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12月师友赠书录（四）韦力撰
《澳门文献信息学刊》，总第二十四、二十五期，邓俊捷主编
澳门文献信息学会2019年12月、2020年6月出版
两期学刊同时收到，均为邓俊捷先生所赠，并且两期都有我喜欢读的文章。比如第二十四期中有王传龙所撰《古籍登记中的“板裂联系法”》。文中谈到当前国内各大图书馆在登记线装古籍的版本时，对于版本项的著录主要依据封面页、牌记、序跋、堂号、印章等项，如果这些项缺失，才会花时间核对其他版本，而核对方法主要是比对存有上述出版项的版本。王传龙指出了这种著录方式的弊端，举出了乾隆三十七年叶氏海录轩朱墨套印本《文选》至少有十几个翻刻本的问题，汲古阁刊刻的《十七史》，其翻刻本也同样有“汲古阁”及“毛氏正本”字样。
传统的版本鉴定，除了上述依据外，主要是通过字体、名家藏印以及纸张综合考量，该文中分别指出了每一种鉴定方法的不足，而后提出他所发明的“板裂联系法”，称这种鉴定方式是受甲骨文卜辞鉴定的影响，当年郭沫若、董作宾等人就是通过甲骨文中的地名、干支、贞人等项，对甲骨进行分类，同一类的甲骨大致为同一时期的产物，或者出土于同一地点。
王传龙认为，中国线装古籍绝大部分为雕版印刷品，板片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出现裂痕，按照刷印时间的先后排序，越早刷印的板裂越少，而板裂乃是雕版自身所具有的物理特征，“凡具有相同板裂之版本，则必然出于同一源头”，即便是初刻初印本，虽然没有板裂，但会有栏线上的细小缺口，个别字形上的笔画缺失等，同样可以使用板裂联系法。
其实，在版本的鉴别过程中，这种方法早已被业界所熟用，以往用这种办法一是用来鉴定某部线装书是活字本还是雕版本，因为前者不会有板裂问题，二者则是用板裂来鉴定某部书属于某版，只是这种鉴定方式大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方面，而将其进行疏理，行诸成文，王传龙先生的这篇文章乃是我看到的第一篇。
第二十四期中还有胡善兵所撰《民国词人乔大壮书信六通柬释》。该文先介绍了乔大壮的生平，以往我主要是关注他在篆刻上的成就，因其印谱颇受市场追捧，读完此文，我方留意到乔大壮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与鲁迅、高步瀛同时，1935年，他因徐悲鸿之邀前往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做兼职教授，1940年又受伍叔傥之聘，转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讲授词学专题，后来因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的礼聘，1947年前往该校任中文系教授，转年系主任许寿裳不幸遇刺，乔大壮接任此职，为台大中文系第二任主任。
胡善兵是位有心人，第二十五期又刊发了他的《民国词人乔大壮自沉原因发微》，文中提及1948年5月，乔大壮以探亲为由从台北返回南京，停留数日后又往上海，住在其女乔无疆家。在此期间乔大壮查阅邮件，希望收到台大新学期聘书，但因诸多原因，该校未寄出大部分老师的聘书，几天后乔大壮孤身前往苏州，住在苏州太古旅馆，于此写好遗书，寄给乔无疆，而后自沉于苏州平门外梅村桥下。
胡善兵说，民国建立后，在20世纪前半叶以自杀辞世的文人学者并多不见，这期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及乔大壮自沉梅村桥下都给人“异代同悲”之感。文中引用了向达《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乔大壮之生死探析》中的所言，此文将当时知识份子的心态分为两类，对于前者文中写道：
当新旧两时代交替之际，在其间最为感觉彷徨苦闷的，大约要数所谓知识份子。有一派对于旧的，既不胜其留恋；对于新的，又不胜其疑惧，彷徨无所适从。于是意志脆弱的，便醇酒妇人终世，而意志坚强的便干脆自了其生。如王静安先生即是属于后一流的人。
关于后者，此文则称：
还有一派，对于旧的也是不满。可是他没有力量改善旧的，也没有勇气接受的新的，始终在矛盾中过日子。不幸在这彷徨的路上，受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刺激，更无法调和这种矛盾，而自己又良知未泯，在这时候，便也只有将这无可奈何的生命，干脆了结。
