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互联网时代，年轻的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而它需要面对学科重建的挑战。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科学的诞生，这种科学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情形，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它把我们和我们的创造性都视为在自然的所有层次上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趋势。”[i]然而，学科如何重建？如何应对挑战？跨学科研究恐怕是一个不二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为知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学科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被广泛认可的界定有两种：①是科学知识的分类体系，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认识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分类体系；②是就大学而言的学科，可以认为是以一类知识为核心，将拥有此类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聚集在一起开展各项活动工作的组织。（陈婵、邹晓东，2006）人类在漫长的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三大学科体系：自然学科、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每一个学科体系中又划分许多学科集群和分支学科。这些学科之间彼此相对独立，同时学科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形成学科交叉，如下图六大类别。
“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出现，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早期人们对交叉科学和跨学科基本不加区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跨学科”的英文单词“interdiscipline”可以认为是“inter-”和“discipline”的合成，理解为“学科 ”、“之间”的事情。跨学科的定义：①跨学科是从学科到跨学科再到横断学科这个序列中的一个阶段；②跨学科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以被分成不同类型的学科活动，诸如，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和复杂学科.两类界定的共同点是，对于不同类型“跨学科”的界定，都取决于学科间合作和整合的程度。“跨学科”是科学内部发展由分化到综合这个过程的伴生物 ,不是对传统学科的替代 ,而是对传统学科的有益补充。（陈婵、邹晓东，2006）随着社会发展，人类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单一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已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许多重大科研项目需要多人多学科来完成。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近年来一大批使用跨学科方法或从事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科学家陆续获得诺贝尔奖。仅以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获奖来讲，从1901年到2000年每十年单独获奖的次数越来越少。
人类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但真正称得上跨学科的，还是在近代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建制后才逐渐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笛卡儿将代数学与几何学交叉而发明的解析几何，它不仅一改两千年来这两门学科彼此分离的局面，而且为微积分的发明创造了条件。跨学科研究是科学原创性成果的动力之源，一些重大研究人们通常需要这样来完成：首先, 打破学科的界限, 形成多元文化的教育背景是孕育原创性成果的首要条件。其次, 要加快科研模式的转变, 形成跨学科、多人员集体性协作的方式。（刘仲林、赵晓春，2005）
从美国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变迁来看，其交叉学科群内的学科数量从1985年的9个增至2000年的21个，是所有学科群中增加最多的，可见，有了合适的土壤，交叉学科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而我国现行的学科专业目录没有设置专门的交叉学科门类，也没有在目录代码和名称中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留出发展空间。如果接近成型的交叉学科都很难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处于起步阶段的学科交叉研究的动力难免不足。（程莹，2003）为了推动跨学科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创建了各种学科交叉研究的模式，主要有三种：1、麻省理工大学模式；2、密西根大学模式；3、哈佛大学模式。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陈振明，1999）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不过，此后很长时间里，我国的跨学科研究主要还是在各自的学科体系内进行，自然学科与自然学科交叉，人文社科内各学科之间交叉。跨学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易，这里遇到一个“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好比追求价值理性的新闻学者往往对讲究工具理性的传播学研究不屑一顾。跨学科研究的路径选择也很重要。跨学科研究的起点,就是要搞清和解决人文社会科学是以学科的研究还是以问题的研究为起点。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可以结合的,实现这种结合要澄清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要理解学科有其系统性,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局部化。也就是说,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小,与对象整体性的反差就越来越大。学科的研究过于精细,通俗地讲,就是越来越类似“钻牛角尖”,这样下去就可能会舍去整体而只顾局部。另一方面, 问题的研究不是按照学科体系而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来的,问题的研究本身具有综合性,这就决定了其在起点上就有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规定。问题的研究有其综合性,但也有其模糊性。