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立:嘉陵江水道与漕运

嘉陵江是我国唯一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其源有二:东北源,水出秦岭大散关南,西南流入汉故道县(今凤县、两当)的故道川,谓之故道水;西北源,水出秦州(今天水市平南镇阳坡村),东南流,谓之西汉水。西汉水、故道水分别自西北、东北流至嘉陵道(西汉元鼎六年置县名,即今略阳),交汇后,始向正南流入蜀。《水经注·卷二十》谓:西“汉水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辞源》谓:“江名由此而来。”西汉水与故道水汇聚地,在今略阳县徐家坪镇两河口。

嘉陵江在陕西汉中境内长213.2公里,干流通航171公里,支流通航36公里。自秦岭源头至略阳县白水江镇之间,水浅滩险,少有航运。白水江以下,先后汇入自甘肃入境的洛河(浊水、小河)、青泥河、西汉水,江水流量丰沛,以汹涌浩大的水势向南奔去。白水江至略阳县城,长66.5公里,江面宽200~250米以上。西汉水入陕西境,自略阳县西淮坝镇以下36公里至县城一段河道,是山区通往县城的水上航道,早年常有20多艘5~8吨级木船行驰。略阳县城至宁强县的川陕边界长130公里。

《辞海》五版(1989年9月版)和六版(2009年8月版)在嘉陵江条均谓:“广元以下可通航”,只字不提广元以上通航之事,这就易被人误解为,广元以上不可航或从未通航。其实,自四川广元以上,经宁强阳平关,入略阳县境,至略阳县白水江镇,自古就是秦蜀间航运要道。

(一)秦汉三国时期的嘉陵江航运。

陕西境内的嘉陵江航运,自秦汉以来,多受战争影响,时兴时废,断断续续。用时炸礁疏浚,除壅导流,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不用时船儿不知何处去,江水拍岸自闲流,冷冷清清,呈大起大落。

陕西境内嘉陵江通航的历史可追溯到夏代。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渭:夏代梁州的贡赋,就是通过汉中西北的略阳境内嘉陵江向北运送。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七月,始皇崩,九月葬骊山。在墓道旁挖成“百川江河大海”,“相机灌输”的“水银”,就是通过嘉陵道,运抵白水江起旱达渭,运抵骊山。汉高祖元年(前206)“还定三秦”,丞相萧何留守巴蜀,经嘉陵江发蜀汉米,使给军食。萧为江运畅通,在略阳白水江封家坝开通了石门,使“蜀汉之粟,万船而下”。

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武都郡(时嘉陵道,武兴属武都郡辖)太守虞诩在“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的嘉陵道上,诩使烧石,以醋灌之,石皆碎裂,因镌去焉,遂无泛溢之害,开漕船运。于是“水运通利,岁省4千余万,盐米丰贱,十倍于前”,流亡者争先返还,由“1.3万户,增至4万余户,人足家给,一郡无事。”

三国诸葛亮伐魏,四次经过沮县、嘉陵道,用流马之舟,行于嘉陵江上,专门运送伐魏大军之军粮。宋·吴泳在《鹤林集》中渭:“保驮之户亡,流马之舟溺,求欲如古人漕巴中之粟,积汉城之谷,运祁山之粮,亦难乎其为矣。”可见木牛是指陆地行走之运粮工具,流马则指江上漕运之舟辑。建兴九年(231)二月,亮复出祁山,六月粮尽退军。负责催督江运的大将军李平,恐漕运不济,多次呈辞,八月被贬废为民,徙梓潼郡。

(二)唐宋间的嘉陵江航运。

唐贞元十五年(799),山南西道节度使、兴州刺史严砺在兴州的长举至顺政间,“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决去壅土,疏导江涛”,疏浚嘉陵江二百里,通漕以馈成州戍兵,使江运如“雷腾云奔,百里一瞬,瞻为安流。”柳宗元为之书《兴州江运记》,以褒扬其功。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以“大记”目之,称此近900字的大记“要为巨擘,朴茂典实,并深博无涯矣,千百年以来,文坛无间言。”

北宋初,在灭后蜀的战争中,宋将王全斌逾青泥岭,克兴州,获军粮40万斛,均系经嘉陵江水运储存兴州的军粮。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三、五月间,抗金名将吴玠、吴璘率部扼守蜀口抗金,多次败金兵于大散关、和尚塬。金占据宝鸡后,在渭河设防,以“五户连坐”法,杀为吴部送粮人。吴玠终恐粮道不继,主动撤退兴州仙人关控扼蜀口,抵御10万金兵多次进攻,皆得益于嘉陵江航运,故于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吴玠奏曰:“江自梁泉(今凤县),历兴(今略阳)、利(今广元)、阆(阆中)、果(南充)、合(合江)、恭(重庆)以入江,正系饷军,漕运水路。”奏封嘉陵江神为:“善济侯。”后于1137年在略阳修建了江神庙,也称吴王庙。经历代修葺维护,至今保存完好。南宋与金军对峙的建炎元年(1127)到宝祐二年(1254)的120多年间,四川总领为保仙人关前线军粮供应,在蜀口的嘉陵江沿线设置大型仓库72处,著名的有“兴州合江仓”,吴王“城下三仓”等,每年水运粮156万石。