向达接着说：“乔大壮之死，可以归入这一类。”乔大壮为什么要自沉呢？胡善兵总结前人之说，认为自沉的原因主要有“猝赋悼亡说”“台大未寄聘书说”“对二子分处国共两党参加内战而感内疚说”等，但他认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问题：1948年初，乔大壮自台湾归大陆后，曾在南京一位学生家借住数日，而这位学生似对乔大壮未尽到周致的事师礼节，这或也是乔大壮萌生斯世无可留恋的原因。而后文中引用了曾克耑的所言，指出这位学生就是蒋维崧。之后胡善兵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蒋维崧其实对乔大壮执弟子礼甚谨，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猜测呢？显然其中另有缘故。胡善兵的这些疏理，让我得以明了当时知识份子的一些处境。
叶宪允《古代藏书史上的“书藏”》一文，则谈出了历代藏书家在藏书之外，又以“书藏”名之的奇特现象，文中提及苏轼第一次使用这种称呼方式，他在第二次担任杭州太守时，为钱龢起了“钱氏书藏”的堂号，接下来又谈到了阮元创立的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另外还有惠州的丰湖书藏，这几处我都前往探访过，唯独没有去过安亭书藏，正是此文的提醒，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寻访目标。
《吴翌凤字学九辨稿钞本》，（清）吴翌凤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乃责编时润民先生所赠，该书大16开，上下两册，合计558页之多，售价仅148元，在书价腾升的今日，这个价格足够亲民，但如此专业之书，想来印量不大，如何能将成本降到这么低，确实需要方方面面的考量。
本书虽然是黑白印刷，但因在修版时没有去底，故保留了许多版本信息，这对版本鉴定最有益处，唯一的小缺憾是扫描时没有给每个筒子页衬垫白纸，致使出来的效果，可以透过纸背看到另外一页的反字。
关于吴翌凤，我以往关注者是他的藏书成就。二十年前第一次到苏州寻访藏书楼时，在江澄波先生的带领下目睹吴翌凤旧居遗址，当时所见那里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小区，只是入口处立一仿古牌坊，同时小巷的侧墙上露出一拴马桩，江老说，此乃吴宅旧物。那个拴马桩的柱头雕一小狮子，小狮的三面已经被水泥包围，故其正面显现出小狮子的挣扎状，让人印象深刻。
本书前有王幼敏所撰《吴翌凤与〈字学九辨〉》，文章首先对吴翌凤的生平做了介绍，提及吴翌凤自小家境贫寒，却嗜书成癖，14岁之前就储满了一橱书，然遇上吴中饥荒，只好卖书换米。后来他又开始藏书，18岁时窃贼将其所藏全部偷走。再后来，吴翌凤到陶家做家庭教师，稍有余钱，又开始广泛的收书和抄书，藏书量达到12000余卷。乾隆五十二年，吴翌凤出外游幕，将家中藏书托给友人保管，然所托非良，在他出游的第四年，这些藏书陆续被卖出，待其返回时，万卷藏书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吴翌凤发扬藏书家坚韧不拔之毅力，以耄耋之年开始第四次收书，经过努力，又有了可观的藏书，这种经历令人敬佩。
我以往并不知道吴翌凤在藏书和诗文创作外，还研究字学，虽然他曾在《逊志堂杂钞》中提到曾撰《字学八辨》一书，然因无刊本传世，故后人以为该书已经失传。前些年王幼敏先生作硕士论文，偶然在华东师大图书馆看到了该稿本，他将这个发现写入了《吴翌凤研究——乾嘉姑苏学界考略》一书中，由而让人们了解到该稿的存在。
然该馆将《字学九辨》著录为钞本。王幼敏发觉此书笔迹跟他见到的其他吴氏手稿本相似，所以怀疑这是稿本，然其未下肯定之语。前些年，曹大铁旧藏出现在拍卖场中，其中有一部吴翌凤所抄的《绛云楼书目》，因我欲得该书，故仔细翻阅了该书的各个细节，其字迹与吴翌凤的这部《字学九辨》完全相同，故以我的愚见，华东师大图书馆藏的这部《字学九辨》确实是吴翌凤的手稿。今该稿得以影印出版，又给鉴定吴翌凤手迹多一依据。
《邹城古诗文选注》，张延龄选注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该社副社长詹斌先生所赠，小32开精装，裸脊装的设计，加外竖插式腰封，内页便于翻阅平展，书内附有影印的张延龄先生手书《孟子》选录。
本书无序言，书前有《标注序例》，作者谈到在上世纪80年代，他受当时县史志办主任之约，编选一本诗文选注，选取邹城人创作以及外地人写邹城的作品，该书起名为《邾娄故地，孔孟桑梓——历代名家诗文选注》，作者亦称这个题目有笨笨的感觉。
30年过去了，作者认为当时出版的那部书有许多不惬人意之处，故而又选编了本书，同时对所选诗文进行注释。作者谈到，他对于典故一个也不放过，不管是明用、暗用还是化用，都要一一注解，找到原始出处。但是这种作法说易行难，作者亦提到有些重要的诗文，因为找不到某一句的出处，只能忍痛舍弃，他举出了靳云鹏祝寿文中的一句“千三百户，无忌齐国之封”，作者说：
