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去的记忆（72）畈上陈往事点滴
畈上陈往事点滴
雪岸
刚刚形成决定，程忠坤书记告诉我，新华大队的点由陈世喜书记具体抓，你还是驻在这个队不变。程忠坤是厦铺区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县委副书记，到县参加会议的时间较多，回来后区里要开会，还要到各公社去跑一跑，实在没有多少时间驻一个队了。新华村原是陈世喜书记的点，区委决定还是由陈世喜负责，程忠坤书记挂个名。陈世喜书记一来，带来了一个工作组组长（由沈昌武站长兼任组长，但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抓经管工作，要求他一个月到队来几次），一个工作组员（就是从区粮管所抽调的一名叫陈胜迪的粮管员），加上我一共四人，工作组的力量大大加强。我仍然驻在新华三队的知青点，他们三人驻二队。新的工作组来了，但程忠坤书记当初和我一起确定利用春季农闲，组织劳力开展造田工程不变。说干就干。为了提高工效。我们安排大队一台唯一的东方红牌拖拉机到工地拖土。我们还组织各小队拿出当年造田用的板车。为了大造声势，我们把大队的扩音设备搬到工地。从每天早晨天不亮开始到下午天黑为止，工地上红旗招展，机器轰鸣，喇叭声声，人声鼎沸，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劳动，终于提前完成了预定的目标。
那时农村干部驻队，不仅要作干部社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直接指挥农业生产。当然驻队干部不直接派工派活。但今天明天要做什么活路，都要掌握在手中。这样就一、二天要召开一次队委会，形成决议，由队长去安排落实。一般白天社员下地干活时，我们除了参加大队、公社乃至区革委会召开的会议之外，要么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要么就是到田畈里转一转，检查农活进度和质量。真有点像一个监工似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总是难得把社员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到头来还是吃力不讨好。在那种体制下，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斗争，早已把社员们热爱集体，自觉劳动的积极性消磨殆尽。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日子，成了一种普遍的见怪不怪的现象。但在那个年代，越是这样，这项监工的工作就显得越是重要。往往出现驻队干部和社员顶牛的现象。但谁也不敢、没有更不愿意去触动体制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顶牛就顶牛吧！反正在一个生产队也呆不了多少年。那些大、小队干部家在队里，祖祖辈辈和社员在一起，早晨不见吃了早饭就要见。尚且要不折不扣地按照那些早已形成的金科玉律去办。何况我们驻队干部呢？
叫我至令难忘的是在新华大队驻队期间先后发生的三件事，也是多年来叫我内心多次作了深刻反思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按照区委陈世喜书记的意见，抓麦稻稻三季试验。四月下旬陈世喜书记就打过招呼，预留了早稻秧，只是时间未到，没有向社员提出。五月上旬的一天，他从区里打来电话，要我们作好立即安排，马上动手。按照陈书记的要求，这次麦稻稻三熟，必须至迟在五月十日以前将尚未完全成熟的小麦收割，插上早稻，以保证在八月上旬插上晚稻。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要统一干部社员的思想认识，狠下心来去收割这快要到手又尚未到手的小麦。时收害小麦减产是毫无疑问的，工作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晚，我们召开了一个晚上的队委会，陈胜迪主讲，我也讲了一通。中心意思无非是要大家统一思想，确定地块，来日行动。谁知方案一提出就遭到了队委会干部的一致反对。其理由当然是很充足的。在那个缺粮的年代，有谁愿意让就要到手的小麦白白地丢掉呢？没有。但县委多次强调各地要搞麦、稻、稻三季试验，作为一个区委书记的点，不带头搞是肯定说不过去的。后来还是我们降低条件，从原来确定要搞二十亩减到二亩，总算勉强通过了。
第二天一大早，陈世喜书记就到了队里，和我们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下午开镰害麦，耕地插秧。听到下午就要开镰收割还未成熟的小麦栽早稻的消息以后，刚刚吃罢中饭，队委会的干部都来到我们工作组的驻地来了。一些社员也来到我们住房的周围。
刘队长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全队社员都反对这么做。怎么办？”
“怎么办？按说的办！”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书记决定了的事，要是一下子推翻了，今后工作怎么办？我有点强词夺理地对队长说：“你当队长的怎么也和社员们一样呢？社员的工作要靠你去做，说到底还不是队长一句话。”
队长说：“一个队怎么就是我队长一个人的事呢？我做不了这个工作。”
