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从“海定波宁”到“甬立潮头”
宁波在改革开放第一个二十年迅速崛起，在于宁波在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彼时国务院设有宁波办。入世后的线性增长，某种意义上掩盖了未能充分抓住新一轮发展战略机遇的问题。但依然凭借自身的底蕴、活力跻身“万亿城市俱乐部”。“海定则波宁”体现了农业时代对于海洋的担忧、甚至畏惧，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局上，宁波如何继往开来、开拓创新，进而跻身全国大城市的第一方阵、甬立潮头，我们拭目以待。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宁波主要借助港口贸易带动临港制造业发展机制，及率先开展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红利、拥港临沪的区位红利与甬商精神的文化红利而迅速崛起，并呈现出五大特征及相应发展趋势。这个机制的核心是通过进口贸易将大宗资源等分销到省市内外出口加工企业，然后再通过出口贸易把“中国制造”由以形成的商品输出到国际市场，最终形成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尤其在我国“入世”后，宁波通过这种进出口贸易，不但将本地制造业及其商品推向国际，还深度服务于“中国制造”走向全球。这其中，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率先展开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解除了所有制枷锁，率先建立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及渊源，使得宁波在为其工业配套中逐步建立自身工业体系，并在港口建成后进一步完善工业体系；灵敏、务实、守信、低调、吃苦耐劳的甬商精神，使得草根创业逐步滚动转型，支撑宁波抓住制造业全球化机遇发展成为我国制造业大市及全球大港。在此过程中，创业经济、民营经济是宁波发展的根本动力，工业经济、传统产业是宁波发展的基本形态，外向经济、港口经济是宁波发展的主要特色，县域经济、块状经济是宁波发展的基本格局，商帮文化、实用主义是宁波发展的文化基因。未来，宁波迫切需要从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变、从外向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从块状经济向集群经济转变、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从港口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变。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一年里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完成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个是经济体量过1万亿，跻身“万亿俱乐部”，在17个城市中位列第15；一个是人均GDP首次突破2万美元，这意味着基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宁波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大概在4000亿元左右，在全国排名第12位；而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不论跻身“万亿俱乐部”是早是晚，也不论突破2万亿美元的城市已经有了多少，这都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与此同时，按照2018年长城所研究编制的“中国城市高质量简明指数指标体系”以及“中国城市高质量简明指数2018”。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宁波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GDP排名前50的城市中名列第9位，前十位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北京、杭州、苏州、广州、南京、无锡、宁波、东莞；从单项榜单来看，宁波的创新发展排名第26位，协调发展排名第9位，绿色发展排名第33位，开放发展排名第5位，共享发展排名第7位。总而言之，宁波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但仍然后较大的发展空间。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方面由于外部需求拉力减弱，对外向型经济体产生了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了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过去以追逐价格红利、遵循梯度转移的制造业全球化与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服务业全球化式微，以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为主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以人的流动、创新思想碰撞和商业模式的传播为核心，以跨区域创业、跨国技术转移、跨国技术并购、国际资本流动、高端链接等为主流经济形式，体现为高端辐射的创新全球化转变。