也就是说,它不按学科的边界设定研究范围,不仅研究过程是跨学科的,而且还会产生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顾海良，2010）如网络语言学就是网络技术和语言科学有机融合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概要地分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个大的层次。其中，方法交叉有方法比较、移植、辐射、聚合等，这些通常发生在各学科之间，其中每一方面和环节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细致的内容。理论借鉴主要指知识层次的互动，通常表现为新兴学科向已经成熟学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学科向新兴学科的渗透与扩张。问题拉动是以较大的问题为中心所展开的多元综合过程，有纯粹为研究客观现象而实现的多领域综合，也有探讨重大理论问题而实现的多学科综合，更有为解决重大现实疑难而实现的各个方面的综合。关于这个问题，英国科学家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曾经提出科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即知识或科学哲学维度，共同体或社会维度，个人或心理学维度。齐曼认为，科学是一项复杂活动，它同时存在于所有这三个维度之上，三个维度间的不同作用展现了科学活动的复杂景观。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因为学科间的任何互动都有文化的因素参与，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当代跨学科反思真正要挖掘的，正是这后一种情况。当整体性社会问题被分解成单学科问题以后 ,其性质很可能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问题了。从学术发展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互动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越是基础性问题越是具有整体性;越是重大问题越是具有综合性;越是关键问题越是具有集成性。（罗卫东，2007）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陈振明，1999）就拿新兴的交叉学科认知传播学来说，“认知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容易囿于基础学科的理论视野而缺乏创新动力; 另一方面，认知传播学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学科，应该避免陷入理论空谈的境地，将研究视角放置于置于解决社会问题指向性中，通过问题意识驱动研究的开展，加强认知传播研究的针对性。”[ii]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经验值得学习：培养良性的跨学科研究合作的市场环境，也亟需市场发挥力量，对跨学科研究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培育和谐信任的创新文化氛围，培养互惠互利的市场与政府、高校的合作关系。（董杲、平思情，2019）“传播是涉及方方面面现实复杂问题的社会现象。传播学从产生之日起，其研究路向与方法天然地具备跨学科研究特性和多学科基因。”[iii]新闻传播学是有跨学科传统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尽管施拉姆强调不要把传播看作一个学科，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但为了另立门户，他还是创立一门新学科——传播学。尔后，随着传播学的发展，它也逐渐变成一门支系庞杂的显学。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为了凸显学科的独立性而形成学科发展“内卷化”，传播学研究做得越来越精细，但同时这个新学科也显得越来越封闭。正如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陈振明，1999）廖圣清教授等以2000—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为研究对象研究国际传播学科的发展，他们发现：“传播学SSCI期刊内部互引的密集，意味着传播学者有了明确的‘学科自我意识’，标志着传播学科的成熟（Borgman，1989）。独立学科地位的奠定，宣告新兴的传播学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使命。面对新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和学科交叉互涉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传播活动的伴随性与遍布性特征，越来越需要传播学破除僵化的学科边界意识，积极向其他学科汲取养分。”[iv]他们的研究显示，传播学内部互引密集，较多引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期刊、但较少被对方所引的格局没有改变。然而，一些交叉类期刊受到其他学科关注，比如健康传播类期刊JHC、HC获得医学类期刊的大量引证，科学传播类期刊PUS、SC获得纳米科学、环境与能源科学等期刊的大量引证，说明传播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实现了自身影响力的扩散，也反映了传播学科对外影响力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这表明作为人类生活中心的传播及其重要性，越发受到社会和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许多自然科学研究者已经介入传统上传播学的学科畛域（如：Lazeret al., 2009）。以互联网为例，如果说报纸、广播、电视是以传播学研究者为主的“领地”，互联网则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者的“公地”（Peng et al., 2012）。然而，引证分析结果却显示，传播学与信息科学期刊的互动不足，这有可能成为传播学未来发展的隐忧。（廖圣清等，2013）为了推进跨学科研究，在我国高校进行了制度设计也采取了一些举措，如学部制。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 ,为构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一些综合性大学正在尝试“学部制”改革,学部成为目前跨学科研究组织体系的有效平台和最高形式。（邹晓东、吕旭峰，2010）然而，目前的学部制大多还只是停留在行政管理架构，还未能真正形成跨学科的学术对话平台。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新闻学走进了传播学，建立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进入互联网之后，我们不仅要“走进传播学”，还要“走出传播学”，要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跨学科领域。哈工大的传媒专业先后设在机电学院和建筑学院，中南大学在本科教育中开设了融媒体实验班，这些都是跨学科的积极尝试。在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既是领域的跨学科，更是方法的跨学科。我们既要用他者眼光，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知识，甚至是数据、资源与规范，更要着眼现实，关注中国现实与中国问题，提供新闻传播学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观念，形成新闻传播学的高水准、高格调的学术研究成果。