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中）｜罗杰·斯克拉顿

按：在上一篇推送中（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上）｜罗杰·斯克拉顿），我们已对作者斯克拉顿做过介绍，不再赘述。此为第二部分，约3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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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期以来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作为社会和政治信条的保守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即使知识分子确实信奉过这种思想。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你身为贵族或是生于豪门，你可能“继承”（inherit）了保守主义信念，仿佛你能继承一种语言障碍或是一个哈布斯堡下巴。但是，你根本不可能“得到”（acquire）它们，显然不可能通过理性探索或严肃思考得到它们。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打击中、从对法学研究的反向冲击中恢复过来，并且掌握了一套完整清晰的保守主义信念。可是，我去哪儿寻找保守主义同道，寻找那些阐发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寻找那种足够有力、足够权威乃至可以在学术讲坛上论证保守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

是柏克拯救了我。在当时的大学，柏克尽管不为人熟知，却也没有沦为蠢货、反革命或是荒诞不经。他只是提不起我们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完全误解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可以作为展示知识分子病理学的例证来研究。学生们仍然可以读他的作品，通常顺带着阅读乏味无比的托马斯·潘恩，时而，你也会听说一种“柏克式”哲学，它是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一个分支。

注：法国大革命之后，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或译《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曾经对欧陆保守主义的复兴产生过重大影响，可参见 柏克与“反启蒙运动”｜罗伯特·尼斯比特；不过，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期，柏克的影响力明显下降，那是一个“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开始复兴，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柏克热”、“托克维尔热”的出现。

我对柏克的另一层兴趣，源于他的治学之路。他的首部作品关于美学，这一点我们相似。尽管从《论崇高与优美》（Essay on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中，我没有发现足够的哲学价值，不过，在适当的文化气氛下，我发现，它强调了审美的重要意义，以及审美在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我推测，这种感触源自我早年对现代建筑的反感，郊区那些毫无个性的盒子简直是对童年时代乡村风景的亵渎。从青年时代起，我已经意识到审美的价值，它不只是一种主观看法，也并非不可争辩，同样也不只对本人才有意义。我认为——尽管不能用一种哲学来证明——审美对世界提出了要求，它来自一种深层的社会需要，它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的邻人之于我们。而且，在我看来，现代主义美学意味着与过去决裂、故意破坏周遭的景观，并且试图清除历史世界，同时也否定社区、家园和定居点。现代主义建筑试图改造世界，然而它能提供的不过是原子化的个体、对过去的否定，以及金属和实用框架的蚁穴。

因此，就像柏克一样，我从美学跨入到保守主义政治学，其中不无知识上的一致性。我深信在这两个领域，我都在寻找一种失落的家的体验。同时，我还认为，这种失落感背后是一种永恒的信念，即我们可以重拾这些失落之物——未必是重回当初，但是凭借有意识地恢复、重建可以得到它们，以作为我们（因为最初的过失，我们已饱受分离之苦）努力的酬劳。这种信念乃是保守主义的浪漫内核，你可以从柏克、黑格尔那里找到它（尽管表述方式大不相同），也可以在T.S.艾略特（他的诗歌对青年时的我产生了莫大影响）那里发现它。

第一次读到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我实际上倾向于接受自由派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解释，即它是自由对压迫的胜利，是人民从绝对权力的压迫中获得解放。尽管有一些过激行为——诚实的历史学家并不否认这一点——官方的人道主义观点认为，我们应该把过激行为看作新秩序分娩时的阵痛，这一新秩序将会为世界提供一个人民主权的典范。因此，我认为柏克早期的质疑——当时大革命正处于婴儿期，国王尚未被执行死刑，大恐怖尚未开始——不过是对一场令人费解的历史事件的危言耸听。《反思录》吸引我的是它的政治哲学，这一哲学凭借其绝对具体化以及对人类心智——不论是其正常形式还是卑贱形式——的精确解读，明显地与左翼文献（不过是眼下的时髦货）区分出来。柏克没有谈论社会主义，而是在谈论革命。虽然如此，他让我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应许与一种关于人类心智的纯抽象观念携手同行，我们的心理过程与真实生活之间只是一种含糊的关系，不过，这种抽象的人类心智观却有一种几何的精确性。柏克让我相信，社会不应也不可能按照一套计划或一个目标来组织，历史没有方向，而且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或精神进步。

他格外强调了那种新政治形式——即希望按照对自由、平等、博爱（或它们的现代对等物）的理性追求来组织社会的形式——事实上是一种好战的非理性形式。人类绝无可能共同地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不只是因为这些事物不可描述或仅仅是抽象地界定，也因为集体理性根本不是这么运作的。人民的理性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会指向共同的目标——或表现为有待克服的威胁，或表现为有待完成的征服。即便如此，如果希望有效实现目标，他们仍然需要组织、等级制和一套指挥机构。在这些情形下，即使确实出现了一种集体理性形式，它的俗称其实是战争。

顺理成章的是，我猛然意识到，任何按照理性来组织社会的企图都会导致同样的状况：即向某些真实或想象的敌人宣战。因此，社会主义文献有一种尖锐、好战的语言风格，这样的事例我在1968年的巴黎已经领教过，它为发生在我窗下的暴行作最后辩护，不过其它事例（始于《共产党宣言》），则是我大学期间所研究的基本对象。左翼的政治科学著作，是一种关于冲突的著作，其主要变量就像列宁所言：谁对谁做了什么？而戴高乐《回忆录》的开篇词则体现了一种爱的语言，关于爱的目标（about an object of love）——在巴黎学生“斗争”的年代，我对后者自发产生了共鸣。戴高乐间接征引了普鲁斯特，从而巧妙地召唤出母爱，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它会消失的朦胧预感。

