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发展（月读）（张剑伟 张彦修）
张剑伟 张彦修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集中创制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长期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百家争鸣，海纳百川
西周时期，人们突破原始的天道观，提出敬天、保民、明德的思想。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明确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主张，后来又出现了以“仁”为本、和而不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孔子，主张“道法自然”的老子和倡导“兼爱”“非攻”的墨子等，同时还出现了编年体史书《春秋》和《诗经》的十五“国风”等文化成果。所有这些文化创制，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的极度活跃与开放。与此相应，私人聚徒讲学骤然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制度。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淮南子·泰族训》）。墨家的另一个巨子孟胜，为楚国阳成君守城，“弟子死之者百八十”（《吕氏春秋·上德》）。孔子、老子和墨家学说的创制与私人聚徒讲学之风的盛行，打破了贵族的学术垄断，一改沉闷的文化氛围，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大幕。
战国时期，人们积极行动，认真思考，自然现象和社会运动等都成为他们认识和思考的对象，不同社会阶层与各家学派纷纷提出别具一格的学术与思想。司马谈把战国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刘歆把战国百家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诸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式，力图探索自然、社会、历史、人性以及道德的本质，提出诸多治国安民、富国强兵的奇谋良策。孔子的富而教之，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孟子的王道与仁政，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荀子的人定胜天，韩非子的法、术、势等，无不如此。诸家之说未必尽善尽美，但都能开放包容，奋力创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筑垒出百家争鸣的文化气象。
革故鼎新，开拓进取
春秋中期，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逐步瓦解，地方行政组织由采邑制转变为县、郡制，郑国、晋国先后颁布成文法，包括军队编制、兵种、武器装备、军赋征收等军事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改革改良之风逐渐兴起。齐国“三其国而伍其鄙”“相地衰征”;晋国“作爰田”“作州兵”;鲁国“初税亩”“作丘甲”;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这些改革虽还不能与战国变法相提并论，但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却成为战国变法的文化先导。
面对残酷、激烈、复杂的兼并和反兼并斗争，变法图强成为战国历史的主旋律。魏国李悝变法、赵国公仲连改革、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虽然具体内容、深度、广度以及推行的力度不尽相同，社会效应与历史价值也各有千秋，但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却是相近的。战国变法触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涉所有社会成员，改变了社会形态与战国七雄的力量格局，也使整个社会充满了进取改革的激情。敢于开拓进取、勇于改革创新，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多次重大改革的思想动力，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和基本精神。
忧国忧民，居安思危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起伏，在有识之士的思想深处，普遍孕育出一种“忧国忧民忧社稷”的忧患意识，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共识。春秋时期，晋国的魏绛把居安思危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规则，教导晋悼公：“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左传·襄公十一年》）孔子对当时不修道德、不讲学问带来的社会问题深感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君子忧道不忧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战国时期，人们把忧患意识统称为“忧社稷”，“忧社稷”被概括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第二种是“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第三种是“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第四种是“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第五种是“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战国策·楚策一》）。
忧患意识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主流社会心理和意识，体现了这个阶层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悝、吴起、商鞅、黄歇、孙膑、苏秦、张仪等都是在忧患意识的驱动下，为社会发展与稳定，或推行自己的学说，或实现自己的主张，不怕艰难困苦，不论成败得失，四方奔走，努力拼搏，而忧患意识也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处。
英勇无畏，舍生取义
在春秋战国的语境下，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推行和实践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刚强的意志与不怕牺牲的精神。孔子强调“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并将“仁勇”分为两个层面。在精神层面，志士仁人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气概，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在行动层面，要见义勇为，临危不惧。孔子夹谷之会怒斥齐景公，从容面对“畏于匡”、桓魋追杀和“在陈绝粮”等困境，堪称顶天立地之大勇。墨子亦是英勇过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其弟子中不乏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勇士。
孔子的“仁勇”思想被孟子演绎发展为舍生取义。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仁勇”与舍生取义在行为层面体现为不怕牺牲、敢于献身。魏国唐雎与秦王政交涉安陵之事，针对秦王政所说的天子之怒而盛言布衣之怒：“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戰国策·魏策四》）秦王政被其无畏精神所震慑，最后不得不放弃以五百里地换安陵的打算。战国时期英勇无畏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荆轲刺秦王。他“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战国策·燕策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与视死如归的豪侠之气撼人肝胆，千古流传。
春秋战国在继承总结夏、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新的文化集结，涌现出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典籍，这些文化典籍和历史活动所蕴含的文化精神长盛不衰，早已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语言之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老子的顺其自然、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孟子的浩然之气、舍生取义，荀子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等，都以鲜活的语言述说着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基因的历史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2021年3月22日。作者张剑伟、张彦修，分别系岭南师范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