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于分裂的法国社会（上）｜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
注：克里斯托夫·居依（Christophe Guilluy）
作者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美国《旗帜周刊》的资深编辑，著有《欧洲革命反思录：移民、伊斯兰和西方》。
本文译自city journal，英文原文可点击文末左下方的“阅读原文”。
宋宗澳 译，万吉庆 校
按：本文主要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法国社会、文化的冲击，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法国大选提供一些参考信息。全文9000余字，分三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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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高度发达的大都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都会反映出人们深层的渴望与恐慌。如果你能洞察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比如说，如果你能理解那些年轻的父母买房时为何精心挑选这一社区，而酒鬼何以选择另一街坊，你就可以大赚一笔。同时，你或许也能从一般意义上搞清社会是如何演化的。2016年，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曾试图角逐美国总统职位，并且最终还赢得了大选。
在法国，一位房地产专家取得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成就。克里斯托夫·居依（Christophe Guilluy）自称是地理学者。不过，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发展迅速的巴黎北部居民区从事房地产咨询工作，同时，他还研究房屋高档化的问题。此外，他还精心撰写了一份令人信服的报告，其中囊括了法国各种社会问题，如移民关系紧张、不平等、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族群冲突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抬头等。巴黎的“种姓阶层”——哲学家、政治学者、记者、政府赞助的研究者以及党派理论家——以前对这些问题往往避而不谈。
居依（Guilluy）则不然。尽管法国的政治体制也像美国那样“两极化”，但无论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奥朗德（社会党）还是前任总统萨科齐（戴高乐派），都曾向居依垂询国事。即便是将两大主流政党斥为腐败的建制派的国民阵线，其党魁勒庞同样对居依的报告饶有兴趣。自2010年起，居依出版了三本书；他的最新著作尽管尚未译成英文，但已经在去年秋天上架出售，题名大致可译为《法国精英的黄昏》（Le crépuscule de la France d’en haut）。这些著作密切关注法国的社会形势、制度以及法律，短期内很难会有英译本。不过，这些书对全球化给法国的经济、居民构成以及民主制所造成的后果，做出了最为微观的观察。它们对国民阵线的崛起也做出了独特解释，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将国民阵线崛起简单地归结为选民的愚蠢或盲从。因此，居依的研究也表明，英国选民决意脱欧和川普出人预料的崛起，两种现象都源于对社会现状产生了类似不满。
居依研究的核心是全球化。虽然国际劳动分工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不平等、人口剧变以及文化混乱。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该做些什么。
居依所谓的“都市化”过程已经将法国社会一分为二。在16个有活力的都市圈（分别为巴黎、里昂、马赛、普罗旺斯、图卢兹、里尔、波尔多、尼斯、南特、斯特拉斯堡、格勒诺布尔、雷恩、鲁昂、土伦、杜埃朗斯和蒙彼利埃），全世界的资源使法国的这些都市圈锦上添花。法国的教育和财政机构、几乎所有的公司及其许多高薪工作，都聚集在这些都市圈。同时，这里也云集着企业家、工程师和CEOs，时尚设计师和模特，电影导演、高级厨师以及其他“符号分析师”（罗伯特·赖希语），他们形塑着整个国家的品位、思想以及声望。全球化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免关税消费品以及数十亿人口的新兴市场，让这些繁华之地意外获利。然而，全球化却没有同样惠及法国的其他地区。那些活跃数百年的城市——如塔布、阿让、阿尔比、贝齐尔等——现如今已经“荒漠化”（用居依的话来说），充斥着闲置的店铺和萎缩的街区，如同美国人所熟知的“锈带”一般。
居依怀疑，法国的新兴经济可以给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提供工作岗位。巴黎就是一个最显著的案例。这座光明之城（City of Light），伴随它的繁荣，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就像英国伦敦或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这是一个适合百万富翁、移民、游客和年轻人的地方，却几乎没有法国中间阶层的立足之地。今天，巴黎正在驱逐这部分人，而他们曾经被认为是这座城市的“化身”。
然而，法国的其他地方又缺乏相应的经济机会来吸纳这些在巴黎没有前途的人。记者和政客认为，这些法国大都市在繁荣外表下的社会分化，只是全球化运行中微不足道的小故障。不管怎么样，法国的富人阶层并没有说服他们的贫穷同胞。至少对某些政客和政策专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另辟蹊径：如果罗莫兰亭有免费的无线网络，这里的市民不久之后也会富裕。居依则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没有理由指望巴黎（以及法国其他的都市圈）将会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认为法国的其他地区将会产生广泛的繁荣（因为繁荣通常出现在那些大多数人口聚居的地方）。如果居依是对的，那么，我们便能理解为何西方各个主要国家都正在见证那些敌视现行制度的政治运动的崛起。
在这个时代，城市房地产市场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筛选机制。富人和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纷纷在优越的城市买进私人房产，从而推高了房价。居依指出，一个巴黎圣路易斯岛的房地产中介，现在开始出售3平方米或者30平方英尺的“小阁楼”，而价格则高达50000欧元。这种情况类似于伦敦：根据《世界报》的报道，伦敦的平均月租（2580镑）现在已经超过了平均月薪（2300镑）。
失业者、教育程度低下者和技术低下者，都必须在“法国的边缘”（La France périphérique）——居依第二本书的书名——重建他们的生活。在居依的社会学概念里，“法国的边缘”是一个关键术语，而且在法国被误解很深。所以，有必要对其作出澄清：这个概念，既不是指代偏远的乡村地区，也不是用于衡量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大多数法国小城市，其实都处在法国的边缘。）相反，这个术语衡量的是与那些全球化经济运转良好的地区的距离。可以说，法国经济表现最好的城市大概在在文化或零售设施上有更好的表现。但是，这样的地方毕竟太少，无法担负起整个国民经济。当法国的经济还没有全球化以前，法国的中产工薪阶层有着良好的收入水平，并受到很好的保障以免受疾病、老龄以及其他生活变故的困扰。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工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驱逐出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地区。他们已经被移民所取代。