在此背景下，宁波依然以大宗资源等进口为拉手、工业制品等出口为推手，对于技术设备、大宗商品等产业要素的跨区域、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但对于高端人才、创业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不足，尚未在高科技的带动下展开结构改革，实现转型跨越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宁波近年来尴尬与失落的根本，是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外部需求拉力减弱，通过港口贸易对于临港制造业的传导，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冲击，而新兴产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动能不足的结果。此外，以往发展红利均呈现边际递减趋势，尤其是甬商精神在制造业全球化时代的优点成为新经济时代的缺点，如灵敏到极端成为机会主义、务实到极端成为眼光短浅、低调到极端成为封闭保守。而制造业全球化思维惯性下的工业路径依赖、传统产业发展方式及管理范式、条块分割体制顽疾等具体因素，使得宁波难以从工业经济、外向经济、块状经济、县域经济、港口经济向创新经济、开放经济、集群经济、城市经济及海洋经济方向转变。
如果将1995年处于同等经济体量的深圳相比，彼时深圳下定决心结束“三来一补”并全面向“高、新、软、优”的高技术产业进军，而宁波加快承接重化工等临港产业，为战略上难以赶超埋下了伏笔。如果从2000年互联网兴起以后的杭州相比，彼时杭州大力发展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创意经济、创业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宁波则借助中国“入世”将港口贸易带动临港制造业由以形成的线性增长充分放大，形成重化工为主导、传统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形态上产生分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锐减，对传统发展模式形成了较大冲击。彼时宁波人均收入首次突破超过一万美元，基本步入了需要大力发展创新经济的后工业化阶段。但由于多方面原因，难以在高科技的带动下展开结构改革，找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转换的动能，最终达成全面转型转向的共识，不仅造成了尴尬的发展位势，还影响了经济体量、城市形象、生态环境的全面进阶。如今在新常态条件下的“转”，不仅是基本面上发展方式的“转”、还有中观经济形态的“转”、更有微观基础生产方式的“转”，不仅是“十几五”的“转”、还是中长期的“转”，但核心是形成具有新利润空间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改”，不仅要打破传统制造业全球化、工业经济思维及其路径依赖，还要打破重化工为主导、传统产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以及“大产业、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产业组织方式，更要优化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实现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组织方式及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
在如何看待第一方队的问题上，主要有第一方队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要进入如下几个个问题。一是第一方队是什么。浙江语境下的“大城市第一方队”，就是在全国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36个城市中经济体量前十二或者前十，主要是GDP视角。实际上未来中国的第一方队大城市一定是具有世界级的、国际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资源配置能力的，不仅仅光凭GDP，而是他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形象、品牌与声誉。二是第一方队有什么特点。我现在关于第一方队有很多说法，但需要从四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是灵魂层——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的价值观，宁波最缺的不是新技术、新产业，而是新思想、新观念；第二个是内核层——产业发展的水平、层级、结构及形态，如果没有一流的原创、产业、新兴产业就很难在国际经济分工、全球城市格局上站位；第三个是延伸层——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格局、都市文化、基础设施、公共事业，还包括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等等；第四个是辐射层——从内到外的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城市影响、城市辐射等等。三是第一方队的关键是什么。