其他队委会的成员也同队长一个鼻孔出气，随声附和。
站在走廊和窗外的社员你一言、我一语在一旁议论着。只听见“炮筒子”阿福说：“不正确的决定我们决不服从。”
又有一些社员跟着说：“就是不服从，就是不服从！”
当时的情景让我再一次领略了城墙上的麻雀的厉害。陈胜迪和我一样看到要闹成僵局，心中十分着急。我不能让陈书记为难，于是对着窗外吼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在开队委会，都给我走开，一切都由我们和队委会决定！”
社员们就是不走，还在窗外讥讥喳喳的。
陈世喜书记当时就在现场，只见他站起身，将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没有什么可说的，走，去割麦，我看谁敢不去？”
说完，陈世喜书记从桌上拿起早已准备好的镰刀，出门了。毕竟书记的权威高。队委会干部和社员们都回到各自家里拿了劳动工具下地了。
这是一块还未完全成熟的小麦地。远远看去，这块地里的小麦禾杆青中带黄，黄少青多。走近一瞧，黄绿色的剑叶在轻风的吹指下左右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带有长长的麦芒的麦穗整整齐齐的排列着四行饱满的麦粒。摘一支麦穗放到手中一捋，少数麦粒还冒出了白色的乳浆。看样子，这块地里的小麦要完全成熟至少还需要十天半月以上。我心里暗暗地想着，难怪社员们有意见，像这样的小麦怎么割得下手呢？想归想，做归做。陈世喜书记第一个下地了，我和陈胜迪紧跟着下了地。社员们尽管一肚子气，但还是跟着下了地，举起镰刀割开了。三队有六十多个劳动力，事前都作了明确的分工，按照分工前面割，后面接着就有人捆，有人挑。割完、捆完、挑完，就有人放水、翻耕、整田，割完麦子的社员就到早稻秧田里扯秧、挑秧，田整好就插秧。不到半天时间，一块两亩的小麦田变成了绿油油的早稻田。到秋后，早稻是收了，晚稻也收了。但全年综合算账，小麦只收了三百多斤；早稻本来产量就低，加上插晚了一点，只收了六百多斤；晚稻收了八百多斤，加起来只有一千七百斤，亩平八百五十斤。如果不搞三季，小麦可以收到六到七百斤，中稻一季可以收到一千一、二百斤，比搞三季还要高出一、二百斤。亩平要高出一百斤左右。社员们说劳神费力不说，结果却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多么简单的算术，我们的那么多的县区干部怎么就不会算？好在我们的陈世喜书记也不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也就只搞了两亩田的试验，谈不上多大的损失。和到了市场经济的八十、九十年代那些搞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动则万亩片、十万亩片劳而无功甚至浪费大量金钱的干部相比，陈世喜书记的这点试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哩。
第二件事是划行插秧。
划行插秧是当时农村干部大力推广应用的一项较为简单的农业技术。它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密植和通风透光，有利于水稻在生长，提高水稻的产量。
这项措施在新华三队推广已是第二年了。事前我听说第一年推广时就遭到社员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社员们口里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就是划了行以后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插秧人不能在田里乱走乱动，而且要按照所划的行栽秧，必需集中精力，不能像过去那样边栽秧边说说笑笑，自由的很。
为了保证搞好划行插秧，我和陈胜迪事前开了几次队委会，在社员会议上也三令五申。我们在说，社员们在听，事前没有说什么。到了插秧的那一天，安排划行的两个社员找到我们说他们不敢去划行。我们问为什么？他俩说怕别人骂。我们说有我们工作组在，谁敢骂你！他俩说你们工作组只能住一时，我们可是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啊。我们问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快说说！开始他们就是不说。在我们一再追问下，他俩才吐了实情。原来一些社员和少数几个组干部也就是那几个城墙上的麻雀早就在私下里商量抵制划行插秧。一听说有几个队干部也在暗地里活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知道生产里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干部的问题。我们于是立即召开队委会议。对那几个队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且调换了划行人员，就由那几个反对划行插身的组干部来划行。到了插秧田里，社员看到我们工作组非要划行不可，知道再僵持下去不好，一一下了田，当然嘴里还时时说些难听的俏皮话。已经达到我们的意图，就由他们去说吧，给他们一个渠道，让他们发泄发泄心中的牢骚和怨气，也许比让它们闷在心更好哩。
