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作家】许光辉/我的玉米情缘 / 四六文摘

我的玉米情缘

作者：许光辉

我撰写和发表过不少关于玉米方面的文章，如《高油玉米开发成功的启示》《玉米南移经验谈》《青青玉米慰我情》《在汨罗种玉米的往事》等等，有的发表在党报党刊上，有的发表在科技核心期刊上。我编写的《高油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小册子一次印刷5万份，发放给种玉米或想种玉米的农民朋友。种玉米也曾给我带来过荣誉，1996年被岳阳市政府评为十大“优秀科技项目”，我排名第一；2000年岳阳市政府授予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亦排名第一。过去写的那些文章，基本上是从工作和技术的层面写的，从未涉及过自己的心路历程，一些文章背后的人和事，就像李清照《一剪梅》中那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词，让我时常记起。现在老了，把它写出来，也算是为自己“讲古”吧。

玉米又名玉蜀黍，也叫包谷、包米、棒子、珍珠米，是一种重要的粮食和饲料兼用作物，全世界公认的“黄金作物”，玉米粒、棒、青稞、花丝可以食用、饲用或药用（玉米花丝泡水喝，具有利尿、降压、利胆、降血糖的作用），可以说一身都是宝。玉米原产南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16世纪传入我国，主产区是四川、河北、山东及东北等地，我们湘北地区是鲜有种植的。我逐年查过汨罗市1949年至1993年的统计资料，44年间累计只种过4000亩，分布在13年里，其中最多的是1954年，1200亩；最少的是1980年，当时的红花公社种了9亩。

1993年，我时任汨罗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以科技立项的形式支持火天乡种植了春秋玉米600亩，平均亩产 550公斤，高的达705.5公斤，在汨罗江北地区放了个“响炮”。1994年，汨罗市的《高油玉米综合利用开发》列入了省级“星火计划”，种植2万亩，亩平472公斤，高产丘块达750公斤，总产944万公斤，产值1170.56万元，农民增收400多万元。1995年，汨罗市仅春玉米就种了5万多亩，1996年突破10万亩。以后每年种植面积均在10万亩左右，最多的是2000年14.325万亩，玉米已成为汨罗的一种较为重要的旱粮作物。

我是怎么与玉米结缘的呢？这得从1993年的春节说起。那是春节后正式上班不久的一天，时任火天乡党委书记的巢平辉找到我，并带来了《湖南农业》杂志编辑部主任杨藩的一封信，希望支持火天乡试种高油玉米。杨藩原籍火天乡周公村。我参加工作之初在楚塘和沙溪公社任农业技术干部，喜欢写些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科普文章，承蒙杨藩先生的关心，曾为我编发过多篇稿件，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既然高油玉米是个新东西，我的工作范畴也可管这个事，便答应巢平辉去火天实地考察支持做好这个项目。

所谓高油玉米，是一种含油量高的玉米品种，它是由北京农业大学宋同明教授选育出来的。普通玉米的含油量一般为4%～5%，高油玉米品种的含油量高达10%。玉米油是一种高档的食用保健油。特别适合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食用。玉米籽粒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即胚（含胚芽、胚根、胚叶）和胚乳。胚很小，只占玉米籽粒的10%左右，但却集中了籽粒中80%以上含油量。玉米制取淀粉时，需要把胚取出来，因为量小，不是大型淀粉加工企业，难以配套玉米油加工设备，一般用于榨油的很少，所以国内的玉米油比较稀缺。上世纪90年代前，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在公费医疗自费药品中，玉米油赫然在目，据说只有在高级干部中才有少量配额。

高油玉米播种前，我同平辉书记商量，为保万无一失在慈利县请了一位种玉米的土专家全程负责栽培管理。玉米种下去后，由于管理精细，长势喜人，产量也高，特别是因其茎叶中含油量也高，叶片翠绿，猪特别喜欢吃，也肯长膘。1993年春玉米成功后，我心里酝酿搞一个种植2万亩高油玉米的计划。当时，汨罗市年养猪已达到年出栏100万头。“湖南正虹饲料厂”异军突起，对玉米的需量猛增。玉米青稞还可以粉碎作饲料，于养殖大有禆益。全市有97.33万亩丘岗，给大种玉米提供了广阔舞台。

在党组会上我提出这个设想后，决策却十分艰难，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反对的多。理由是：农业是个露天工厂，气候无法把握，汨罗历史上从未种过这么多玉米，一旦出问题谁负责得了。且那年市直机关有个公司因前两年立秋后气温高，“秋老虎”猖獗，秋西瓜销售市场极好，便在磊石乡种了几百亩秋西瓜。结果西瓜成熟后，“秋老虎”提前逃逸了，西瓜市场滞销，无人购买，农民把卖不出去的西瓜堆在市委机关院子里，真是无计奈何。西瓜腐烂了后，其臭异常难闻，搞得政府下不得台，搞得机关干部苦不堪言。还有就是科委不是产业管理部门，人员少，缺乏技术力量，项目管理难度大。再是种植成功了，市场有不有问题？

