝物并用黄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黄金，若朕所御，止用涂金。时洞冥宫、寿宁观相继灾，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决河，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既而玉清昭应宫灾，遂诏谕中外，不复缮修。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木之费省矣。帝天资恭俭，尤务约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摈不取。闻民之有疾苦，虽厚利，舍之无所爱。贡献珍异，故事有者，或罢之。山林、川泽、陂池之利，久与民共者，屡敕有司毋辄禁止。至于州县征取苛细，蠲减盖不可胜数。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臣尝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赋，仅能取足，郊祀庆贺，乃出自内府。计江、淮岁运粮六百馀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右司谏韩琦言：省费当自掖庭始。请诏三司取先朝及近岁赐予日费之数，裁为中制，无名者一切罢之。乃令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有司不预焉。议者或欲损吏兵奉赐。帝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更变以摇人心。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绌，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著为式。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以次减郊祠所赐银绢。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二，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六百一万。至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馀万，故用度不得不绌。乃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使趣议罢穴官裁节，稍徙戍兵还内陆。命三司副使包拯行河北，与边臣、转运司议，汰军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曰：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然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无所建明。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祐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饬，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时《苏轼策》有曰：夫天下未尝无财也，昔周之兴文王、武王之国，不过百里。当其受命，四方之君，长交至于其庭。军旅四出以征伐，不义之诸侯而未尝患无财。方此之时，关市无征，山泽不禁，取于民者，不过什一。而财有馀，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国之贡，而不足于用。由此观之，夫财岂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授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易也。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穷困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资。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宽然而有馀。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向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者，何以异此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蓄，常间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于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武，然后可以望其无疾，以至于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后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思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视其炎。而责之以救患之术。顾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于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间，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蓄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釐，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光等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条析焉。会有事于南郊，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贵近始，可取也。王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耳。夫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议武帝之不明也。争辩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安石因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帝纳其说安石犹恐不决意用之。复言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而不为异论所惑。帝然之。安石既坚帝意，因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以苏辙、吕惠卿检详文字，章惇为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由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使者四十馀辈，颁行天下。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帝方经略四夷，故每以财用不给为忧。日与大臣扬搉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有司请造龙图、天章阁覆阑槛青毡四百九十。帝谓：禁中诸殿阑槛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宫覆槛毡罢之。后吕嘉问复建议省仪鸾司供禁中綵帛。是岁，诏内外勿给土木工作，非两宫、仓廪、武库，皆罢省。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帝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仓吏给军食，多侵盗，诏足其概量，严立诸仓丐取法。