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碑《孙秋生造像记》引起的学术争议及其艺术特色怎么看？

《孙秋生造像记》，又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刻于龙门石窟第一洞一一古阳洞之南壁，自下而上第三层造像龛中部。碑文上赫然标明孟达撰文，萧显庆书写（卄品中亦有始平公造像署名）。拓本高一百二十九厘米，宽四十九厘米，碑身共五百零七字，既为《龙门卄品》之一，又是《龙门四品》之一。

此造像题记有此“殊荣”，自然书法艺术价值了得。但引起学者注意的，还在于它的出现而引起了学术之争。

争论主要是：此造像的开刻和完工时间，文中标注很清楚，前后竟长达二十年之久；发愿文上写明是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缘何邑子题名所列多达139人，加上碑额、发愿文中提及的4人，洋洋洒洒列出人名143人，而其它人为何漏掉了呢？题额中有邑主名刻其上，而明明是孙、刘发起的造像，为何此二人未列其上；题额发愿文、邑子名书风有所差异，是否为同一造像等等。由此，又牵涉到古阳洞及龙门石窟的开凿时间，以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与龙门石窟开凿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经过近一阶段查阅资料，结合学者意见，对以上问题，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

《孙秋生造像》发愿文开篇是“大伐太和七年……敬造石像一区”，“大伐”查不出是何时代？有学者指出为“大代十七年”（北魏前期曾称为“代”）误笔，“伐”字一撇与整体十分契合，咋看不似误笔，“七字”前又漏掉个“十”，我看更不可能。太和七年即公元477年，可在造像邑子名字后，标明的是“景明三年岁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讫”，应是502年。从造像开始到造像结束前后竟二十余年，究竟是何原因呢？是否477年是酝酿、计划时间，等邑社款筹齐，数年后才修造成功的？还有的是说发愿文中的时间指古阳洞主尊凿造时间，而邑子名后才是指孙秋生所造像的时间，并说两部分书法风格不同，虽刻一石面上，但却述说的是两尊造像。这些个疑问，一时尚理不出个头绪。

再说二百人等造像，仅列出姓名143个。我觉得这可能是按捐资数目排列的，见当代不少石刻写明捐钱数，一般捐多的排列靠前。再就是题记石材面积就那么大，后面的人只能省略了。还有题额上左右刻有二个邑主大名，而非发起人孙秋生、刘起祖，我想因为邑社是个宗教组织，二邑主又官居太守、中散大夫，为四品官阶，而孙、刘仅是功曹，七八品的官员，作为邑社集体出资，孙刘只能屈尊排在正文之中。

再就是这块碑分为三部分：碑额、发愿文、邑子名，是否同一人所书呢？我临习多遍，认为应为一人所写。尽管正文不足一百字，却是书法精品，堪为北碑一流。题额字粗率稍逊。而邑子姓名有好几百字，写得率意自由，拙趣十足，我看比发愿文还要耐品受看。虽说三部分书法风格略有差异，可能因书写时间不同或是写到邑子名时书者心态放松所致，但从技法、气象、韵味上综合分析、比对，无疑为同一人所书写。

如果太和七年为《孙秋生造像记》的建造起始时间，那么此碑及古阳洞开凿应与孝文帝无关。孝文帝由山西平城迁都洛阳，是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前后。龙门石窟雕刻经历四百多年，北魏时代的作品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再聊一聊《孙秋生造像记》书法的艺术特色。整体而言，此造像应是方整峻利魏碑的优秀代表作。它与《始平公造像记》，一阳刻一阴刻，足可平分秋色。

具体言之：1.笔力遒劲，势壮力雄，大刀阔斧，字中伟丈夫哉！当然这也是“龙门体”的共性特征。其笔画丰厚，外方而内圆，如刀似削，体势爽利劲健，犹如武士持戈，雄强豪迈，阵容威武。2.结体缜密，点画个性鲜明。意态斜结，字呈扁方之势，点成锐角沉实，横如千里阵云，撇捺多变化，形成魏楷独有笔法。3.章法有序，疏密有致。有界格但横竖有列，无标点符号然严整分明，虽茂密雄强，未显出任何的呆板与阻塞。

北宋欧阳修说，南朝士人，气尚卑弱，而称北碑为“伟然巨笔”，他应是较早关注北碑之人。清代康有为则对魏碑推崇有加，指出魏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对包含《孙秋生造像记》在内的龙门四品，多加褒扬，具有远见卓识。

魏碑体是刀法、笔法融汇的一种书体，我们习书之人，在临写、借鉴时，应根据各人的书法方向，取其所需即可，不应单纯地模仿刀刻之法，而失去书写的趣味，这是我们学习魏碑应该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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