针对党组会议提出的问题，我一是在市气象局查了44年的气象资料，温度、光照、降雨，都是精确到天的；二是到省农业厅、省农科院、湖南农学院（现为湖南农业大学），上门找专家教授论证，把能不能种？怎么种好搞得毫无疑问了。记得当时省农业厅副厅长文健虎很关心，明确粮油处的吴泽军同志为我作技术后盾。对于市场，我下到种植玉米的农户调研，他们认为，一家一户种亩把两亩，自己能消化，根本不需要市场。第二次党组会上，我把党组成员提出的疑虑一一破解，大家统一了思想。但在谁做项目第一负责人的问题上，我的意见是请高级农艺师、曾任农业局局长，时任科委副主任的邓学礼挂帅，但他无论如何只同意排名第二，感到风险太大，要我为头。

项目申报到省科委后，农村处同意立项。市委、市政府随后把开发高油玉米列入了农业开发的“十大工程”之一。我即赴北京农业大学找到了宋同明教授，备齐所需种子。1994年的2万亩玉米，主要选定在火天乡和桃林寺镇，其他乡镇只是灵活选点。桃林寺镇党委书记是徐泽民，是个非常扎实的领导，对这项工作支持得力。巢平辉更不用说，把火天的样板做得钉钉入木。市科委作为项目的组织实施单位，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由农业技术娴熟、责任心强的副主任邓学礼牵头，另配两名副手，高级农艺师余谓安和农艺师鲁建新。为了让工作组专心专意地做事，我明确在玉米生长期间，对工作组成员实行“三三一”，即：一个“三”是三个人，只做玉米生产上的事，其他事情由委里同志代管；二个“三”在科技三项中拿出三万元，做技术和推广费用，专款专用；“一”是委里仅有一台吉普车，全天候由工作组专用，我首先做到了不是检查玉米生产的事不用车。非常感谢时任市委副书记的蒋亚雄和时任副市长的王可成，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项目进展十分顺利。

1994年5月初，正是玉米长势喜人的时候，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陶鲁汉在省农业厅领导陪同下来到汨罗，深入田间地头，对汨罗的玉米种植倍加赞赏。他说，玉米南移是国家的一项产业构想，一直找不到理想的试验示范试点，你们做到了。在汨罗实地考察后不久，全国农业技术总站在汨罗召开了南方八省玉米生产现场会，认为汨罗为“玉米南移”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样板！汨罗市政府也破天荒地为市科委实施的这个项目发出了专门的表彰通报。

正是在这种风发激扬的态势下，汨罗市委、市政府形成了1995年开发10万亩丘陵旱地玉米的方案，并将任务分到了乡镇。1994年12月，我向市委副书记蒋亚雄提出了“要种玉米首先是种子到位，种子到位必须把种子钱搞到手”的请求。蒋书记十分重视，并与我一道到市财政局找局长杨雄，请他支持，市财政在财力十分吃紧的情况下，特例为市科委组织调运玉米种子垫付36万元资金，保证了5万亩玉米种子的落实。考虑到科委已难以承担这么重推广任务，经王可成副市长出面协调，具体生产指导改由农业部门为主，科技部门协助。

按照我的初衷，汨罗是一直要种高油玉米的，并最终能生产出玉米油。因为玉米油只是玉米加工中一种副产品，它必须依托大型的淀粉厂基础上才能成立，而高油玉米的种子来源又比较复杂，要建立一个玉米油加工厂，远不是我所能掌控得了的。我虽然曾与正虹饲料有过多次勾通，但苦无结果。从1995年起，汨罗一直改种普通玉米，所以，2000年的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名称，是“丘陵平原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推广”，其收获物也一直以农民自用为主。这是不是也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

如今，岳阳也好，汨罗也罢，玉米已经是农民地里的寻常之物。“玉米南移”成为现实，给农民提供一种新的种植之物，也是有益的。汨罗的成功，对国家玉米南移的宏观构想也是积极的回应，为南方八省带了个好头。这件事能够成功，与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高度专注玉米一事，不放弃、不回避、不退缩，有难解难、有疑释疑、有事做事，盯着事做事，也是分不开的。回望历史，无论是做人做官，能够恪守共产党员的初心，利用组织提供的舞台，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人民群众的支持，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精心谋划、精细实施，认真做好自己能够做好的事，也算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了一点点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