事后我多次想过本来是一个为了生产队集体利益的好事，为什么得不到社员们的拥护呢？看来，就是为农民做好事实事，也要事前作好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叫社员们真正认识到我们干部是为他们办事的，他们才会高兴接受。我们只注意了队里干部而且也只是几个主要干部，以为把少数几个人说通了就行了，忽视大多数社员的工作。再则是我们的工作粗糙了一点，应该是先办试点，拿出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以事实服人比简单的宣传效果自然就强多了。
第三件事是在当年“双抢”期间发生的事。“双抢”就是抢割早稻，抢插晚稻。尤其是能不能保证在阳历八月一日前插完晚稻，使其在扬花季节避开寒露风，是夺取晚稻丰收之关键。因此“双抢”是当时通山县河畈地区农村一年四季最忙的季节。新华大队当时已购置了东方红拖拉机。机耕措施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农田耕整的速度和效率。如能保证机耕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可以抽出劳力集中收插，按时完成“双抢”工作就有了把握。这自然就要求拖拉机日夜加班。但全大队只有一个拖拉机手，无人替换。拖拉机手小刘禁不住劳累，就常常借口机子坏了而停工。开始时我还以为机子真的坏了，没有在意。坏了就修嘛，修好了再干。几天以后，我发觉情形不对，可能不是机子而是人的问题，就对小刘说，来，你教我，让我来学学，也好替替你。他说你是驻队干部，怎么能让你来开拖拉机呢？我说我是学农的，也多少懂得一点机槭，说不定一学就会呢。好在我在部队农场学开过几次拖拉机，只是没有搞过机耕。一上机，跟着他学收放犁耙，转圈调头，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单独操作了。第二天中午一吃罢中饭，小刘发动拖拉机前先在机头弄了弄，跟着就发动不了，说是机子又坏了。我在一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他说你下来，让我试试。我也到机头弄了弄，上机就把机子发动了，并直接操作起来。小刘要我下来让他开，我笑了笑说，这部机子确有毛病，还是让我再开开看，好做到心中有数。他站在田边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操作。我开了二个小时后，小刘说什么也要我下来让他开。我说好，现在这台机子就由我俩人来开，一人两个小时，轮流换班，歇人不歇机。他知道我也懂机械，不能耍滑头了，就说那能那样呢？只是我太累时你来换一下，我就感谢不尽了。这一来，几天的双抢时间，我和小刘轮换着开，做到边收边耕边插，按时完成了任务。以后当这台机子真的出现毛病的时候，小刘也总是要找到我看了以后才告诉大队送去维修。不敢自作主张了。大小队的干部和社员也对我伸起拇指，赞不绝口了。
从这件事中，我清楚地认识到“万金油”式的行政干部也还是要多几门专业技术的好。我也进一步认识了农民有时表现出来叫人不知如何评价为好狭黠和鬼谲，只有你及时点破他们的这些小动作，并认真对待和帮助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他们就会真正从心底里佩服你，对你以诚相待了。
当年的新华三队粮食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干部社员的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第二年春天我和陈盛迪继续在新华大队驻队，还是陈世喜书记的点。不过住的地方从三队搬到了二队。这次调换地方要说也是老盛的主意。那次要搞麦稻稻三季试验，虽然沈昌武还没有来驻队，但他还是听我说了。事情当时是办成了，却叫陈世喜书记一直恼火，沈昌武审时度势，出了这个主意，陈世喜书记当然立即赞同。
二队也有一个知识青年，她姓杨，叫杨连清，是个女知青。人长得比较丰满，皮色较白。她的父母是教师，由于没有路子，也一直没有回城。后来过了两年才在陈世喜书记的帮助下实现了回城的梦想，当了一名教师。当年下队之时，生产队专门为她在村前做了两间房屋，一间作厨房和储藏室，一间隔成两部分，前面作休息室，后面为卧室，相当于现在宾馆的套间。到二队住下来后，她对我们一直是关怀备至。我们的开水、热水就由小杨包下来了，生活依然极为方便。小杨早已谈了对象，只是没有结婚。她个性开朗，不管和男人还是和女人接触都大大方方，颇有人缘。对我们住队的就更不用说了。杨连清请假回家时，我们的开水、热水就由住在小杨屋后的姓陈的那一户社员负责。这户人家夫妻两人，女的是妇女队长。一个女儿，早已出嫁；一个儿子，被招工，在县食品站工作，算是一个干部家属了。每到派饭派到他家，他总是精心准备，提前安排，有鱼有肉有蛋有汤。每到我们到区开会或办事回来，来不及找队长派饭时，他家也总是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依然那么客客气气。在这个队住队我们的信息渠比在三队更道畅了。一有杨连清这个女知青，二有待我们如一家的妇女队长。消息灵通，搞起工作来，自然得心应手。到了三月份，区里安排沈昌武站长到这个队住一段时间。工作组的人更多了。沈昌武只是在没有本职工作的时候才到这里来住几天。他一下来，区经管站就没有专人。不过他一来，我的工作也活动了。涉及到全区经管工作的事，他就和我一起回去处理，解决了过去一年来一个人甩单边的状况。到了下半年，队里就只留了陈胜迪一个人，我和沈昌武回到区里专心致至去做我们的本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