我想齐国厉公名无忌，但他是个短命的国君，上台不久便被人杀死了。这个例子不适合用来祝寿。名字叫无忌的“好人” 有个魏信陵君，但他的故事在秦、赵、魏三国，与齐国没有任何交集。两个拦路虎都与齐国有关。于是我重新细读了《史记》中的《齐太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国语》中的《齐语》和《战国策》中的《齐策》，没有找到，便又浏览了《晏子春秋》。心里想着不会是南北朝时的典故，可是也仍然浏览了《齐书》和《北齐书》。
为了一句话，查了这么多的原典，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但是，作者觉得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十分重要，故未将其舍弃，而是在注释中实话实说，自己没有查到原典，只能“质之高明”了。这种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最令人赞赏。我在写一些书时，也时常碰到这种情况，在取与舍之间不断的纠结，而今读到张先生的这段话，反而给我以启示：有些读不懂的典故，如果实在查不出出处来，而文中又不能绕过去，不如就作这样的说明，这样既保证了书稿的完整性，也不会有强作解人的尴尬。
翻阅本书的正文，几乎找不到熟悉的诗句，但却看到了王安石的《孤桐》。记得初中时，最喜欢此诗中的“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一句，而今马齿徒长之负，更觉得“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有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味。
我对邹城的了解，只知道这里是亚圣孟子的故乡，本书中也收有多篇咏叹孟子之诗，比如顾炎武的《谒孟庙》。十余年来我两度前往邹城，均是瞻仰孟府、孟庙与孟林，书中收有不少与之相关的文献，这些诗文如若不是张延龄老先生的搜集与注释，恐怕少有人知之。比如本书收的第一篇《息鄹操》，乃是选自《孔丛子》，据传此为孔子所作，尽管作者认为“疑为伪托”，但仍选入了本书中。该诗的前几句为：
周道衰微，礼乐凌迟。
文武既坠，吾将焉归？
孔子的言论主要见于《论语》，我还真没有读过他写的诗。但这首诗写得太过直白，虽不似夫子所为，但因其名也足让人联想。不知道詹斌社长何以赠我该书，也许是想让我重温歌咏亚圣之作吧。
《常熟文库》第61册，《常熟文库》编委会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责编南江涛先生所赠。去年的某天，南先生在微信中告诉我，常熟当地要出版该文库，所收录者均是与常熟有关的稀见史料，他从别的文章中得知我藏有一部明刻本的《杭川集》，而此书为孤本，且封面有翁同龢墨笔题记，故希望将该书纳入《常熟文库》中。
十余年前，市面上出现了一批翁同龢旧藏，此为其一。翁同龢在该书的封面上写道：“族祖昇宇公著。来自海外，子孙保之。光绪壬辰十二月同龢敬记。”可见翁相国得此书同样不易。由此也让我了解到该书作者翁应祥乃是翁同龢的族祖，《杭川集》虽仅两卷，然附有《游武夷山记》一卷，亦不见着录，故将此书欣而携归。常熟乃藏书之乡，当地朋友众多，曾有多人讲到对此书感兴趣，于是借《常熟文库》汇编之机，将全书扫描，寄给责编南江涛，书出版后，南先生赐此册以作样书。
关于《常熟文库》的价值以及编纂起因，戴逸先生在《总序》中，首先引用了邑人李杰为弘治版《常熟县志》所作序言：
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城，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枲、鱼盐、蔬果，水陆之珍奇，所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
这段话讲述的是常熟的东南形胜，故戴逸认为：“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城，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枲、鱼盐、蔬果，水陆之珍奇，所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常熟一带的情形最能印证这句话。因此戴逸先生写出了如下文字：
这一切催生了一种个性鲜明的文化，并推动这种文化不断发展。毫无疑问，文化是常熟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常熟是镶嵌于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