（卷首语，2018）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和融合是必然趋势，这就需要在理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跨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方面、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和教学方式改革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交叉与借鉴，促进新闻传播学与计算机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跨学科融合。（郄建业、李旭，2017）跨学科研究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研究者具备多学科的背景。笔者由于具有物理学（自然科学）、中文（人文学科）和经济管理（社会学科）三个专业背景，开展跨学科研究就比较得心应手。例如，借鉴核物理学的核裂变理论，研究传播裂变。运用工程学和经济学的平台理论，构建媒介平台理论。然而，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具备多学科背景，跨学科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多专业的能力合作。从事跨学科研究 ,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学科汇通交叉的知识背景 ,而且还要依靠众多科学家在各项研究工作中的通力协作。（陈其荣，2009）我国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经过从“走进传播学”到“走出传播学”，随着这个学科的逐步成熟，现在进入了一个学科对话和协同创新的发展新阶段。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跨学科研究目前遇到的阻力主要是深度共识的匮乏。因此，在跨学科研究中相关学科之间的对话愈显重要。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新闻传播学的一些学术会议和学术论坛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对话正在不断增加。在科学共同体外部，跨学科研究目前遇到的直接阻力是科研体制的僵化和被学科割据所垄断的流行教育。这种阻力在我国高校科研和新闻传播学术圈中也依然存在。希望跨学科的对话能够成为常态，而在研究项目上则更需要协同创新。实现协同创新的基础是合作，前提是共赢，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科研理念、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加快学科融合交叉，推进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模式多样，包括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等。（王树国，2011）目前，我国科研系统主要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研机构三大部门构成。从目前态势看，这三个科研子系统各自独立运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成型，造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开发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王树国，2011）这是十分遗憾的，希望能够早日得以改进。科学在20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与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这使科学更加变成了一项社会综合事业和工程，乃至不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突破。人们常说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就是对这一新兴领域和研究方式的集中概括。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计算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仅成为跨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时也是重要的支撑平台。大2012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物联网激活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写道：“新一代互联网，为传播学跨学科研究构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既可以营造一个仿真度很高的媒介拟态环境，让研究者展开种种传播学模拟实验，也可以建造一个集成多学科、多专业、跨领域、跨区域的虚拟实验室，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研究效益，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打破高校行政壁垒和学科门户隔阂，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跨学科研究氛围和学术环境。”[v]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领域，它们甚至大规模地向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行反向渗透。综上所述，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有三条推进路径：一是积极开展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的学科之间对话，为新闻传播学科重建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二是以更多的“跨界行动”促进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推动新闻传播学综合性研究和重大研究项目的落地。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构建跨学科研究的技术平台，通过人工智能发掘学科交叉处的研究热点和学术亮点，进而把跨学科研究推向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学术空间。在这些路径之上，价值观和哲学层面的终极目标思考也不可缺失。
[i]〔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96 页。
[ii]欧阳宏生、朱婧雯：《论认知传播学科的学理建构》2015年第2期，第40页
[iii]卷首语：《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11期，第1页-
[iv]廖圣清、柳成荫、申琦、秦绍德：《国际传播学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2000—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为研究对象》《新闻大学》2013年第5期，第88页
[v]谭天：《物联网激活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www.npopss-cn.gov.cn/GB/219470/17699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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