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舆论场

近年来，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获奖的电视评论节目大多是新闻述评。其中不少精品能够很好地将评论要素与视听元素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强大的视听冲击力和舆论影响力。由此可见，评论要素与视听元素的有机结合是电视评论另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也是电视评论的个性特征。思维抽象与视听形象的结合是为了增强视听传播效果，是为了制造舆论和引导舆论，舆论导向才是电视评论的终极目的！

一、舆论场的构建

如果说电视评论是节目内容而不是节目形态，换言之就是电视评论有可能存在于一切节目形态之中。那么，如何判断它的存在及其影响呢？同时，由于难以用传递意见性信息与否来简单地区分电视评论，那么我们可否用意见性信息的集合——公共意见来判断它的存在呢？在此，笔者引入一个概念——舆论场。

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场理论，物理学由此创立了“场”的概念。在社会学范畴内，人们也从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物质运动总是受制于一种无形的相互作用的力，只要找出这种力以及它的作用规律，就可以对物质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它们的相互作用总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这样就形成了“场”的概念。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Lewin）是社会场论的创始人，考夫卡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心理场的理论，提出“环境场”、“行为场”的概念。用“场”的范式研究社会传播，能认识讯息产生的环境机制。“场”不仅是意见形成的条件、空间，而且是推动舆论发展的契机，甚至制约着它的正负方向。“场”便成为意见产生的社会共振圈。[12]电视评论的谈话环境和交流特点营造出的正是这种典型场合。在这种场合下，激烈的观点碰撞，恰似一种此发彼应的公众论坛。在众意交错的情况下，主持人应该如何应对？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社会场论”中我们可以找到判别电视评论特征的理论依据。

“所谓舆论场，正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13]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还论证了构成舆论场的三要素――“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和“舆论场的渲染物和渲染气氛”。他指出，同一空间的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感染力或程度较强，便可能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无数个人的意见在“场”的作用下，经过多方面的交流、协调、组合、扬弃，会比一般环境下快得多的速度形成舆论场，并有加速蔓延的趋势。这一研究成果，很好地描述了电视评论的运行机理，而谈话类电视评论则呈现给人们一种更为典型的舆论环境。事实上，我们对评论类谈话节目的评论主体――主持人、嘉宾和评论员的所有要求都会归结到这样的认识上：就是如何运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去营造一个充满民主、平等、和谐氛围的舆论环境？他们三方如何调控并保持这种环境氛围，发挥出引发众意、循循善诱、促成共识的作用，这就形成了场效应。所谓“场效应”正是电视评论最终所期望的那种舆论导向。

相对于文字符号的静态和预设的逻辑性，电视评论的叙述逻辑是一种动态的逻辑，主持人与嘉宾、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形成一种合力，构建了一种流动的、开放的信息场，访问者循序渐进以观众的视点，不断地向嘉宾和采访对象发问，谈话者的回答就是一个个的论点和对一个个论点的论证，观点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相互碰撞、交锋中迸发出的，意见性信息也就在这个“场”中源源不断释放出来!传达给观众，一切都是动态的，随机的，在对话过程中，评说者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甚至反驳的种种可能，使评论更加灵活、全面，评论过程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主持人和记者的问题决定着论点的推进和评述的节奏，问题的不断提出就是论证逐渐深入的过程。二者结合完成论据的展示和论证的逻辑。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也逐渐地豁然开朗。由此可见，这个舆论场形成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个感应过程中，是一个由小到大、由里向外延伸的一个不断拓展的空间里。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舆论场的形成及运行机理：演播室或新闻现场里主持人与嘉宾、记者与访谈对象之间形成人际传播－－在媒体构筑的这个特定话语空间里形成一个“谈话场”－－这个“谈话场”透过荧屏传递到观众，它通过视听传播得到强化、通过大众传播得到放大，“谈话场”由此升级为“舆论场”。