以钱底巷为代表的崧泽文化遗存，以罗墩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遗存，是五千年前常熟受到早期中华文明曙光照耀的实证。而商代末年仲雍的南下与春秋时期言偃的北上更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们表明，常熟很早就积极参与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塑造中了。从此以后，崇文重教成为历史上常熟人共同的价值取向。邑人孙原湘《客有问吾邑者书此答之》这样向外人介绍家乡：
软红尘里小蓬莱，画阁文疏对岸开。
七水流香穿郭过，半山飞緑进城来。
酒多按节倾家酿，花不论钱遍地栽。
莫笑耕夫多识字，梁时便有读书台。
诗中满满的自豪，但凡读过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在这个风雅之乡，连农夫也“多识字”，这样的整体文化素质必然推高精英人物的数量与质量。李杰的序言中说：“自泰伯、子游礼让风行，文学化洽，而人才汇出。是固江南名区，非特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多少巍科进士，多少状元宰相，几乎每个常熟人都会津津乐道。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常熟著书立说者之多以及著述之丰富。别的不说，只看《江苏艺文志》。在江苏各大市中，苏州卷最多，有四个分册，而常熟独占其中一册。这就无怪乎明人桑悦要说“吾邑仲雍过化之区，子游所产之地，素为文献之邦”了。如果说桑悦是常熟人，难免有自炫之嫌，那么，山东人赵执信的“常熟为东南名区，文献之盛，甲于海内，文人才士，指不胜屈”，应该说是代表了公论。
文化流派的出现是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重要表征。明末清初，常熟涌现出众多文化艺术流派，显示常熟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以严澄为代表的虞山琴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缪希雍为代表的虞山医派，以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以林皋为代表的虞山印派，无不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甚至连本来难以成派的藏书，也被认为存在着一个虞山派。这些文化艺术流派的重要人物，人人都有在各自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
书光有人写出来还不够，因为书难成而易毁，历史上亡佚之书远多于传世之书。幸运的是，常熟恰好是藏书之乡，是举世公认的私家藏书中心之一。而且，常熟的藏书家们往往注重乡邦文献的收藏，在这方面，陈氏稽瑞楼、瞿氏铁琴铜剑楼、徐氏虹隐楼、丁氏缃素楼堪称代表。因而，常熟地方文献传世之多，世上罕有其匹。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一一年为止，现存常熟地方文献达两千种以上。
戴先生在上文中举出了常熟当地著名的藏书楼，而我在实际探访中，当地留存至今的藏书楼，远比这些例举多数倍，从这个角度也可印证当地文风之盛。该编委会能够将与常熟有关的文献汇为一编，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当地乃是文献之邦，我能为这部大书略效薄力，也是感到荣幸之事。
《跳上诗船到德清》，朱炜选注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2020年8月第2次印刷
本书内容乃是古代与德清有关的诗作，朱炜先生对这些诗作进行了系统的编排和解读，还作了相应的串讲，故不能仅以“选注”二字涵盖之。然而他赠我此书时，在微信中说：“选注之书，就不留笔墨了。”显现出朱先生的谦逊与谨严。
前几年，我准备再到湖州地区寻访，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湖州文史专家刘正武先生，刘先生开车带我到莫干山寻访，在那里认识了莫干山民国图书馆馆长朱炜先生。在朱先生的带领下，我在武康山中找到欲访之迹。一路上听朱炜讲述着他对诗的挚爱，同时也了解到他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各自搜集当地有关的文献和图片，只要是发现对方所需，就会相互间义务支持，这样的团体真让人感觉温暖。