也需要从四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位的是观念领先，目前只有观念领先，才能战略制胜，才能走新的道路，这样才能有全新的组织方式、体制机制、政策体系，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抢占战略制高点以及发展的主动权；第二位的是善于抓机遇，甬商有个特点是特别灵敏，但宁波自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是抓住了商机——赚小钱、赚辛苦钱、赚死钱，但在战略机遇面前有点徘徊——错过了服务业全球化、创新全球化的先机。第三个不是补短板而是拉长板，宁波最大的优势是企业家，而最大的资源是民间资本，需要把自己最大优势和最大资源结合在一起，通过全球资源进行配置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将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第四个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核心是宁波、宁波港从产业要素和商品的流转中心到创新资源的配置中心，避免四面开花却没有重磅炸弹。
2019年宁波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中从2018年的第15位，上升为第12位。某种意义上，从目前来看只有进入前10位，才能进入第一方阵。对于险胜无锡，更多的在于经济体量上，主要原因在于无锡的人口基数少、陆域面积小，宁波在人均GDP、地均GDP与无锡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于超越同样是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港口城市的青岛，主要原因在于青岛在“四普”中砍掉水分，长期以来宁波真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青岛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也不足道也；而对于超越省会长沙，则是“省会经济、外延增长”与“民营经济、内涵发展”的对决，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城市其发展活力一定比不上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城市。但对于宁波到底有没有可能进入“前十强”，一个是能否将自己的优势放大，一个是如何弥补自身的短板，一个是到底是要超越谁和怎么超越。
图：2019年万亿级城市GDP对比
数据来源：各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长城智库整理
在万亿GDP城市俱乐部中，从基本面来看，宁波具有如下优势：一是税收收入占GDP比较高。某种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最简单、粗暴的指标，就是税收收入占GDP比。税收占比高的地方，往往是经济发达，而且是GDP水分较少。多年来宁波税收收入占GDP处于高位。二是工业增加值占比较高。只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以及处于一定价值链环节的高技术产业，才能使得其他产业能够参与价值分配。2019年宁波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为43.09%，在万亿GDP城市俱乐部中排3位。三是固定资产泡沫处于低位。长期以来宁波的全社会固定投资对GDP贡献处于低位，小于进出口贸易的拉动，大于全社会商品零售的带动。2019年，宁波的全社会固定投资额为5610.33亿元，在万亿俱乐部中排名第十四位；其中房地产投资占比为30.36%，在万亿俱乐部中排名第十二位；此外，近年来宁波房价上升，在万亿俱乐部中位数水平。四是民营经济占比历来较高。只有民营经济发达和藏富于民，才具有持久的发展活力。长期以来，宁波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65%左右的地区生产总值、近90%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70%左右的出口总额以及近90%以上的就业，此外人均住户存款处于前列。
表1：2019年万亿城市一般预算收入占比、工业增加值、房地产固投占比情况
注：“/”表示数据缺失，“*”为规上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统计年鉴、统计公报，长城战略咨询整理。
但也存在如下方面的问题：一是高新技术企业数较低。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新兴产业发展的根基、规模与体量。2019年，宁波的高新技术企业2000余家，在万亿俱乐部城市排名第十六位，显然与宁波的实体经济地位、城市地位不相符。尤其是陶醉于“工匠精神”，以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不足，难以实现“软硬结合、数智兼备、由软入硬”的产业发展结构与发展机制。二是消费外溢流量不足现象突出。由于城市化水平不高，宁波民间强大的购买力难以在全社会统计上得以体现，城市流量经济色彩不足，如2019年宁波全社会商品销售额占GDP的比重仅为第10名。三是外来流动人口结构不优。尽管宁波近几年人才吸引力处于全国前列，但整体而言，宁波的外来人口以产业工人为主，创新创业人才比重相对较低，在长期影响城市层级与产业层级。四是外需拉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伴随贸易保护主义、疫情全球化与长期化等因素，外需拉力疲软，将对以进出口贸易为拉手的港口城市产生较大冲击，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表2：2019年万亿级城市全社会零售与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统计公报、科技局网站，长城战略咨询整理
