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察右中旗报》始末：（五）后记
本文作者：刘玉昌
（五）后 记
我是1993年底调离报社、1994年初办理离职手续的。当时乌宁吉雅担任宣传部长，决定派宣传部科员宋耀来接替我的工作，担任旗报社社长职务。贺部长（乌宁吉雅曾用名贺永跃）和宋社长与我都是老相识，尤其是乌宁吉雅与我还是大学同届同学，还有报社的同仁们与我更是感情深厚，大家一起工作多年，包括编辑《高原星》月报在内，有些同事相处的时间更长些。当听说我回来了，一起聚餐开了个欢送会，又去照相馆合影留念。
其实，我离开报社也是有些意外原因，本来我在家乡工作得顺风顺水，为何忍心抛开所熟悉的岗位呢？原来，我的诗友倪向阳在内师大文研班毕业后，并没有回到老家乌兰浩特，而是去了国家煤炭部直属企业准格尔煤田，并应聘担任了《准格尔矿工报》报社总编辑。当时他们出版的是周报，当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视察国家煤炭部直属企业准格尔煤田后，那些建设者们倍受鼓舞，煤田建设指挥部领导高层决定矿工报扩容，变每周出版一期为两期，只因手下暂无新闻专业人才，倪总编就把我报上去了。当他事后告诉我时，反弄了我个措手不及。我虽感谢他心目中有我，可我也有难言之隐。首先是舍不得自己打拼过的这个地方和非常敬业的同事们，更主要的是对不起人家龚书记。他是那样地依靠我、看重我，在让我将社长与总编重担一肩挑的情况下，我怎么能突然撂担子？为此那个阶段我很犹豫，也很纠结，一直到最后才向龚书记说明原委，最后就这样选择离开了。
（旗报社采编人员欢送刘玉昌合影。前排左起：王海燕、宋耀、刘玉昌、乌宁吉雅、李秀珍，后排左起：任利清、李文连、王明明、张志刚、郭建广、张文杰。张振生已于一年前调离。）
我到矿工报社后，社里一次性付给我几个月工资。我很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女出纳员告诉我，从数月前你已起薪了。当时我就想，我若坚决不来，倪总编更无法向上交代。在正式报到后，我的岗位是普通记者，可这里是个处级单位，记者部主任为正科级。我也没有多想，扑下身子干了半年，一口气发表了十几篇重点报道，引起宣传部长王守城的关注。后来王部长就把我引荐给公司党委副书记乌云毕力格，应该说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很正。
（图为离任前的《察右中旗报》社社长兼总编刘玉昌在印刷厂校对室认真审读报纸清样）
我这个西部人与两位领导非亲非故，可他俩在与倪总编商议后，便任命我为记者部主任。第二年，倪总编调任《内蒙古商报》副总编，经过组织考核，由我接替他的职务。
此后十几年，我也走了不少单位，先是在央企神华集团总部编辑《神华能源》，后又去主编《神华路港》杂志，还在神华纪委工作过，最后派到国家大型煤化工企业出任高管。在神华集团与国家电力合并后，我又去新成立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负责传媒策划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虽然离开旗报社了，但经常关注报社的动态和发展。尤其是当年与我一块工作的同事们，如今都已成为有关部门的业务骨干，还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据我所知的有：王海燕后任本旗副旗长，张建林后任旗计委主任，张文杰后任旗文联主席，李志军任文化局长，李秀珍后任盟报社记者，张振生已是乌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可以说旗报社就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摇篮。
但是报社的发展也历经曲折，当年接替我岗位的宋耀，因为贪污行为被党组织免去职务。继任者贾志军到岗后，又收拢住大家，团结奋斗，继续前进。而1999年6月，由于外部原因变化，致使延续了将近十年的旗报停刊，导致报社人员全部解散。当然，这与贾社长无关，因为国家调整报纸行业，出台了新的政策（据悉，目前唯有《商都报》还在出版发行）。但是《察右中旗报》不负其历史使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里，充分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为全旗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各项事业进步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和谐氛围，受到了全旗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赞扬和好评。
（图为本文作者刘玉昌与本旗政协主席苏仁陶格图在三十多年前交往的旧照片）
盛世编史，千秋大业。近年来旗政协主席苏仁陶格图十分重视发展本旗文化事业，连续推出了极具史料价值的《镶红旗志》《镶蓝旗志》《察右中旗乡土志》和《陶林往事》等一系列图书。这次由他主编的《本地人说家乡事儿》一书，又进入征稿阶段。我应邀撰写本稿，也是受到他的鼓励和鞭策。我俩曾是大学同窗，同出师门，他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尽管你工作繁忙，但《察右中旗报》社创办距今已过去了三十年，好多往事只有你这个当事人才能讲清楚啊！”我一想，转眼间三十多年了，竟恍如昨日呢！这真是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自己作为旗报的发起人之一，我有责任将这段往事记录下来，待若干年以后，对后人了解那段历史，也能够提供些资料或还原其真实情况，也算我对家乡尽了绵薄之力。
该文作者冠名刘洋，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西南山区窖蒿湾村，曾任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在央企神华做新媒体策划，现供职国家能投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