中书因请增诸仓主典、役人禄至一万八千九百缗，且尽增选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团军监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后又增大官吏禄，盖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当时理财无统，未见其益。先被厥损，类若此，何怪其窃经传之美名于上，而恣掊克之实害于天下哉。且其初，外置转运使，以漕一路之赋。内置三司使，以总天下之财。自常平仓隶司农外，其馀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大。数量入为出分画，移用取彼济此，指挥百司，及转运使诸州，如臂使指制甚善也。其所掌之财，驱磨财计检察，凭由悉归磨勘司，造作军器，则甲胄案主之土木之工，则修造案主之防河之役，则河渠案主之。夫国家工役之费，莫大于三事，而必命三司总之者。所以使之敛散，及时纵舍，由己不为他司牵制，而可受之以节度之宜也。且其名其数籍于三司，惟三司得而知之，人主不得以私之也。咸平中尝命三司，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盐铁，使陈恕久而不进，上命辅臣请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见府库充羡，恐生侈心。故不敢进也。上闻而善之其慎重若此，至王安石为相，以周礼行新法，遂持冢宰掌邦计之说，谓宰相当主财计，因与三司分权而籍其数于御前，谓之旁通簿。凡税赋常贡征榷之利，方归三司而摘山煮海坑，冶榷货户，绝没纳之财，悉归朝廷。外则分建二司，民间常赋及酒税之课，以归转运而免役。坊场河渡禁军缺额地利之资，悉归常平。别号朝廷，封桩为岁，料上供之数运入京师，更立库以贮之，而三司悉不得预焉。于是天下之财，分而为二，始无专主，而祖宗处国计之良法，胥失之矣。自元丰官制行户部，度支盐铁，虽属本曹，而磨勘归之。比部衙司归之都官，胄案归之库部，修造归之将作，河渠归之都水，出纳贸易归之太府。宰相既与三司分权，而三司所统又分裂于六部寺监。利权一分，财用无艺。于是他司以办事为效，而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而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户部全无计相之权职。在行朝廷之文移，仅能经略在京官吏，诸军俸禄而已。然则三司之职，不待改官制而夺其权。自熙宁变法之时，而已坏矣。如之何而望财之裕乎。至哲宗时，司马光虽请收诸司，利柄一归户部。而三监之属工部者，犹故。是以苏辙为户部，尝请以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而伤财害民，户部亦无所逃其责矣。然卒莫能返其初也。利权散出，安得而不匮乎久之。韩忠彦、苏辙等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选人、胥吏率皆增益，而两税、征榷、山泽之利，与旧无以相过。治平、熙宁之间，因时立政，凡改官者自三岁而为四岁，任子者自一岁一人而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而为六岁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渐杀恩礼，此则今日之成法。乞检会宝元、庆历、嘉祐故事，置司选官共议。诏户部取应干财用，除诸班军料钱、衣赐、赏给、特支如旧外，馀费并裁省。又诏：方将裁损入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后遇圣节、大礼恩泽，并四分减一。于是上自宗室贵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械器，皆命裁损。久之，事未就。议者谓裁减浮费细碎苛急，甚损国体。于是已议未行者一切寝之。后乃诏。有司计中都吏禄，岁费缗钱三十二万，诏以坊场税钱给之。于是吏禄之穴滥者，率多革去。然三省吏犹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孙升、傅尧俞皆以为言。至绍圣、元符，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诏皆给见缗，如元丰之制。先是，既罢导洛、堆垛等局，又罢熙河兰会经制财用司，减市易欠负及积欠租输，选官体量茶盐之法。而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吕孝廉、王子京、李琮，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相继正其罪。既而稍复讲修财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钱谷艰窘，户部给百官奉，常无数月之备。章惇遂以财用匮乏，专指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苏辙诸人之罪。左司谏翟思亦奏疏诋：元祐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馀积，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愿下诸路会元祐以前所储金谷及异时岁入经数、名额，著为成式。建中靖国元年，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滥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修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饰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无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自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祐、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奉非治世事。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益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之故。由是官吏奉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馀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荡上意。而东南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馀奉，故当时议者有奉秩几于执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礼制、明堂，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剌令》之类，职秩繁委，廪给无度。侍御史黄葆光论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诏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极。蔡京又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县刱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馀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水磨、庙图、淘沙金等钱，不得而尽记也。宣和以后，王黼专主应奉，掊剥横赋，以羡为功。岭南、川蜀农民陂罚钱，罢学制学事司赡学钱，皆归应奉司。所入虽多，国用日匮。