整体而言，宁波在短期内要跻身前十，一方面要面对青岛、无锡的反超。近年来青岛的全社会固定投资趋高，2019年几乎接近宁波的一倍，超过1万亿元，但从长期来看青岛民营活力不足，GDP水分依然较大，这种反超风险不大。无锡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少、目前的开发强度大、陆域面积小，宁波对无锡越往后在总量上越有优势，但更多地应该学习无锡在集约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可将天津、南京作为超越目标。目前，宁波与这两个城市的绝对量，相差2000亿左右。天津几乎是“东北沦陷从关外到关内”的典型，人口多、人均少、水分大是典型特点，尤其历经近似“政治塌陷 经济断崖”后元气大伤，但是在政治建设为先导条件下过于依靠行政配置资源、过于依赖央企国企是难以具有发展活力的。某种意义上，宁波短期内进入前十的真正所需要超越的友城是南京。尽管南京具有资产泡沫上扬、民间活力不足、城市产业辨识度不高以及实体经济空心化等问题，但在“首位度”的倒逼压力与举全省之力投入下，一旦将南京的科教智力资源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将历史文化底蕴与新一轮城市化相结合，超越南京的系数较大。此外，目前谈论超越武汉、杭州意义不大。“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怎么想和怎么干，如何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
站在继往开来、何去何从的历史节点、发展起点以及时代拐点上，需要重新反思宁波上一轮发展顽疾、追问宁波新一轮发展逻辑，进而找到宁波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方位感、突破口与组合拳。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角度，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对于很多工业经济中心城市，往往发展最快的时候，是落后于这个时代的开始。宁波自中国“入世”以来，最大的战略问题就是陶醉于制造业全球化，在港口贸易带动临港产业带动下，将“中国制造”的线性增长无限放大，在新经济与新兴产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动能不足，一旦外部需求拉力减弱，通过港口贸易对于临港制造业的传导，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形成较大冲击。二是对于很多县域经济主导的城市，发展最快的时候，往往是统的最做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近几年宁波能加快进入万亿俱乐部并继续往前走，在于从县域经济下的“分”到城市经济下的“统”，并在“统分结合”的财税体制与组织方式下，发挥城市的合力。当然，宁波在城市规划、功能区布局与产业布局上，仍然存在“四处开花，却无重磅炸弹”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在市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抢占新一轮全球化机遇、对冲新一轮全球化不确定性。三是对于很多异军突起的创新型城市而言，发展最快的时候，往往是合的最恰如其分的时候。核心是将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产业更新、城市更新与新旧动能转换相结合。在当前的语境下，就是在“科产城人”融合下，用新经济将产业重新做一遍、用新基建将社会重新建一遍、用新地标将城市做一遍，产生一流的产业、孕育一流的创新、建成一流的城市、集聚一流的人才。
最近在比较无锡与名古屋时，发现对宁波的发展有了新的启示。无锡与日本的名古屋比较像。名古屋市是一座综合性工业城市、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名古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日本五大国际贸易港之一。全市总面积326.45平方公里，总人口228万人，2017年GDP1232亿美元（约合8545.65亿人民币），形成以汽车、钢铁、纺织机械、电机、纺织、陶瓷制造为主导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也就是说，无锡2018年的GDP至少高出名古屋300-350亿美元，但人口是其1倍以上、土地面积是其将近15倍。考虑到流动人口等因素，无锡的人均GDP大约在名古屋的一半，但地均GDP在7%-9%之间。很多时候很对人总会觉得无锡的土地开发强度比较高、太湖生态保护压力比较大、产业规模体量已经不小了，如此看来，我国很多城市仍然具有较大的总量空间、质量空间、人均空间和速度空间。如果按照字面的理解，名古屋这些汽车、钢铁、纺织机械、电机、纺织、陶瓷制造，都属于中国的传统产业，但不论传统与否都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高端。整体而言，立足工业比拼工业，很多工业城市在原来的轨道、航道上能够在量上超越名古屋这些城市，但在质上具有较大难度。但立足工业跳出工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与先进制造相结合，更要容易实现产业的战略突围，进而带动城市分工与城市形态的跃升。这是判断适用于无锡，同样也适用于宁波。