20世纪中期以后，法国政府已经建设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大约500万套，占到整个国家住房总数的1/6。尽管大多数住房看起来很简陋，但是毕竟还能负担得起。然而，这些公共住房的用途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些公共住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主要提供给法国本土工人；相反，而是提供给了那些移民及其后裔——60年代起数百万来自北非的移民来到法国，今天还有那些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的新移民。例如，大概在欧贝维利耶的北郊地区，3/4的年轻人具有移民背景。此外，巴黎的前景似乎可以在现在的伦敦发现。在2001至2011年，尽管伦敦的总人口上升了100万，伦敦的白人已经下降了60万：伦敦白人所占比重已经从世纪之交的58%，下降至今天的45%。
尽管巴黎的富人阶层往往忽视中产阶层的存在，但是他们总是需要人手来搬运家具、修剪灌木、照看婴儿以及看护病人。移民——而不是法国本土的工人——做了大多数这类工作。至于究竟为什么这样，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经济问题。可能是因为，移民愿意做这些工作，而法国人不愿意——至少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上。或许，雇主不想支付每小时10欧元的薪酬雇佣一个法国本地人——他们早在十年前就已挣到每小时20欧元，现在愈加抱怨薪酬低下。也许，目前的经济形势就是“萨伊定律”——即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的一个现实案例。
这并非居依关注的主题。他的目标仅在于表明，即使法国人愿意为这些繁荣的大都市做此类工作，可他们仍然无法从事这类工作，因为在这些大都市已不再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新兴的资产阶级占领了私人房产市场，而贫穷的外来移民则侵夺了公共住房——因此，公共住房便成了由纳税人补贴的、提供给那些都市富人的佣人宿舍。一种公共住房的居民几乎没有法兰西人；目前，那里最盛行的文化氛围通常就是浓厚的、令人恐慌的穆斯林文化。
居依在新书的开篇，将21世纪的法国描述为“一种充斥着不平等和文化多元的美国社会”。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假定：不平等和种族多样性在这种（美国式的）社会制度下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总是共进退。尽管这个假定已经被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现实所证实，但是许多美国人对这种观点仍然感到震惊，他们过去总是将“不平等”（恶）和“多样性”（善）置于一种摩尼教式道德秩序的两端。恰恰是这种断裂造成了美国政治争论转向不理性和充斥着憎恨的状态。某些争论——例如，要提高美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就得限制移民——可以被认定是合理的或迷信的、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善的或恶的，这取决于人们是从经济还是身份认同上做出这种论断。
在现实层面，经济考量和族群因素越来越难以讲清楚。居依花了数年时间出入巴黎北部的街区（他的姐妹就住在公租房），因此，他对公租房的运作方式非常了解。公租房就是一个社区，人们可能希望它更多元化。但是，它也是一种经济资源，越来越变成不同族群争夺的目标。一个搬进北非人聚居的公房区的法兰西人，发现自己威胁到这个“共同体”成员认为属于他们的财产。居依提到，一种“眼神战斗”每天都发生在法国各地公寓楼的大厅里，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法兰西人或移民后裔——会首先将他的目光凝视在地板上。
居依预计，大多数移民文化与法国本土文化相混合的地方，都将重演巴黎北郊地区（也是他本人工作的地方）的情形。20年前，这些社区仍是巴黎犹太人的生活中心，然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了阿拉伯人的天下。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同他们远在中东的穆斯林兄弟具有一种强烈的团结感，总是对犹太人抱有一种敌视。至少从2002年起——当时911恐怖袭击的余波交织着巴勒斯坦“第二次暴动”，犹太人在巴黎北部就经常受到威胁。暴力行为正在陡增。2014年7月，萨塞勒郊区就发生了一波针对犹太人商店和会堂的袭击。犹太人已经撤离了巴黎北部的一些城区，这些地方曾经（直到最近）是一个完整的部分：Saint-Denis，La Courneuve，Aubervilliers，Stains，Pierrefitte-sur-Seine， Trappes，Aulnay-sous-Bois 和 Le Blanc-Mesnil。当然，多数犹太人仍然在法国安全舒适地生活，但是他们只能成群地集中在一小部分安全的社区，其中一些社区分布在巴黎西郊。根据法国的犹太机构统计，每年离开法国返回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多达7000人。其他一些犹太人则动身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并且，这些离开者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年轻人。
“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抽象教义跟这个道德上复杂的世界其实关系甚微，居依对此多有论述。在我们的周围，来自各种背景的、怀有善意的人“每天都需要处理复杂繁多的族群文化问题，但同时又不想陷入仇恨与暴力”。去年冬天，他在接受Causeur杂志的采访时曾说：
“现在跟我们父辈所处的60年代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者”并不会变得“跟你一样”。并且，在这种情形下，你会经常需要问你自己：到底有多少他者——无论在你的社区还是你的公寓楼？因为没有人想要成为少数。”
因此，在同往年一样接受民意调查时，70%的法国人说道，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他们并不必然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也并不必然就不是种族主义者。那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想要区分这种情感的“善恶”越来越难了。
法国最危险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演。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70%法国人：他们反对移民并且对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前景感到担忧。他们愿望是一致的，他们的热情高涨。民主就是应该把人民的愿望和激情转变成为政府行为。然而，这还没有在法国发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