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稼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欠民积者一路至数十万计；假上供而织文绣锦绮，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馀人。陛下勤恤民隐，诏令数下，悉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盗繁滋，窃恐灾异数起。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馀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馀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赈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馀。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然创置书局者比职事官之数为多，检计修造者比实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胜数。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其后。久之，乃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馀并讲究条上。攸请：内侍职掌，事干宫禁，应裁省者，委童贯取旨。时贯以广阳郡王领右府故也。于是不急之务，无名之费，悉议裁省。帝亦自罢诸路应奉官吏，省六尚岁贡。盖自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费纷起，貂珰承受不复关白所司。而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索取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虽言者请令户部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所须，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可。而已困弊莫支国，终无可为矣。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三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馀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馀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馀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凡六千馀缗，而半归内藏。当是时两淮、湖广、四川之赋，分隶于四总所。不属上供，而上供所入，不过闽浙数路。宜其增设科窠琐屑，重复数倍于祖宗之旧。总制钱者，自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维扬，四方贡赋不以期至，于是吕颐浩、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因经制之额增折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吕颐浩、朱胜非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臣不量州军之力，一例拘抛，既有偏重之弊，又于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于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于是州县横敛，铢积丝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逼。江东、西之害尤甚。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取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还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候覈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抑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于官，则追催甚于正税。私纳之为罚者，雠家讼于县，则监纳过于赃钱。赊酒不至于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于商旅。而苛细及于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于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不可遍举。盖宋承唐之法，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馀者并留之州郡。至于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其留州郡者，军资库公使库系省钱物，长吏得以擅支，收之柄。景德以来，虽屡有拘辖，比算之令，然当时法度宽弛，未尝穷究。熙丰以后，驱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钱。则州郡所入亦复不少。过江以来，军屯日盛，国用大困，遂立经总制等窠名以取之。虽曰增征商之羡馀，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然倥偬之际，不暇审订。故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督迫之。馀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于民，时叶适条奏曰，经制之患，盖取办目前不暇及远。然初亦止二三百万而已。其后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后，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率，悉用取给。而孟庾以执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壮丁顾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趋办者，复瓜剖棋布胥吏疲于磨算。属官倦于催发，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于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于是在江湖，则苦于月桩在两浙，福建则困于板帐，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窃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坊场、河渡、水磨、碓垛之所入公。上无所用，止以给吏禄而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琐，若此之甚者，呜呼。昔桑弘羊刘晏之所谓理财，若盐铁则取之山泽，若酒酤、均输、舟车之算，则取之商贾。盖山海天地之藏，而贾贩坐笼不赀之利，稍夺之以助经费，而不致尽。倚办于农田之租赋，亦崇本抑末。诚理财之良法，未可深訾，至后世则若茶盐，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未尝有遗利在于民间，乃复别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敛不及民，将谁欺哉。然则是王安石之法，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是，何其无耻一至是也哉。