实际上，宁波在区位条件、部分产业上与美国休斯顿更像，但差距比较大。休斯顿人口比宁波少150万，地域面积多出7800平方公里，但GDP确实宁波的2.7倍左右。从产业结构来看，宁波的以绿色石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为主，休斯顿的以石油化工、生物医药、航天航空为主，宁波既没有大的医学中心衍生生物医药产业的组织方式，也没有承接国家战略布局引领战略产业发展的“尊贵地位”。从港口贸易来看，宁波以11.2亿吨的港口吞吐量，实现了17086亿元的进出口贸易额，休斯顿则以0.43亿吨的港口吞吐量，实现了10900亿元的进出口贸易额。某种意义上，在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创新尖峰城市并存过程中，宁波作为制造业基地不但没降反增，并非在于外向型工业经济的成功，而是民营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根基，一旦民营经济与实体经济与新经济结合，前途无量、价值无量。尤其是在互联网下半场，越是商业氛围好、民营活力大、产业基础好、消费能力强的城市越有发展潜力，尽管以往有很多问题，但依然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与发展空间。
后疫情时代，我国将加快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加快走向智能社会，未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在是传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而是泛工业化、再城市化、超智能化、深生态化与再全球化。在此过程中，宁波需要认识到自身最大的软肋是科教智力资源薄弱，最大的风险是工业经济路径依赖，最直接的障碍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不够，最明显的差距就是高新技术企业较少，最大的问题就是封闭文化条件下的跟随式创新。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宁波最厉害的是企业家较多、新一代创业者越来越多，最丰厚的资源是充裕的民间资本，最典型的就是灵活的市场机制与浓厚的商业氛围，而最突出的是全球链接能力及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宁波创新驱动的最大特色及出路，就是发挥企业家、创业者的核心作用，围绕新兴产业方向创新创业，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杠杆下，面向全球范围链接高端资源、整合配置资源，将先进技术转化为成熟的商业模式、新兴业态，挖掘培育原创产业，形成开放型创新经济。具体而言，就是要以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以业态创新推动转型升级、以全球链接强化资源整合、以结构改革加速协同创新，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宁波重在以新方位谋新篇、以新办法做新事，重点推动如下工作，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一是新场景拉动新需求。在都市消费、休闲娱乐、时尚创意、文化旅游、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重点推广应用一批具有带动消费、提高体验、服务升级、市场扩容的新场景，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和业务转型。二是新数智铸就新业态。以智能科技、数字科技为引领，促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新一代通讯、移动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进而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其他前沿技术融合，在数字经济、智能科技的带动下加速产业跨界融合。三是新制造提升新产业。示范建设一批云制造工场、无人工厂，探索“数据驱动+云平台赋能+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敏捷制造+敏捷供应”生产方式，带动智能制造与产品智能终端化。四是新赛道抢占新高地。抢占互联网医疗及AI检测、机器人智能服务、多模态智能识别、多模态智能识别、企业云办公、无接触零售、互联网教育、智慧城市、数字娱乐生活等防疫抗疫增长点，着力培育流量商务、智能制造、社群服务、新型连锁、企业商务、智能终端、物联生态、垂直应用、场景体验、平台运营等新赛道。五是新生态赋能新动能。突出大企业在终端市场、技术集成、资本运作、产业整合等产业组织、生态中枢作用，通过资源开放、战略投资、供应链整合、技术转移等方式，促进中小企业加快融入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本链、服务链、供应链，实现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企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发展态势。六是新平台引领新组织。充分肯定新经济平台型企业在产业组织、公共治理、资源配置、敏捷供应等方面赋予更大的功能与发展空间，以产业互联网为抓手，促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融合，大力发展平台经济。七是新基建开辟新空间。结合智慧城市发展基础，加快建设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城市大脑”，以优化资源配置并提升资源利用率，带动数字经济、智能社会建设发展，加快从电力时代到算力时代。八是新开放开辟新格局。