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是小问题，易中天才是大问题》 兰翎...

《于丹是小问题，易中天才是大问题》
 
兰翎笑笑生
 
 
从百家讲坛走出来的两位大咖于丹和易中天，都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本人认为，于丹是小问题，易中天才是更大的问题。
 
于丹的问题主要在“表”，“里子”未必问题太大。“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语言实在太华丽。也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于丹的一种能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者有这样的绵绵不绝、出口华章的能力，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大段诵记，只字不漏，几乎可谓蔚为壮观。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极度的华丽，给人们带来了惊艳，从而迅速窜红，但过度华丽的东西往往不能长久，观众们很快就审美疲劳了，突然断崖式下跌。一位富有个人特色的学者，一夜间从万人迷变成过街老鼠。于丹还是那个于丹，捧上捧下都来自观众，网络暴力在于丹身上充分展示了它的残酷。
 
但我们如果用更理性的角度去看，于丹除了表面上过于华丽，她内在的学术问题其实并不大。有个别学者指出她的一些问题，但问题很小、很少，而且往往都是学者间理解的不同，并无太大的原则错误。作为一个诠释型学者，于丹的学术底子还是说得过去的。只是她把个人特色消费得太急了、过度了。
 
我们再来说说易中天先生。
 
易中天和于丹一样，“表”也是给人带来惊艳的，只不过惊艳的风格不一样，于丹的风格是华丽，易中天的风格是说书。我个人对易中天的这种风格没有异议，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讲课风格。正如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的那种轻松叙史风格。但关键在于当年明月内核的东西是有严谨性的，但易先生内核的东西我认为存在挺严重的问题。
 
易中天比于丹幸运，他没有被网络骂成过街老鼠，现在仍然活跃在网络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我们发现易中天不仅“表”的语言惊艳，内容也很会“惊艳”，他有着一种狡黠的聪明，总能说出一些迎合愤青或者公知口味的话语，而不断招引掌声。
 
但他的学术问题是挺大的。如果说于丹是误差了个别内容、浮夸了一些内容，那易中天就是用错误的思维曲解、误导了很多内容。我简单罗列一下：
 
第一，过多愤青式的语言缺乏应有的学术严谨。比如“这年头不弱智都当不上领导”。类似的愤青语言太多了。
 
第二，把所有政治技巧都解构为权谋，把崇高、忠诚、善慈都解构为虚伪，这种研究与阅读的心理是畸形的。比如把《三国演义》说成是满篇阴谋诡计和厚黑学，认为所有人看《三国演义》都是为了学阴谋诡计；对刘备诸葛亮等人的评价，多有妄猜，把情怀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的行为和人格，都以权谋和厚黑进行解构。所有这些，很明显存在哗众取宠色彩。如此引领大众误读经典，对文化构建必然造成毒害。
 
第三，把存在瑕疵的一些经典说成是“放了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予以摒弃，这种理解角度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论调本身才是真正有毒。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是整体有毒，但有瑕疵的文化经典完全可以瑕不掩瑜，怎能如此同比！如果用这种论调去看西方文化哲学，那也一样，后人都不应该去读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尼采，因为他们所有人身上、每一部作品都有瑕疵，都有随时代变迁而落伍的地方，你都可以说他们有毒。——历史的传承和积淀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批评表面上振振有词，非常热闹，实际上具有严重的谬误和危害。
 
第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存在明显以偏概全的攻击，不准确，不理性，公知色彩和愤青色彩明显。比如激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看不到中国文化在促成中国当下大国地位、走世界前列的内在逻辑；比如只看到“先王之制悖矣”的因循，却完全看不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这些都是不严谨、不全面的。
 
第五，对很多观念的批评过于偏激。比如对一些家长存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批评，他用了两个字，“恶毒”。不至于这么严重吧，难道所有望子成龙都是错误的吗？易先生的意思，人生最后都是一杯黄土，童年能快乐就好。那请问如果少年不努力造成成年很痛苦，怎么算？同时把所有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奋斗努力都拿最后一杯黄土来掩盖掉，这种人生虚无主义也是全对的吗？我觉得这种说辞过了，很哗众，很不严谨。。
 
第六，对一些自由思想的过分崇拜，未必全是理性的。比如他常标榜说“言论自由在现代文明社会是高于一切的”，“是文明社会的底线”。这些话严谨吗？什么叫高于一切，像现在美国盛行的抹黑、撒谎、分裂、攻击，就是高于一切吗？所有胡说八道都是现代文明吗？人家跑你家门口去自由地骂你母亲，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吗？
 
所以，基于以上这些分析，我回到题目这句话：于丹是小问题，易中天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