且使酒价、牙税之利，可以增羡，当于坊场要闹之地，人户殷实之处，而明增之不当。例立此法而使州县之凋敝，无措者不免加赋于民，以取足也。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剋除，则当视其员之太穴者，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不当。执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实不至之讥也。州郡桩留之财赋，可以收取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于留州钱内。明增上供而凋敝之郡，则不复责取。如此考覈明白，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月桩板帐之名，则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其未尽捐者，明以增课，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则州县不得借取办不敷之说，而违法取财以困民。上下之间，岂不两利。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既明属版曹，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曰经总制，月桩板帐钱也。或所取不能及额，则违法扰民以足之。曰输纳斛，面富户词讼，役人承替违限科罚之类是也。上下之间，名目各不吻合州县，以酒坊、牙契不办，诉之版曹。则朝廷曰吾所取者，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及此，而不知其实取此，以办彼也。百姓以斛面罚钱等事，诉之朝廷，则州县曰吾以办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入己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与而实，与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实择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经常之赋。其不应取者，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岂非经久之计哉。总而论之，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模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徵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切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得失，寻复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瘉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得言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可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为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明朝国计》
国家幅员之广，视汉失朝鲜，唐失交趾，而取赢于大理、楚雄诸郡，乃其过宋远矣。是故东起朝鲜，西至嘉峪，南滨海，北连沙漠。夏秋二税，共米麦二千六百零八万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通二仓，临德淮曹四仓，每年运米四百万石。太仓库岁额运银一百四十九万。内夏税五万五百馀两秋粮九十四万四千八百馀。两岁办盐价并引价银四万六千一百五十八两。马草折银二十三万七千馀两。盐课折银二十馀万两。云南闸办三万馀两外。绢、丝、绵、苧，多少称是。此其大略也。二百馀年来，郊赉岁币祠禄，视宋差省而其最费者，无过宗禄、养兵、荫子三者为极。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无几宗费，亲王岁至万石。军校官寮，居第婚丧之费，不下数万。下逮于庶人，人各岁百石馀。费等差此，其不可已也。然地力有限，生育无穷，今不能无少通裁焉。边费凡二一民粮起自各省，起运一屯粮，出自卫军。国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岁入之后，利尤无穷。其外募兵预备，防秋年例赏赐名目，需用不一。然自开种转为输纳，迄今嗟涸泽矣。若夫在京师，积贮曰太仓，漕粮曰太仓，银库馀积归之老库。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马价则囧寺蓄也。内供则光禄职也。又皇城内设承运供用，广积天财，及甲、乙、丙、丁、戊等库与。夫尚官监以至宝钞，惜薪诸司，皆属人主内府焉。初洪武时，近臣有言，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伤人。况重为徵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储积而能为国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尝谕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罔知此道。惟事剥削蠹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饶馀，慎毋聚敛以伤国体。一日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椿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内藏。俟课赋有馀，则偿之夫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者也。一日阅内藏，慨然谓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快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奉也。今天下已平，而国家无事。封赏之外，宜俭约以省浮费。其崇德公利类如此，至于永乐时户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诸王岁给禄米，宜各撙节。于是始命俱依照祖训，万石内岁给米三千石馀，支钞各有差。盖稍稍通融矣。当时定鼎燕都，再狩沙漠，费用不赀。而成祖身服俭约，率天下先嗣，是而洪熙及宣德以来，重熙累洽宇内。晏然，且干戈甫定，诸宗室未蕃，军职尚少，经费无几，国用有馀，法网未密，财利无制。盖自正统初，西寇阿台朵儿只怕寇，甘肃边患，渐兴兼以寇盗日炽，遣将出兵，疲耗中国，滥费爵赏，府库日虚。理财事益急矣。景泰间，御史左鼎奏我国家，当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于不足。迨至军兴尤为穷蹙，于是卖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举而行之。科敛愈烦，国用愈匮，尝观汉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连岁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谓多事矣。然卒能使贯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钱，行者不赍，粮岂有他道哉。不过躬行俭约，轻徭薄赋，是以国富于上，民安于下。由是观之，欲致国用之饶裕，岂必掊克聚敛之为哉。诚能痛抑末技，严禁游惰。凡工商僧道之流，减汰抑遏悉驱而归之农，官吏将士之无用者，罢斥拣择，毋使其穴食，开广屯田，以渐实边。廪量减士卒以稍纾边饷与。