探索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机制，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软件贸易、社交媒体、通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突出数字传媒、数字娱乐、数字学习、数字出版数字内容服务贸易优势，探索互联网交付的离岸服务外包、数字医疗、数字金融、跨境的软件外包等新业态。九是新供应强化新硬核。深入研究宁波制造业、新经济、外经贸资源及其与全球供应链、全国供应链、本地供应链的经济联系、活动方式，建立完善自主可控、敏捷供应的供应体系，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的基础能力。十是新治理加速新变革。充分借助数字化思维、理念、战略、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治理信息社会空间，实现数据泛在融通共享、平台服务资源集聚开放、新技术应用场景，确保信息数据在政府、社会、市场及公众之间畅通，以提升治理效率、优化服务供给、增加公众满意度，持续创新的新型治理。
整体而言，宁波下一个一万亿取决于“一条主线”条件下的新“五化协同”。具体而言，这一条主线便是从高速度增长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到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型创新经济。这种“开放型创新经济”需要以结构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扩大开放强化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激励产业原创，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实现从商品输出主体到资本输出主导、从要素资源输入到高端人才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从资源条快分割到全球资源配置、从被动适应参与到积极主导组织、从封闭狭隘拘谨到开放包容融合。在这个发展主线下，建议将新“五化”作为重要的发展动力、主攻方向以及战略支撑。
以都市化释放庞大消费空间。宁波在17个亿万城市中，是城建层级和水平比较低的城市，也是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最不好的地方。尤其是在县域经济以及“市弱县强”的结构下，市级层面的统一规划建设组织动员能力较弱决定的。下一步需要围绕“宁波都市圈”建设，以“科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加快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有机结合，统筹城市功能扩张、生产力布局以及人口集聚等，加快从区域中心城市站位到国家中心城市抢位，以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全面拉动内需，直接和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增量，比如不低于40%。重点是采用“一核五区”的高端功能区架构，全面强化城市主体功能，进而带动都市圈建设。这个“一核”，就是将目前都在鄞州区的东部新城与南部商务区合并打造中央商务区，实现与现代金融、国际贸易、总部经济等功能相结合，并作为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城市中心，充分体现宁波商贸城市的区域个性。这个“五区”，就是在宁波“一核”周边，打造突出五大发展理念、突出地域发展品牌、彰显宁波城市定位的五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一是体现创新发展理念的“新材料科技城”，与新材料、科技服务相融合；二是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三江口都市文化创意区”，与文化创意、时尚生活相结合；三是体现开放发展理念的“国际贸易物流总部基地”，含北仑镇海，必要时可加海曙的空港物流基地，与贸易物流、临港产业将结合；四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东钱湖国家健康休闲区”，与健康休闲产业发展相结合；五是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奉化生态旅游涵养区”，奉化刚纳入城区，与生态环保产业相结合。每个功能区，根据资源禀赋、初始条件、发展潜力等，逐步实现万亿收入、千亿GDP、百亿税收等发展目标，构成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标。
数智科技共促新旧动能转换。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加快从一维产业、二维产业向三维产业、四维产业方向发展。二维产业指互联网的“加法”，是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打破企业经营发展的时空局限；三维产业指数字化的“乘法”，是从各类信息流到数据流，实现数据的资产化；四维产业指智能化的“除法”，是从智慧感知到智能感应，不局限于“知”，还在于“应”。在宁波的产业战略上，要么是“343”，要么是“344”，产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目前好像在35%左右，如果能达到45%-50%的贡献，就非常强大了。作为第一个层次的三个，强调万亿级收入是必要的，第一个是“贸易物流”，也就是把国际贸易和港航物流合在一起，这完全符合宁波实际和城市定位；第二个是被妖魔化的“绿色石化”，这个不需要有什么悬念；第三个是“智能交通”，目前汽车制造在产业跨界条件下已经无法涵盖这个新产业的内涵，很多汽车制造商都开始了数字化转型。