当我读到朱炜为本书所写的自序时，方了解到他的童年就生活在莫干山，小学毕业后，他转到县城武康求学。某天他无意间看到了张炜和书法家张功华的诗书合璧展，于是特意去拜访张炜先生。张先生问他“炜”字作何解，朱炜背出了《诗经》上的“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张先生觉得他孺子可教，于是收为关门弟子。从那时起，他跟着张炜先生学习平仄韵脚，多年过去，不改初衷，一直创作不离诗，当年他所的作品还曾获得杭州高级中学第三届樱花文会徐志摩诗歌奖一等奖。
后来朱炜到杭州读大学，仍然坚持写诗，毕业的那一年，他志愿到杭州苏东坡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员，就是在这个阶段，他给叶嘉莹先生写信，还收到了叶先生的秘书可延涛老师的回信，叶先生在信中鼓励了他，后来他还得到了叶先生的一部签名本。我见到朱炜时，他给我讲述过与叶先生交往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远比他在序中所写的要有趣得多。叶先生说过，中国一直有诗教的传统，正是这个概念，让朱炜完成了本书。
此书中讲到了苏轼来德清游览半月泉之事，以往我没有留意到东坡与德清的关系，故那次也没向朱炜提及探访此遗迹。本书中还收有苏轼与其他人游览半月泉的题名和拓片，但是朱炜在文中也谈到，此乃嘉庆九年徐秉源等人根据苏轼等人的手迹模刻的，有人质疑过此题款的真伪，但朱炜在文中并没有论及他支持哪种意见，他更多的是疏理东坡与题款人毛滂、维琳等人的关系。
通过这些疏理可以看到他对武康文献的熟悉，他还讲到了白石道人姜夔之号的来由。原来，在武康的计筹山升元观旧有白石道人祠，同时在湖州弁山有白石洞天，他的号就是从这里得来的。读到这段掌故，让我又有了再游武康之念。
《徐兆玮杂著七种》，（民国）徐兆玮撰，苏醒整理
凤凰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王勉老师所赠“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中的一种，书前有北大中文系潘建国教授所撰《新旧说部两搜寻》一文，作为代前言。我以往的了解，徐兆玮当是民国间常熟著名的藏书家，曾前往常熟探看过他的虹隐楼，而潘先生也是常熟人，我本以为他所写此文会从乡贤的角度来论述，读罢方知徐兆玮对小说的挚爱程度超乎想像，而潘先生的研究领域恰好也是小说史方面，难怪他会写出这么一篇长文。
潘建国先生这篇代前言首先从明清以降常熟的藏书文化讲起，他讲到了汲古阁、绛云楼、脉望馆、铁琴铜剑楼等，同时也谈及常熟的刻书、藏书，对于一般藏家所轻视的稗官野史也多有留意。然在传统观念上，仅从“小说”一名，即可看出传统士大夫对于这类作品的轻视，但世风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迨清季，国门开放，西风劲吹，梁任公倡导'小说界革命’，应者云集，小说遂从不登大雅之'小道’，迅速跃升为'文学之最上乘’。”
关于徐兆玮，潘建国在代前言中讲到了他原本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出身可谓正途，然他却没有传统藏书家对小说的排斥，反而对新旧小说情有独钟，徐兆玮自称：“喜阅本朝说部书，取其有资掌故也，”为此还辑纂了一部名为《黄车掌录》的小说资料汇编。
光绪三十三年，徐兆玮从上海乘轮船到日本，前往东京法政大学进修法学，法政大学毗邻日本著名的神保町古书街，这里可是爱书人的圣地，凡是中国藏书家前往日本，必会到访此街，大量购买传统典籍，徐兆玮也不例外。然而奇怪的是，他在这里大量购买的却是日本小说，比如《绝岛军舰》《南洋王》《电力舰队》等，仅从名字上就觉得，这不是传统的和刻本，应该是一些西式平装书。
徐兆玮买这些小说，并不是为了充实他的藏书楼，潘先生从他的日记中摘录大量他阅读小说的记载，比如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阅《指环党》一卷，《昙花梦》一卷，林纾译《玉雪留痕》一卷。”而在这一个月内，他每天都在看小说，可惜那时《指环王》还没有写出来，否则必被他收入囊中，写到日记里。
他曾写信给乡友孙雄：“近日湿癣大发，不出门者两月余矣，日以新出小说杂志为惟一之生命，案头累累皆是物也。足下当亦闵其志之荒矣。”得病两个月，竟然以天天读小说来消永昼，爱小说到这种程度，以我有限的所知，未闻第二位藏书家有如此之酷爱。马廉的不登大雅之堂也藏有很多小说，但此堂小说本本珍稀，绝不像徐兆玮这样大量收藏当代出版物。
徐兆玮不仅如此，他还租赁小说看。潘建国说，清末民国间，小说租凭业大盛于上海，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词》中云：“时新小说价诚昂，数页无非几角洋。幸有贳书新社出，看完照价一分偿。”1955年至1956年间，上海市曾对私营书籍摊铺进行整顿与改造，经调查登记，全市共有书刊租赁业2357户，这其中的2253户乃是出租连环画，104户出租小说。徐兆玮晚年定居上海，时常去租小说来阅读。潘先生统计出徐兆玮租赁的小说多至百十余部，为此徐兆玮还写过一首名为《租书》的诗：