凡不急之役，无益之费，如寺观营造、供佛饭僧之类，一绝之而不为。专以务农、种谷为本。而尤躬行俭约，以率之慎择，守令严修约束，以督励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诚。则何户口之不增，赋税之不广，民财之不裕，国用之不足哉。成化十六年，广东左布政彭韶奏言，国家升平百十馀年，生齿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然而官府仓库少有储蓄，人民衣食艰于自给，比之国初，无经营战伐之事，无创作营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财之多也。国初设官有数，今则内外文武加数倍矣。国初宗戚有限，今则远近亲疏，日益众矣。初僧道有额，今寺观日增矣。初宾贡有节，今四裔络绎矣。初岁赋有常，今进献多门矣。初上用俭朴，今百度侈丽矣。初赋役尚简，今差使繁重矣。初书籍少刻，今版行猥滥矣。初牌坊少竖，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风淳质，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财者，使及今之时，加意撙节尤恐，无以为继。况又更启他端，而益以杂用其，何以善后哉。是时内政擅权，奸壬迭起，妖僧异术，肆为蠹蚀，土木频兴于都城，内外建造佛寺，数千百区，张玩烟火，建设斋醮，动费千万。于是赏罚无期，而传奉除授一听之，中贵而莫能裁制，竟致内帑空虚，军民疲困。初国家内帑积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两。盖累朝储之以备边虞，未尝轻费景泰，末颇为浪费。如金豆金钱等掷赐内臣，取其鬨笑。英宗居南，内闻之辄叹曰：累世之积，其尽乎甫。复位亟往观之，则金具存，止缺一角，旋节他费补之。及成化中，太监梁芳、韦兴等，用事于是，十窖俱罄，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尔二人为之兴。惶惧不敢，对芳仰言曰：为陛下造齐天之福，何谓虚费。因数三官、五显庙之类，曰此皆资后福，上不悦，起曰：吾不与汝计，后之人必有与汝计者。盖指东宫言也。孝宗弘治元年，马文升疏云：为国莫先于爱民，爱民必先于节用。然节用之道，必自内府，减省始乞敕户、礼、工三部，各查内府衙门工银等项。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逐一上陈，断自宸衷，量加减省就为定例，尤望自今。凡好用锡予之类，更加撙节，罢不急之修造，裁穴食之人员。则帝王克俭之德，复见于今。而民困少苏矣。上嗣是躬亲政务，勤讲学之功，优接下之礼，平台召对，念切斯民，其时端揆大臣，亦悉心勷沃，举成化敝，政振刷顿清会。是时宣大烽火甚急，需索供亿，复值大丧，婚相继并内外，及各王府诸边，赏赐无赀，而户部尚书韩文悉心经画抑征，虏中官苗逵奏请，追究羽流幻术。凡戚畹中涓，占夺和买民田，又举正窝占引盐乞讨织造等事，自是积弊无遗，公私告便，尝上奏言，本部会天下司府州县，税粮存留，起运若绢疋、花绒、盐钞及运司额办盐课卫所，所积屯粮计之大都，起运存留钱粮有事。故得停而岁入，往往不及额。国家宫禁边防，经钜费年异月增，而岁支往往过原额。二者相乘，而在外一岁之入，恒不足供一岁之所出。窃为廪廪也。天下民物凋弊日甚。国家财赋之需用日急。臣实司计，莫知所图，伏乞敕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议计，处诸京通粮储，支费日增，何以节之使不滥。太仓库藏亏损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内库，告乏取天下银两实之矣。然随实随虚，何自常实，而令上用之不乏。厨料缺供用，别项银两给之矣。然随给随缺，何自减省而令民困之少苏。各边军储若何。调度使小民无转输之苦，各运司盐课若何撙节使，边境得仓卒之用，禄米庄田，若何处置可以应。无已之求马，房仓料何若经画于以省。无穷之费，速香黄蜡以何年为中制。则可行而不靡滥，布疋收受以何例为准。则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粮之短少，何从补助。湖、广等处，存留粮之足否。何以查处以至天下。灾伤蠲免税粮，又何以处分而有恤民之实。通行议处，开画条上，定夺施行，庶圣政有补，而天下苍生咸被其泽。奏上下九卿，议久之兵部尚书刘大夏，乞休上御幄殿问之，对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穷财尽。万一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艰，故辞耳。居数日，复召问曰：徵敛俱有常，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大夏曰：正谓不尽有常耳。他未暇论，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上曰：固可一一议而革也。于是令九卿、大臣，各言军民病蠹，而择行之。乃递减王府房价，及矿坟价银，数郡王下禄米，俱折色有差。又旧例光禄寺设宴，供奉内府，御膳备办使臣外裔宴，享而已。成化以来，添有坐家，长随七八十员。又有传添内臣二百五十馀员。天下常贡不足用。乃责京师铺户买办，宫中不给，负累市井，赊借至是。太夏奏曰：光禄日办不胜查算，日杀生口，无虑数百。既以损民之财尤亏。爱物之仁疏入。上恻然，即令下裁减八十馀万。官民乃得苏。是时天下十三布政司、两直隶、府州，造报田土户口税粮，黄册实在，官民田土，总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馀。人户总计九百一十一万有奇。人口总计五千三百三十八万有奇。实征夏税秋粮，总计二千六百六十九万有奇。盖极盛矣。武宗改元，八党并起，逆瑾刚狠尤甚。日造巧伪淫荡上心，国用日益不足。正德三年，逆瑾令天下朝觐官，每布政司送银二万两。各司贷于京师豪家，回任括民财倍。偿之而朘削民脂。政由贿成，是后佞倖益杂，修建大缯鳌山之戏，内具之供造军器于南织，缯绮于苏公，渔国课私责，民偿内外，绎骚中原盗起。而豹房僧寺镇国延寿，凝翠太素等处，弹刻金碧文，石采瓦穷，工极丽时，户部李燧曲意徇之不敢裁。执寻内宫灾复行，兴作一时。他役并兴，燧因具疏曰：汉文之贤，罢露台而著。隋帝之败，开汴河而致。盖民之所爱，惟财与力。力竭则怼，财散则叛。今无徵矣。顾可又促之，屡请姑停他营，并成内宫，至或夺俸示谴。又广置皇庄，跨州连邑，至三百馀处。而自名大庆法王延番僧出入，禁中赏赐无赀时，既已官轻而颓民穷，而盗于是曹甫。乱于江津，六儿残于蜀土，刘烈梗于保宁，刘六、刘七獗于畿甸。赵璲、杨虎炽于河南。僵尸、渍血、杀人如麻。大村巨落，荡为灰烬，而散内帑给军需，不下数百万。卒无成功，前后报功万计，辄加升奖奏带者，至千馀人。自出师至犒赏费，大仓银二百馀万。府库为之虚，而帝且巡幸无度，旌旗遍于南北。所至供需，挽驿州府，官日不暇给。至末年籍没，江彬家得金七十匮，银二千二百匮，杂饰五百一十箱。馀物不可胜数。夫此皆钱财也。使移之于赈民，则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饷军，则可以倍军之气。而乃藏之于权，幸私家以致百姓困贫，府库空虚。况合群奸人党众义子各镇守，诸逆党宸濠臧贤