柏克的其它三个论断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对权威和服从的辩护。在柏克看来，权威绝非邪恶和可憎之物（尽管我的同代人这么认为），毋宁说是政治秩序的根基。他辩称，社会并非像法国革命者所想象的那样，由公民的抽象权利结合而来。事实上，它通过权威——即服从的权利而非纯粹的强迫——结合在一起。政治人的首要美德是服从，正是这种性情使得统治成为可能，否则，社会将散化为“个体的尘沙”。这种思想让同代人也让我大为震惊。实际上，柏克持有的是一种老式的社会人观念，作为主权者的臣民（as subject of a sovereign），以对抗新式的国家公民（as citizen of a state）的观念。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柏克在捍卫老式观点的过程中证明了，就确保个体的自由而言，老式的观念比新式的观念——建立在对抽象、普世因而也是虚幻的自由的应许之上——更有效。真正的自由，具体的自由，真正可以界定、主张或授予的自由，不是服从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另一面。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抽象的、虚幻的自由，不过是幼稚的抗命，并会进一步扩散为无政府状态。这些观点让我振奋，因为它向我解释了1968年我在巴黎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我在1979年发表的著作——《保守主义的含义》（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中表述这些观点时，却毁掉了我的学术生涯。

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断，是对传统、偏见和习俗的巧妙辩护，以及对改革者“开明计划”的反驳。这一辩护再次和我的美学研究契合。在念书时，我便了解到艾略特和F.R.利维斯对艺术和文学传统的精心辩护。艾略特题为“传统和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的文章使我震撼，在文中，他认为传统是一种不断演化、持续的事物，每增添一些新事物都会使它翻新，同时，它既使过去适应当下，又使当下适应过去。这种观念似乎让我理解了艾略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与体现在建筑学中的现代主义可谓截然对立），同时，也拯救了对过去的研究，并且使我对古典艺术、文学和音乐的热爱转变成本人心智（作为现代人）的坚实的一部分。

注：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其作品对二十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有深远影响。同时，他也是知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这一点不太为国人熟知。

看来，柏克对传统的辩护把这种观念带入到政治世界，并且使得尊重习俗、建制以及稳定的公共行为方式（settled communal ways）成为一种政治美德，而非心安理得的标志（我的同龄人多是这么认为）。按照柏克的理解，偏见是社会人自发的信念和观念体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深层经验，柏克对“偏见”咄咄逼人的辩护，向我揭示了某些一直以来习焉不察的事物。柏克使我认识到，我们多数必要的信念，如果仅从我们自身来看，可能没有理由也无可辩解，而且试图为它们辩护只会导致它们的消失。如果用哲学家抽象的理性制度把它们取而代之，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变得更理性了，为现代生活做了更好的准备。事实上，我们的准备可能会事与愿违，我们的新信念可能更不合理，因为它们的合理性仅仅来自我们自身。对偏见的真正的辩护恰恰在于将它解释为一种偏见，而非是一个论点的理性结论。换言之，对它的辩护不能来自我们自身，而是来自外部，犹如一个人类学家可以为异域部落的习俗和仪式辩护。

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性关系上存在一些偏见。这些偏见在不同的社会各不相同；但是，直到最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人们可以区分出得体与不得体的行为，憎恶赤裸裸的性展示，并且要求在性结合之前的交往中，女性表现出端庄，男性表现出骑士风度。当然，从人类学角度可以找出很充分的理由，比如说，这种方式有助于实现性关系的长期稳定，如果想把孩子顺利融入社会，父母彼此的承诺是必要的。但是，这都不是激励传统的男女行为方式的原因，这种行为受到深层的、不可动摇的偏见的主导，其中，愤怒、羞耻和荣誉才是根本原因。性解放的鼓吹者可以轻松地证明，这些动机是非理性的，正如个人无法为这种动机给出理性解释。从第一人称的角度，他或许会认为性解放是一种理性选择、一种理性的行为准则，因为它显然是从一种理性目标——即性快感——中推导出的实践准则。

（在性关系上）理性确实已经代替了偏见。而结果正如柏克所料。不仅两性的信任关系发生破裂，生殖过程也变得不再稳定——父母双方的承诺开始衰落、虚弱，不仅是对他们彼此而言，也是对其后代而言。与此同时，个体的感受——过去受到传统偏见的支撑而且为传统偏见所满足——现在则完全暴露，并且得不到理性结构框架（the skeletal structures of rationality）的保护。因此，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状况，在那里，诉讼已经取代常规礼仪，性交之后对“约会强奸罪”的指控，已经取代了性交之前的庄重，而且，在那里，缺乏魅力者的求爱行为常常受到“性骚扰”罪名的惩罚。这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旦以理性的名义消除偏见——不考虑偏见自身所扮演的真实的社会功能——将会带来什么。而且，部分是因为对性解放带来的灾难——带来了一个无趣的世界，我逐渐认识到柏克对偏见所做的某种吊诡的辩护实际上有真理存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