租书月费仅千钱，小说虞初日一编。
脂夜人妖空即色，灵山道侣侠疑仙。
文言退舍更通俗，泛览终朝胜懒眠。
博弈用心宣圣许，蠹鱼生活我犹贤。
他在该诗的小注中写道：“租费三月一元，每元三千，是月仅一千。”我未换算这笔钱究竟多不多，但是作为一位翰林，竟然如此嗜读新小说，总是让人有皯诧异，对于这一点，潘先生在代序中明确说，：“徐兆玮的小说购藏重心，乃在新小说，而非旧小说。”这难道说明了徐兆玮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吗？徐所撰《游戏报馆杂咏》中称：
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
他也说，嗜读说部书是何等之荒唐，而那个时代人们不是喜欢谈论新学，就是喜欢聊《红楼梦》，他在此诗后的小注读来让人发噱：“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
那时的京城人喜欢谈《红楼梦》，而彼时人们已将其称之为“红学”，当新政之后，谈红学的人又改谈经济，他所说的经济相当于后世所说的政治，康梁失败之后，谈经济的这帮人又改回来谈红学，显然，徐兆玮的这段论述有嘲讽的口吻，他又接着说，自己所撰的《黄车掌录》对于红学颇有创获，不知如何理解这个转换。
根据虹隐楼日记所载，《黄车掌录》始编于光绪二十五年，到光绪三十四年时，徐兆玮将该稿誊清一份，交给曹元忠阅正，后来他又继续补充此稿，到民国二十六年时，还计划重新写定《黄车掌录》，可惜三年后徐兆玮病逝于上海，《黄车掌录》最终未能刊行。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撰写此稿，最终却未能出版，个中原因，潘建国认为一是徐兆玮追求完美，补辑不止，二也有客观的因素。对于这两个原因，潘先生在代序中作了详细的分析。
比如说，徐兆玮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不断变换撰写体例，当时译本小说数量不断增加，原本徐兆玮给每部小说题写绝句，但因小说太多，他写不过来，只好更张，那时也有不少人开始研究翻译小说，这让徐兆玮更加努力的增添此书稿的新内容，使得该稿始终难以完结。但即使如此，《黄车掌录》所记载的小说有一些也是他书未载者。
如何来解读一位传统藏书家这样喜欢新小说呢，潘建国认为，小说对于徐兆玮来说，是人生惬意生活的一种。潘建国说：“他对于新旧说部的一往深情，对于小说阅读的如饥似渴，对于稗史研考的坚持不懈，皆罕有出其右者。”徐在日记中自称：“日惟以小说书报消遣永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否他在政局动荡之时，以此来排解心中之郁闷呢？但潘建国认为：“徐兆玮的人生却注定因为小说而改变，因为小说而精彩。”
徐兆玮的《黄车掌录》一稿藏在常熟图书馆，潘先生曾到该馆仔细翻阅，而今该馆的苏醒先生将该书稿本整理了出来，同时搜罗了一些徐氏的其他手稿，合印为此书，可谓嘉惠士林。
《会海鸿泥录》韦力录
中华书局，202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因为疫情的影响，这本小书出得很晚，但这也就令李碧玉女史有了更多的校刊时间，使得书中的文字会少一些错误。
其实本书的内容很简单，乃是我近几年参加的一些与书有关的会议。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参加过无数个会议，大多数会议都如过眼云烟，会议一结束，用不了多久就忘记了。然我觉得与书有关的会议毕竟不同，一是出于个人的偏爱，二是因为这些会议大多言之有物，有些观念乃是电光火石般的闪现，如果不将它记录下来，也许一些好的想法就忘记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参加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会议时，就会带上相机，以便拍照现场的一些情形，一者可以做配图用，二来看到图片后也能回忆起更多的细节。同时，我也会在现场不停笔地记录着每位发言者所讲的要点，返回之后，尽快地将记录复原成一篇小文。
写完之时，只是觉得好玩，过后再翻看这些小文，虽然仅仅过了几年，却让自己有一些闲话说玄宗之感。我感觉这些记录应该有一些史料价值，于是把自己的想法讲述给俞国林先生听，他认为就此编一本书也是有意义的事。受其鼓励，我将其编为此书。当时，我给本书起名为《书山会海》，因为这个词在近几十年来受到过无数次的痛批，起此名乃是以大俗为大雅。但俞先生认为此名不好听，他给我起的名称乃是《会海鸿泥录》，于是我从善如流，故在此感念他的起名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