作为第二个层次的四个，起码要实现千亿GDP：第一个是“新材料”，这是宁波在全国最有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第二个是“数字装备”，宁波在多个细分领域具有优势；第三个是“智能经济”，宁波最早提出了智能经济；第四个是“现代金融”，宁波藏富于民，但金融业发展很差，即便是把影子银行按现代金融方式运作并加以统计，宁波的GDP会立马增长几个百分点。作为第三个层次的三个或四个，不一定强调收入、GDP和税收的规模，但要强调增速与支撑带动性：一个是突出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化创意”；一个是体现社会发展阶段与战略增长点的“健康休闲”；一个是与海洋经济、港口城市、制造业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生态环保”；而对于“科技服务”，如果凑十大产业的话就不加了，如果强化其对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就加上去。
以做市化布局抓取流量流水。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企业、个人的发展，其阶段或段位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做事，二是做局。以往宁波更多的是通过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做事挣辛苦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产业技术以及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大，但经济总量过万亿、人均产出跻身发达序列。当前及未来，宁波要从率先市场化到加快做市化，核心是通过平台思维、流量思维以及金融思维，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流量经济和虚拟经济。首先，平台经济之所以重要，一是在于它是一种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让大家按照新的游戏规则与你一起玩，成为颠覆传统经济形态、产业格局、市场结构的重要力量；二是在于它是创新生态的建设者或新兴产业组织者，从去中介（心）化、再中心（介）化到再去中心化，最终形成平坦的、共生共荣的生态；三是在于它是一种具有强烈“虹吸效应”的经济形态，能够产生流量、流水和税收。第二是流量经济。核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如何在此聚合，并转化为数据流、资源流，在庞大的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之中转化为流水和能量。比如，宁波应该把外贸、旅游、会展、赛事、文创等具有商流、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源流的产业发展起来、联动起来。第三是虚拟经济。这一点尽管是宁波反感的，但也恰恰是杭州突出宁波的优势之一。应该说，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的啤酒，有太多泡沫的啤酒也不是好的啤酒，关键是将虚拟经济用到恰到好处。宁波经济不是避实就虚的很厉害，而是没有用好虚拟经济。如今，自然是金融资本流到哪里越多哪里就发展越快，而一个城市金融资本的发展要么依赖资源禀赋，要么争抢位势，要么借船出海，要么弯道超车，要么无中生有等等。目前，宁波不是不需要资本运营，而是如何更好地运用好现代金融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放大和释放财富。从市场化到做市化，核心就是在更好地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分配财富或者参与分配财富。
以全球化打造资源配置中心。宁波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与城市分工中，最根本的战略导向与突破口，是从全球的大/小宗商品流转中心到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心。只有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跃升的眼光来审视和布局区域战略，不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才能抢占城市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在全球范围开展高端链接，把创新人才、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引进来，转化为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动能，还要加强对外辐射，加速将相关产业链、资本链向国内外“躯干”、“四肢”梯度布局；不仅从企业主体、战略手段、创业源头、投资合作、平台载体等方面着力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如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促进跨国技术并购、加快绿地相关投资、吸引培育跨国创业、加快布局境外园区等；还要在资金、平台、服务、招商等方面形成新的政策工具，如建立引导基金体系、培育国际交易平台、组建商务服务联盟、开展新型国际招商等。