真卢明秦用之籍没其数。又当何如耶。无怪其倾藏竭府，不足以赡盖国家。耗蠹至此。极矣。初盗起山东，兴兵动饷，时孙交为户部尚书，后代交者王琼也。琼尝言，交虽爱民，而未知所处。李东阳辈负文学之名，而未见措之施为时畿内。山东地方承平日久，物产繁盛，且州县壤界相接，若降一令，官军捕盗，经过州县验所，报勘合供给口粮、草料，准其税不足，官为措处事毕补还。此亦简且便矣。而交等虑不及此，命户部侍郎杨潭总督军饷，发太库银二百馀万，分送各州县。和买粮草积备军过支给有司，因而派民强买，及给散之际，益生纷扰，或侵剋借代为弊滋甚。贼平潭以督饷功。升荫先是刘瑾用事，太仓库银积至三百馀万两。至是为交所费几尽，而民不沾恩。又方流贼猖獗之时，民苦焚劫杀掠，而禾稼丰熟。初不告饥，惟河间一府水灾民多，饥馁孙交与东阳等不计国用，匮缺屡诏蠲租。正德六七年间，起运京边粮草，计数百馀万。悉皆蠲除。于是有田富民，幸得悉免。而贫民无田，被贼害者，惠不及如山西灵石县。贼入城焚，劫殆尽。市民受害不及各乡，乃尽蠲其租。由是京师岁用不继，转借于太仓。又边储甚乏，亦发太仓助之。边储未充，而太仓库银已竭矣。世宗登极，凡所营造，一切停废，嘉与维新，时詹事霍韬广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备官，纂修窃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十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备查天下额数，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六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六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此又失额极多者也。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不然，则册文之讹也。何以致此，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夫广无藩府之拨给，疆里如旧，非荒虔于寇贼，则欺隐于猾民。不然，亦册文之讹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间，仅仅百四十年耳，天下额田减已强半，更十百年减，失又当何如。伏望敕行户部，考求洪武初年，额田原数，备查弘治十五年，失额田数。今日额田实数，送馆稽纂，仍乞特召。户部尚书询之曰：洪武初年，甫脱战争，黎庶鲜少，田野荒芜，田数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开辟，田额宜多而顾少。总国计者，宜若何为心，天下有受，猾民赃利为欺，隐额田蠹国害民弊，无纪极者，来岁造籍册献田额数。盍预思设法处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户一千六百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户口蕃且息矣。乃户仅九百十一万，视初年减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八十万，视初年减百一十六万矣。国初户口宜少，而多承平户口宜多，而少何也。伏愿再敕该部覈实，洪武弘治递年，户口原数，今户口实数。送馆稽纂，俾司国计者，知户口日减，费用日增。思所以处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由一万石增八十七万石，则多加八十倍矣。考山西额田，初年四十一万顷；弘治十五年，存额三十八万顷；失额者三万顷矣。禄米则由一万石增而八十七万石。额田则由四十一万顷，减而三十八万顷。举山西而推之，则天下可知也。伏愿敕行礼部备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数，几何。今日位数几何。行户部备查，禄米总数。初年几何。今几何。送馆稽纂。俾司国计者，知赋税日减，禄米日增。思所以处之也。再按，天下武职，洪武初年，二万八千馀员。成化五年，增至八万一千馀员。锦衣卫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员，今增一千七百馀员。由二万而八万，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额田赋入，则由八百万减而四百万。军职员额，则由二万增而八万。然犹成化以前，之大略，弘治后未稽也。伏望敕下兵部备查，洪武年间，武职大数几何。今日大数几何。类送馆稽纂俾司国计者，知额田减一倍。军职增四倍。思所以处之也。再按，天下文职，洪武初官有定额。故数易稽今穴员日多，职守日紊，数亦难稽。昔光武中兴，鉴前世穴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馀员。额数极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馀员，额数极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职逾八万矣。合文职计之，逾十万。是职员极穴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伏望敕下吏部详，洪武年间，文职几何。今穴员几何。裁革几何。通文武职员几何。送馆稽纂俾司国计者，知官愈多，则国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处之也。今天下犹一家也。处天下犹夫处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费，饶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则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则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复仍千金之费。先业不立坠乎。祖宗创业之初，犹夫亿万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犹子孙也。百官工作也，内臣臧获也，军士犹守家之犬也。岁费供亿则其家之调度也。率是数者，皆如祖宗之旧，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财者，年积岁滋，不知几倍。其益生财者，日消月磨，不知几倍。其损是犹承千金之后已。落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费也。几何而不穷乎。所望陛下，早计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己复礼之目，由此而坚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其后国家经费，百十倍于盛时，而土木频兴斋醮繁建北寇、南倭，大军数起，兼以大臣贪掊奸赃无算，海内虚毙日甚，穆宗隆庆元年，上问户部京帑所贮金存者几何。以赡军国足备几何。年尚书马森奏，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军俸粮该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储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颁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京仓见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五十一石。岁支官军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馀石。遇闰加二十二万馀石，以今数抵算馀足二年，请崇俭约。上手诏曰：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减省正供之外，未尝妄费分毫，尔等尚悉，心措处以济国用。森复奏，臣查祖宗旧制，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境。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边境固未尝求助于京师。京师亦不烦搜括于天下。后因边庭多事，支费渐繁，一变而有客兵，年例再变，而有土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万耳。迩来渐增至二百三十馀万。屯田十亏其七八，盐法十折其四五，民运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各边则士马不加于昔而所费，几倍于先。在太仓则输纳不益于前，而所出几倍于旧。如是则边境安得不告急，京师安得不告匮。臣等见闻有限，宜乘朝觐之。期广集众，思令中外，各陈理财之策，采酌施行报可遂。差御史马明谟、赵岩、谭启、张问四人，分查天下军需剩羡，以补元年所蠲之数。又敕都御史三人，分往直省，清理屯粮焉。六月户部奏，供用库解至钱粮，申请科道查验，而中旨云库与局同遵旨行盖。上初即位，时从言官议，遣科道巡视监局，后科道论事，忤奄寺因而谮革。及得前旨户部执奏内局，止于内供而库则民运入。