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的眼睛告诉你|“我与新中国”征文 / 四六文摘

让我的眼睛告诉你

■陈代元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64年10月16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五周年之际，随着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世震惊！这朵漂亮的“蘑菇云”的升起，挺直了中国的脊梁！

那一年，尚在襁褓之中咿呀学语的我，虽然不能表达内心那份激动，但长大后，我以自己是“那一年出生”而深感自豪！

莫道我等似蓬蒿，一枝一叶总关情。

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思维开始融入社会。拂去纷争，拂去尘埃，我用清澈的目光扫视身边的世界，用清晰的记忆刻录瞳仁捕捉到的美好时光。

那时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我那颗炽热之心，依然充满憧憬，像万道霞光穿越雾霾。白天，我把童真，撒播在山冈、田野上；晚上，我把向往，揉进去邻乡看戏的奢望里。那时看戏，至少要走十多里小路。路远难行不说，能看到电影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在农村，晚上普遍没有电。家家户户照明，大多是燃干松枝，经济条件稍好的点煤油灯。因此，放电影都是放映员佩戴着罕见的发电机，或带着“靠两个人力踩踏的类似自行车三角架型的机子摩擦生电”，才能放。

记得九岁那年，大概是4月天，邻乡枞树脚要放电影《三打白骨精》。傍晚，见父母收工回家，我不顾母亲一身疲劳，小手扯着她的衣角，连求带缠地央求着要去看。母亲哄也不是，怒也不是，被我磨得烦——因为晚上还要洗衣服、剁猪草，第二天还要出工，耽搁不得。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母亲心软了，于是叫父亲领着我去找堂哥，问他去不去看。堂哥说要去看。父亲便如释重负地把我交给堂哥带着去。堂哥答应了。我高兴得连蹦带跳，来不及吃晚饭，就屁颠屁颠地跟着堂哥一行人，趁天未完全黑就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枞树脚。可还是迟了，老远就听到幕布上人物对话的声音。

电影设在小学操坪里露天放映。

操坪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凡是能看到戏的地方，早被人占了位置。

为了能看到戏，我们一行人自动散开，钻进人群，寻找自己的位置。我则爬到一张乒乓桌上，挤进几个小孩堆里，蹲着看（原本站着，被后面的大人训斥，说挡住了他们）。

当电影放映到“住在波月洞的妖精（是一只善于变化、狡猾多端的白骨精）知晓孙悟空的本领，于是第三次变化，想哄骗唐长老和八戒、沙僧，进而离间师徒的信任”时，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雨。

雨越下越大，看电影的人顿时作鸟兽散。放映员在一把黑伞的庇护下，收起了机子。

见雨一时半会不能停下来，饥肠辘辘的我们，不愿再躲雨了，只好冒雨回家。

因为下雨，原先准备用来照明的火把，派不上用场了。幸好有两个人带着手电筒。堂哥安排他俩夹在队伍中间，叫他们按亮手电筒，对着路面，前后摆动，画着“1”字走。我们则借着光亮，看清路，拼命赶。

雨越下越大，衣服全湿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遇上路弯的地方，电筒光线不能全照到路面，我们就凭感觉走。前面的人提醒，后面的人当心。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走。当走到一段十多米长的石阶上坡路时，我踩空了，摔了一跤，膝盖磕在青石板上，破了皮，流了血，钻心地疼，走路一瘸一瘸地。那时，又饿又困又冷的我，多想变成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到家里……

20世纪80年代末，黑白电视陆续涌进普通家庭。有了电视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戏难的问题。

但放电视，必须有信号塔输送“信号”。

“信号”能覆盖到的地方，就应验了那句话——“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信号”弱的地方，电视画面模糊，声音嘈杂；没有“信号” 的地方，只能仰天长叹！

我家处在两乡交界地，屋前五华里范围，放眼远望，十分空旷。再往前，便是一座海拔几百米高的山峰，名叫“星子界”。那时，有关部门在星子界那里修建了一座电视信号塔。

为此，我高兴地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一进屋，顾不上吃中饭，就开机调试，只见整个银光屏全是雪花点，像几百尾鱼苗突然离开水面活蹦乱跳，电视机发出的“嘻嘻”声不绝于耳。

必须安装接收器。下午，我便去山上砍伐来一根约有十三米长，树兜至树梢比较匀称的杉木，装上天线、接收器后，便抬到屋后一处高地。找来一把专门挖孔的三个手指宽的铁锹，在地面垂直凿出一个一米来深、碗口大的孔。然后，喊几个人将杉木天线杆竖起，慢慢地插进孔。留一个人扶着，听指令，转动杆子。我却在电视机旁微调，观察电视画面的清晰度，不断发出指令，捕捉电视播放的最佳信号：

“杆子向右转一点！”

“再转一点点！” “转多了！”

………… “好！”

“别动！”

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天线杆。

一边跑，一边叮嘱：“抱着杆子别动”。来到天线杆边，我小心翼翼地把一块块坚硬的青石，围绕着木杆空隙，轻轻地塞进去，再灌满碎土，用锄头夯实，使杉木天线杆彻底地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