到底怎么进入第一方队，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只有朝远看才能朝近看，有不要过于务实，而是能够把我们灵敏的特质得到最大或者极致的发挥，尤其是具有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宁波才能真正找到自己；二是只有超上看才能朝下看，这个“上”就是“高大上”，不仅仅抢占区域层面的发展机遇，而是抓住时代性、全球性以及国家层面的战略机遇，不再是赚小钱、赚死钱、赚辛苦钱，而是赚大钱、赚细水长流的钱、赚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钱；这个“下”也就是“接地气”，就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区域个性、自主创新特色或者在国家战略、在国际分工中站位，核心是从外向型工业经济的C字模型经济运行模式向O字模型经济运行模式。三是只有朝外看才能朝内看，如通过中国（宁波）的企业家+国外的科学家、硅谷的产品技术+宁波（中国）的市场、中关村的技术+宁波的产品、以色列的创新+宁波的创业、武汉的技术创新+宁波的金融创新等等，为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超前地走出一条新路。四是只有越开放才能有越创新，尽管“开放”是宁波城市发展的口号，但很多时候由于观念的不开放造成心态的不开放、造成产权的不开放、用人的不开放、管理的不开放，只要不开放、就不会讲故事、就难以与他人合作、就难以与高手过招、就难以配置更多更大的资源。更进一步而言，宁波只有超越如下甬商精神的四组文化矛盾，才能超越宁波及甬商的想象力与行动力的局限：
一是灵敏与务实的矛盾。灵敏是宁波帮自古以来的商帮文化决定的，正如古称“耳朵灵”有善于从事商业的意思一样，这是甬商最有价值的特质。务实则是浙东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决定的，也是宁波长期以来坚守主业、兢兢业业所展现的，这构成甬商精神最重要的特质。“务实”从积极因素的角度去理解，就是经世致用、脚踏实地、讲究实际、注重现实、崇尚实干、朴实无华、排斥虚妄、拒绝空想；从消极因素的角度去理解，就是没有梦想、缺乏激情、视距不远、埋头苦干、黄牛拉车。那么，过于灵敏就是机会主义，务实过头就是缺乏想象力与激情、鼠目寸光。无论是甬商、还是政府，如今面临最大的问题与挑战，就是过于务实妨碍了灵敏特质的挥发；甬商和政府唯有刨除过于务实的枷锁和羁绊，让自身灵敏特质得到最大程度的挥发，才会找到真正的本我、自我、超我，进而带来新一轮震撼。
二是冒险与保守的矛盾。冒险就是在技术路线成熟的条件下敢于冒商业风险，以小博大、愿赌服输；保守就是在技术路线不成熟的条件下不甘于冒创新风险，正所谓“不见兔子不撒鹰”。无论是甬商还是政府，都敢于在技术路线成熟的条件下冒商业风险，但不甘于在技术路线不成熟的条件下冒创新风险，所以很多时候由于过于现实主义、少了理想主义而没有想象力。未来不仅要打破以往的万事讲求“落地”的实用主义倾向，更要打破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落实文件以及用形式主义贯彻形式主义，将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相结合，以“现实的理想主义”更有想象力、激情和梦想。
三是质朴与精明的矛盾。关于质朴，“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说的就是这一点，而这也是作为一代著名商帮中最本能的特质——质朴与吃苦耐劳；关于精明，即“丁是丁卯是卯”，精打细算、精益求精、精于算计、工匠精神。尽管不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不贪图虚名，但由于过于精打细算、精益求精，做的比说的好，而没有将做事与做局相结合，挣得都是小钱、辛苦钱，而不是大钱、大手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政府的格局，也难以在更大范围和尺度上配置资源。当进入崇尚原创思想、原创技术以及全新模式的新经济时代，不善于卖概念、不善于讲故事等，或重机会轻战略、重业务轻管理、做的比说的好、善于做事而不善于做局等问题，就成为难以打破传统经营逻辑、发展逻辑的痼疾。
四是低调与开放的矛盾。低调就是闷声发大财、各自为战；开放，是需要辩证来看的，宁波人的视野广、外向度高，但也有心态的不开放导致很多闭门造车。尽管宁波具有良好的契约精神，“先小人后君子”是一贯的逻辑，但很多时候由于闷声发大财、各自为战，而错失了合作机会、缺乏抱团的传统，在较大程度上难以形成合力，做更大的事、走得更远。“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尽管开放是宁波人所标榜的，但由于低调，往往是不开放。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抑或一个区域的转变，都不是从方向、行动开始，而是从思想文化观念开始。甬商和宁波唯有刨除过于务实的枷锁和羁绊，让自身灵敏特质得到最大程度的挥发，才会找到真正的本我、自我、超我，进而带来新一轮震撼；唯有将仰望星空的冒险与脚踏实地的保守相结合，才能以“现实的理想主义”更有想象力、激情和梦想；唯有打破过于质朴的传统经营逻辑、发展逻辑的痼疾，才能从做事到做局，在更大范围和尺度上配置资源；唯有以更开放的心态加强合作，才能在较大程度上形成合力，做更大的事、走得更远。
衷心祝愿宁波以思想再解放加快改革开放再出发，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与历史起点上找到超周期“双高”发展的方位感、突破口与组合拳，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探索新模式、形成新经验。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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