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化解卡脖子难题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双循环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环球时报》年会上的视频发言（2020.12.5）。

参加环球时报会议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要祝贺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但很遗憾，我因为现在出差在外，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同各位做个交流。我发言的题目是“化解卡脖子难题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双循环”，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基本观点。

第一，在高端芯片这样的一个核心前沿技术领域，显然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只剩下“华山一条路”——在中美关系交恶之后，在美国的遏制之下，我们没有任何可能性、就是出天价也买不来的这种前沿的核心技术，只有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去攻关，取得意愿中间我们的供给能力。这样的一个攻关，需要借鉴我国传统体制下就有的“两弹一星”举国体制攻关成功的经验，但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就是我们不能简单沿用原来经验，这种攻关所取得的成果，要经受全球市场的检验，要在我们产能方面最后形成大批量、高质量、高稳定性、源源不断的供给而在全球市场取得比较可观的份额，这样才能够标志这个攻关成功。那么这个过程中当然就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指挥和协调中心，调动我们可能调动的所有国内的团队，可能是几千个团队以上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日日紧盯，直到取得成功。虽然有的技术专家认为可能需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方面要总结已经有的所谓“芯片大跃进”式的分散多头投资而出现烂尾等等方面的教训，要有我们规划和协调的高水平。

第二，我认为要关注在舆论场上现在一些极端化和非理性的声音——是在看到芯片这样的挑战之后，却走到了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和近四十年来科技成果的这样一个错误认识上去，而引出鼓吹关起门来搞科研。这也是错误地理解了中央最高决策层所说的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方针，我们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主要应聚焦在“华山一条路”上必须攻关解决高端科技、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突破的领域。在总体上我们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成果是亮点纷呈的，关键就是还要继续求得升级的发展，要向上突破占领若干制高点。

第三，关于中国整个科技领域继续发展之路怎么走，应该明确地按照中央现在所要求的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把握我们仍然需要的对外开放和合作，这在我们大多数科技方面的中高端是有充分的可能性和客观必要性的。有限的高端，用新型举国体制去解决，而在大量的科技领域创新发展活动中间，我们仍然要拥抱全球化，应该面对全球市场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守正出奇”，就意味着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全球化的主潮流，在打造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我们科技领域和国外的积极的交流合作，既有客观必要性，也有我们自己相当可观的潜力空间，要把这样的一种双循环之路走好。

这些观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