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是文人

本色是文人

创建湘军，并统领这支军队打败太平军的曾国藩，在近代中国，以军功彪炳史册，且大为激发湖南人从军打仗的热情，以至后来中国“无湘不成军”。鉴于此，称曾氏为军事家应不过分，但这个军事家本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是军事中的行家。他曾对他的儿子说过：“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而且这个军事家也对用兵持不赞赏的态度。他告诫儿子：“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不但不要儿子从军，而且也不要他们做官。他有一句名言，道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

曾氏爵封一等毅勇侯，官拜武英殿大学士，无论从军还是做官，都可算是到了顶点。这位把军功和官位都做到极致的曾文正公，却不愿子孙投身军政两界，这一点很值得后人仔细玩味。那么，他希望子孙做什么呢？他要子孙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氏五岁发蒙，二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科举一帆风顺，应该说，他是一个书读得很好的人。除精于应试之学外，他平时读什么书呢？道光二十四年，他给他的弟弟们列了一份自己的熟读书书目：《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诗、杜诗、韩文。细析这份书目，可知他的兴趣在诗文上。他教儿子读书，也有心朝诗文方向引导。他告诉儿子：“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认为李杜韩白苏黄陆元八家的诗可以“开拓心胸，扩充气魄”。他甚至还对儿子说：“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胸襟，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从“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军功也罢，相业也罢，甚至帝王之位也罢，都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乐趣，他的最大乐趣是在古人的诗中。这显然不是政治家、军事家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只能属于文人。

事实上，曾氏一生于学问领域用功最多者是诗文，他自认为平生所长者也是诗文。曾氏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人，他对自己的肯定并不多，唯独于诗文他很自信。三十多岁时他就说过：“余于诗亦有功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在仗打得最艰难，随时都有可能丧命的时候，面对死，他一切都不遗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出于对诗文的格外喜爱及有可能出现“广陵之散”的担心，在戎马倥偬、一夕数惊的军营中，曾氏于万几之暇编选了两本诗文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虽是抄选前人的诗文，然在选与不选之际，很见选家眼光。曾氏的这两部选本，因眼光精当而备受清季以来文人学士的重视，流传甚广。当然，更为值得珍惜的是他自己的诗文。尽管后来因为做湘军统帅而耽误了许多宝贵的创作光阴，使得他的诗文成就没有达到他本人的期望，但他毕竟还是为后世留下三百二十多首诗和一百四十多篇文章。这些诗文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尤其是他的文章，更是对清末民初的文风影响巨大。著名学者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说：“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异军突起而自成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者抗颜行者”。此一评价，堪称允当。

曾氏在被冷落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然当代关注的目光多集中在他的事功上，对他本人所看重的诗文反而有所忽视。其实，事功对于他来说，只是十几年辛劳的结果，而诗文，则是他一辈子心血的结晶，更应该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