二、公共话语空间

我们知道在电视评论中由人际传播形成的话语空间影响着整个大众传播。这个话语空间由节目主持人和访谈嘉宾、记者和访谈对象组成。而这个话语空间往往是由意见领袖来主导的。按照舆论学原理，公众议论演化为社会舆论依靠舆论领袖的引导。舆论领袖也被称为“意见领袖”，在英文中它们使用同一个语词概念“Opinion leaders”。[14]这个概念指的是群体中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他们或是比同伴更多地接触媒介或消息源，并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或者同时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意见往往周围的人。意见领袖对于舆论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电视评论节目里的意见领袖是哪些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话语空间里，每个人都有话语权，但话语权是有级别的。这种级别不仅仅简单表现为行政级别，还在于其权威性，如谈话人的经历、谈话人身份与谈话内容的贴近性等等，比如说，他是一个平民百姓？还是一个专家学者？对象的选择便形成着不同的话语级别。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电视评论节目里，意见领袖都是有较高话语级别的精英人物，换言之就是电视评论的话语空间都是由这些社会精英所主宰的。因此，这种传播是俯视的单向的说教式的，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然而，现在媒体的情况已有所变化。钱蔚博士认为，我国的电视制度已从一个政治权力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15]这让我们对电视评论的研究再回到新闻学的框架里。近年来西方公共新闻理论开始引入到我国，并影响着电视评论的话语空间和电视新闻的舆论场。

2004年，江苏卫视的《1860新闻眼》栏目，率先打出“公共新闻”的旗号。“绝对关注”是该节目中体现媒体与观众互动性的一个主要板块。它曾选取了公共生活中这样一个小事情：每个人去看病，医院都会给你做一个例行的传染病检查，有的检查项目甚至还包括艾滋病在内，费用却由患者买单。医院这么做的目的是对患者负责，同时也是为自己降低医疗风险，可为什么这样一笔开支都要转嫁到患者身上呢？在《检查传染病该由谁买单》一片中，“绝对关注”不仅抓取这种人们习以为常却并不公平的现象予以报道，而且用短信参与的方式，就费用由谁负担的问题，在节目中征询各方的意见，并展开医患之间的公开讨论。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目前这一现象已被政协委员写入提案列入议事日程。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显然，《1860》为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公共论坛，并起到了一个舆论引导者的作用。媒体通过组织观众的讨论，形成舆论，自下而上地构建了有关医疗检查费用这个“公共话题”的议程，从而影响到有关政府机构。节目发挥双向互动的传播功能，同时建立在公共新闻理念上的大众话语比之精英话语，更大地拓展了它的评论空间和舆论影响，从而在公众与媒体之间产生一种“共振”现象。如果这个场效应是正向的话，那么这种共振就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形成更大的相互作用，形成更大的社会共振圈。反之，如果出现负效应的话，就会削弱这个共振，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产生不和谐的声音。

在物理学里，有一个测定电磁场强弱的单位叫“场强”。在电视新闻里有这样一个相互递进关系：公共话语空间决定舆论场的开放度，而舆论场的开放度决定新闻舆论场的场强。“场强”是电视评论的深度、力度和传播效果的测量单位，是电视评论的影响力表现。它具体由收视率、互动性和认知度等参数所决定。需要指出的是，电视舆论场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口头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也会与它产生交叉重叠的相互影响。手机短信、网络传播等多媒体的出现，一方面大大地拓宽意见性信息传播的管道，从而促进电视评论的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其他舆论场的出现也会影响或者干扰电视舆论场。

以上我们对电视新闻舆论场的多维解析，从电视评论出发，沿着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新闻学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思辨过程，重新阐述了电视新闻中无处不在的评论内容：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中传递意见性信息，以此为“经”；在评论要素与视听元素相结合中体现其政论性，以此作“纬”；电视新闻节目就在这经纬交织中构筑起一个舆论场，而其强度由它的话语空间所决定。舆论场应是电视新闻评论的表征。由此我们还推论出：

1、电视评论存在于各种电视节目形态之中，新闻舆论场的广泛出现标志着中国电视新闻由报道时代走向评论时代。

2、电视评论的强弱取决于舆论场的开放度，公共新闻拓展了电视评论的话语空间，增加了电视评论的深度和广度。

3、电视舆论场形成可以产生一个和谐社会共振圈，它是媒体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促进电视评论的多样化发展。

原文《试论电视新闻舆论场》载于《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