解一归奄寺科索无纪。自景泰三年，已命御史监之。嘉靖四十四年，因伪报焚毁，遂查，刷以清耗蠹盖。良法之必不可废者，不报。又户科都给事李己《陈吾德疏略》曰：伏睹陛下，登极之诏，其于金珠宝石等项，止采买又内府。各衙门供应钱粮俱加，节省不得，徵成命一颁欢腾，海宇何。数年以来，左右近习，干请纷纭，遂至买玉买珠，不一而足。又有如太监崔敏等，指称缺乏，复行故智。今府库空虚，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边方年例奏发者无时，省直饥荒求活者不已。司计之臣，虽千方那补，尚且不给，兹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数十万之费。何以借支太仓。虽有赢馀，正宜存积，以备经费。尚可听其不经妄用而无继于后耶。伏望将该库奏讨金珠等料，俯从末议，申信诏旨，一以昭陛下之俭德，一以全朝廷之大信。疏上。诏李己下狱，陈吾德削爵为民，二年工科王玺言内库之弊，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揽花费，曰解户私逃，曰那移延缓。欲严择官保，籍其年，貌以便稽查，在内者有四，曰铺垫，曰守门科剋，曰茶果馈仪，曰棍徒需索诓骗。欲如会典所载，令铺户辨验钱粮，每季辄易库，夫盘运看守三岁一更，科道官给与印记，年貌木牌，方令进库，至于纸笔盖席车价。虽难尽革，亦宜酌量扣算，立为定额。抽验上库者，即用印记，以防他日遗落委官解户。其在逃与系狱者，岁月寖深物交必坏。当先寄库，执其人付法司。情有可原者，赦勿治得旨，俱如议行。又太监李芳请裁，近年所加，白熟细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盐三万觔，仍令二年后悉遵弘治例。上嘉其节，费惠民允之按穆宗恭俭撙节，有汉文之风，初中官各进攒盒，以次上食，则命损光禄之经果饵。则命于市以时值买，进则损光禄饵，金糊窗故用绢岁一易，则命以楮代诸用磁器，岁不赀且易破，损则命用金银制造。而磁价顿贱，此皆俭德不可及者。三年，科臣郑大经疏言：灾异叠见，时事多艰，宜宣召大臣，商搉治理。及敕九卿，言官并抚按，讲求用人理财事宜，以闻四年内承运库以空，劄下户部取银十万两。户部尚书刘体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楮取之，安辩真伪。乞寝前命诏，如数以金进。七月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在量入为出，尝考天下钱谷之数，计一岁所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馀。而边饷至二百八十馀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馀万，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二百十万有奇。不足充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然以其大事而不敢言。或举其端，而不竟。其说亦未有能毅然行之者，如入卫之兵，无不言其当罢。而今数年未决，诚以边事未宁，寇患莫测，异日或有以中之也。自嘉靖十八年备边以来，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盖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馀万。士马岂尽，皆实数刍饷，岂尽皆实用耶。臣不敢远举，第以近年一二镇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发银二万。后三年，止一万。乃今至十二万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嘉靖三十六年，发银二十二万。次年二十三万，乃今至二十七万。又以加兵复费十一万矣。举主兵而客兵可知；举二镇而九边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今即不能如国初，故额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事而汰其浮，甚者且九边去敌，有远近事，有缓急必尽颁内帑，然后足用。宜令廷臣酌议，减省不得过岁入。常数之外，臣亦移文督抚俾以岁用。实数报部臣，具籍以进。惟陛下留神省览其用财，约于往昔者必忠臣也。则有赏其糜费溢于故常者，必非忠也。则有罚一切出入，许臣执奏上闻国计幸甚。上然其言，令各边督抚，从实议处以闻。十一月户部奏各府，岁运内库，京边钱粮率被解户揽头，侵冒有一人假充数名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诡万状，法纪荡然今将积岁输纳，乾没分数，纤悉条例，共一百八十七类。乞下诏切责当事臣，工务体国任事，法期必行。庶大计有济，诏各巡按御史尽法严，追剋期完报。逾期不奏报者，都察院查劾以闻。五年正月，诏取光禄寺银二十万。进用寺臣及巡视科臣各疏，争之诏减其半。六月，户部覆户科梁问孟国，奏请敕户部侍郎一员，同司属有心计者，将中外财赋，每岁增减出入之数，行各抚按悉心议处，前有可因，固不必过为裁省以伤。国体后有可革，亦不许滥为糜费以损。民财事完，造册送部，部类编为各司职，掌以定遵守。仍将内府钱粮，先后额首，录进览庶费出有经岁计，可裕矣。从之嗣是所差御史诸人，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各省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天下库藏空虚。灾荒无备，遂有苦。其搜括适增烦扰者，大学士弘居正疏曰：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夫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惟撙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可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孝武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轸念民穷凡不急工程无益徵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约以为天下先。而敕吏部慎选守令牧养小民，其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否则虽有才能，干局止居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不但惩贪亦实边之助也。至于今天下，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各衙门，在官钱粮寖无稽查，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若去其害财者，又何必索之，穷困之，民以耗国家之元气为哉。所差御史，宜令回京而屯盐之务，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以后上下，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疏下户部覆议，言财用当经理者，其一兵饷之费，取办屯盐宜稍仿。汉法民愿得爵，及赎罪者，令入粟于边，酌地里远近而递减其赀。使人乐从。则塞下之粟必多。他如均隐占清驿递，复湖荡革，包揽禁投献诸条命，著实举行之至。万历初，辅臣居正等疏言，国家财赋正供之数，总一岁输太仓银库四百三十馀万两。而细至吏承纳班僧道度牒之类尽此矣。嘉隆之间，海内虚耗，公私贮蓄，殊可寒心。自今皇上，临御以来，躬行俭德，覈实考成有司，催徵以时，逋负者少奸，贪犯赃之人，严迸不贷，加以北寇款，贡边费，省减又适天幸。岁比丰登，故仓库稍赢，而闾阎之间已不胜其诛。求之扰矣。臣方欲俟国用，少裕请特下蠲租之诏，以慰安元元。今查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五十五万九千四百馀两，而六年所入，仅仅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八百馀两，是比旧少十馀万两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馀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馀两，是比旧多四十万馀矣。问之该部，云各处奏留蠲免数多，及节年赃犯财产已尽，无从完纳。故数顿少。两次奉旨，取用及凑补，金花拖欠，银两计三十馀万。皆额外之供，故出数反多，王制以岁终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馀。有一年之积而后可登于太平。今一岁所出，反多于所入。年复一年，旧入者日消磨，新收者日短少。目前支持已觉费力，猝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欲取之于官，则在所皆虚无。可措处欲取之于民，则膏血已竭。难复苛求。况民穷势蹙，计乃无聊，天下之患有不可胜讳者，此臣等之所深忧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其用自足。伏望将该部所进，揭帖置之，座隅时赐省览，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以渐复祖宗之旧，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及读万历，会计录九年以前，凡天下岁入本折，各色通计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而钱钞不与焉。除入内府，凡六百馀万。其出数莫可稽。忧国奉公之臣，唯漕粮银库出入之为廪廪矣。太仓漕粮者，岁运东南，米四百万石以仰给京师者也。凡百官员役，七十八卫官，校蓟密昌平镇兵，皆倚此为命。且京城编民必藉此，而后腹果然。年来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灾伤题留。于是漕米渐耗，往往出浮于入。大抵改折愈多，则漕积愈耗。改折渐少，则漕积渐复。太仓银库者，受天下麦米诸折色与盐饷诸银之所委输，以备内供以给官府，以馈边饷以充百用者也。近因中外多，故灾祲频仍，原额内有改本色备边者，有留充兵饷者，有别项那用者，于是复损额四十万，且递年徵解弗完者，动至百数十万。大司徒极意搜求，额外有若开纳事例，有若漕粮改折，曰税契撙节，曰新增屯地，曰节省公用，曰吏承纳班，曰缺官柴马，曰随漕折席，曰抽扣工食，曰新增盐课，曰广饷积馀，曰带徵逋欠，曰扣除月粮。其于搜括之路，亦已竭尽无馀矣。然而出浮于入额，内外皆然。而额外尤甚。计额内之出也，九边年例岁费，太仓银约四百万，竭一岁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库之香蜡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员之俸折，光禄太常之果品，诸价修仓库，军夫之米折，昌平之协济，宝钞司之稻草，诸仓场之草料，兵部之筏夫酒醋，面局之豆麦，光禄寺之钱钞，厨役神乐观之舞生，礼部之赏夷折绢，工部器皿厂之小麦，丙字库之召买丝绵，司苑局之豆草，京卫所官之布绢，军伴营卫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粮，诸额内之出，约岁七十万。皆取办于太仓。若大军需若珠宝，市买之属，或百有馀万，或二百有馀万，则皆太仓额外出也。何岁不需。何年不发。无俟计三十年之通，即以迩者三年计之始。犹出浮于入。今则出倍于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三。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何以故民源也。财流也。源大则饶，源鲜则竭。今天下财源诚竭矣。自田赋加派也，而农民竭。自岁督金花巧增税契也，而农民益竭。自攫金缗也，而豪右竭自开例诱纳也。而素封之家竭，自传递驿骚也。而人与马俱竭，夫天下独有此民，民独有此财。剥蚀之于彼，安能复灌输之于此。是以银库竭，则搜括省直矣。搜括尽，则借改漕折矣。漕折尽，则开纳事例矣。事例尽，则借京粮借老库矣。老库尽，则旁借囧寺矣。老库原积银八百馀万囧，寺原积马价九百馀万，乃祖宗累代遗蓄扃钥，惟谨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仅存七十馀万。大非防危虑患之初意矣。然当日犹有可搜、可改、可开、可借，今则无复可搜，无复可改，无复可开，无复可借。九边貔貅，待哺嗷嗷，居恒无事，时欠饷百有馀。万主计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内帑。内帑弗应求之省直。省直尽空，责无米之炊于巧妇，其亦难以冀矣。然而大可忧者，不在国课，在天命、人心也。光禄寺者职司，大内膳羞者也。粳、糯米、豆，民运共之果品、厨料，则官解苦焉。原额会计诸色银二十四万一千八百馀两。岁该于户部，关领钱钞银三万两。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万，过矣。后奋然一加，查刷遂减至一十七万，改钱钞银为一万七千。悉裁靡滥以故蓄积饶裕。穆宗皇帝未登极时，尝食驴肠而甘之。及即位，偶以语左右，左右请诏光禄常供，上曰：若尔则日杀一驴，吾不忍也。禁弗许当其改。元初即裁，原额为二十二万。是年以光禄馀银三十万。借计部发边赏，而后稍稍取充内庭用。内监供御传进无时多溢，额外靡有纪极所节。不经之费，诚宜著实施行者，若庖厨诸役，夤缘影占空名糜饩之当革，则会计录言之详矣。内库者掌金银、粟帛、茶蜡、颜料之属，皆为上供需。最大者曰金花，银乃国初所谓折粮银也。正统以前，俱解南京，每岁武臣赴彼关，给以为常禄。边境或有缓急，亦皆取给其中。盖其时事省而用节故也。正统元年，始议于南京，改解内库岁以百万为额。自是以后，惟放折武俸之外悉为御用矣。隆庆间，大司空朱衡目击内府，监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朝廷供应皆民脂膏，宫中府中当属一体。谓宜亲发训辞俾。诸臣得随事执奏为撙节，地当时转环听之。故历至于今，凡请钱粮解进，犹以科道臣兼赀用意良亦远矣。乃以此为防，犹有监局守催唾骂大司空而不忌者。且一矿金，至则曰：著内库进收一税金。至则曰：著内库进收非直归内库，实归东裕库也。夜光之珠，照耀宫寝，猫睛宝绿，充牣皇居，若羡馀若乾折，若铺垫，若抄没，若孝顺，若缴璧，陈设种种殊称，何可胜既。即以三十年金花计之，当不下数千万积矣。其可徒积有用为无用乎。大抵当时外廷告急，而内脏颇殷。天子特持节缩之，权邃不可测，而议者谓齿。及上方则喉舌之地，见以内侵而急于操，上必不能兼言治矣。谈及边蠹，则干城之士，见以为中制，而疏于备敌，必不能兼言节矣。于是其入也，国未享其一而民已耗其十。其出也，上耗其十，而下犹未沾其一者，出入不复相程，丰啬归于偏畸，财安得而恒足乎。嗟夫。犹是宇宙间有尽之财，薮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即尽搜括，恐非不涸之仓也。而况未易集也。则不得不进，而议生运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开铸，赋农不如广储粟，通鹾利乃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效。则人也非法也。汉充国自领屯田，不摇廷议，唐委铸事于亲王，秘阁刘晏为盐铁，租庸转运使所置诸道，皆慎简尽当时之选。我先朝曾，以重臣屯，未几报罢。今铜冶之使缺焉。未备即掌治粟而分鹾务者，所除而委任何如也。则人轻也。边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往以覈其数不相覆也。吏日抱底绩，而考成之法，往以覈其数不相覆也。地日言无隐铸，无隐煮而功罪之牍往以覈其数不相覆也。则人匿也。虞乐成之难，既欲刍狗其事，惮虑始之难。又欲尘土吾法而触时事之难，又并欲萍梗其官也。则人倦也。夫天地原有此利，我第发泄融液，以达之未用者，毕收于有用，则生也。而不任即利，亦或有其害。我复搜剔缄结以固之，使有用者不逸于旁，用则生而通，通而节也。而又不任经纬，失而天地閟人实为之法于何有哉。然而有贫国，无贫天地；有匮民，无匮政事。诚一旦大反弊端，而中外实心，而究理之奚遽不可转匮成。丰御贫得富，而纷纷末议，亦奚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