(三)元、清间的嘉陵江航运。

元宪宗三年(1254)冬,元军汪德臣部在沔州(今略阳)截获宋军粮船百余艘。元军据守沔州后,汪德臣奉命治河道,设漕司,以便给馈饷。汪弟良臣奉命治桥梁,平道路,营舟车,水陆无壅,储积充裕,一举克蜀。

清初,张献忠、姚黄等部占据四川抗清,清派军征剿,由于嘉陵江漕运畅通,保证了清军粮饷需要,在平定四川及云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吴三桂在云、贵举兵反清,陕甘川处于战火之中。吴多次占领嘉陵江沿线的保宁、广元与清军对峙,不断骚扰清军粮运水路,截阻粮船,使清军因粮饷不继而退兵。十三年(1674)二月,莫洛为经略,率精兵驻西安节制陕西提督、镇守平凉的王辅臣,又派都统赫叶领兵赴广元,进攻保宁。陕西总督哈占以汉中、广元山路险峻,疏请“造船略阳,速粮运”。又令“粮艘至彼,递相护送,源源接济,毋令匮乏”,以保证水运安全。吴三桂派大将王屏藩阻清军南下,破坏嘉陵江上游航运和陆运栈道,在略阳焚劫粮艘。清军水路被阻,粮运难继,于是驻保宁师退至广元,缺粮两月,总兵王怀忠标兵四千溃散。王辅臣见清军每况愈下,“随生异志”复起叛附吴三桂之心,在略阳宣布叛清。十五年(1676)春,距“宁略兵变”仅两年后,王辅臣二次降清,后被清处死。

清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四年(1878),陕甘总督左宗棠抚靖西北,进军新疆。在略阳设军米局,接转漕运。川米溯江而上到白水江,再起岸陆运达渭,由渭水运西安,沿陕甘官马大道西运。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在禀报军米局粮务的公文上批复:“略阳白水江合故道,嘉陵道,可通舟楫,陆路经徽、凤抵宝鸡达渭,为程四百里,通秦陇。唐时运道所经,国初用兵通蜀,军粮从此转输取经。非不知劳费万状,而筹军食者舍此末由。”左氏对嘉陵江航道和故道陆路了如指掌,故能粮道畅继,所向披靡,抚定西北。现存略阳的碑文佐证,清同治十年(1871)秋“奉委来(白水)江,转运粮漕”的曾逢云和十三年(1874)驻白水江转运局的另一任湖南湘潭籍转运使曾邦华,均为蓝翎五品衔。

(四)民国至新中国建国初的嘉陵江航运。

民国时期,西北、西南间邮件由略阳经转。轻件走徽(徽县)白(白水江)大(大安驿)步班邮路;重件走凤(凤县)、两(两当)、徽(徽县)、白(白水江)驮班邮路和白(白水江)广(广元)间船运。民国十四年(1925)元月九日省邮务管理局发给略阳三等邮局邮旗两面,首船插旗通航。

抗战时期,武汉、宜昌相继失陷后,“陪都”东路的长江水运阻断,交通极端困难。四川境内从广元到重庆没有驿路,遂开辟川陕水陆联运路线。二十六年(1937)四月陕甘两省奉命联手在北宋新开的白水路基础上修筑白徽干线公路,二十九年(1940)七月竣工。二十七年实施嘉陵江疏导工程,完成丁家坝等险滩的治理。二十九年(1940)八月,在重庆成立川陕水陆联运管理处,后改川陕水陆联运理事会,下设嘉陵江运输处,广元设办事处,交通部派江航副处长常住广元,全力改进嘉陵江水运。从广元溯江上驶白水江镇,抢修险滩155处。其间陕西省府奉命对白水江到阳平关嘉陵江航道进行整修,治滩、炸礁、护堤。在略阳境段整治沿江纤道40公里,二十九年(1940)七月竣工,置航标正式通航。随即开办白广间水运和陕甘陆运的川陕甘水陆联运。起初白水江到广元289公里间有木船300余只,船工1600余人,后政府联运机构有多吨级木船87艘,利用多吨级民船550余艘。当时军、工、商及国家管制物资均交水陆联运处承运,该处年运食盐5000多吨,战区军米19000多吨,年运量最高达100万吨。

宝鸡到广元公路共415公里,从宝鸡经凤县、两当、徽县到白水江公路仅115公里,水陆联运减少陆路行程300多公里。这在川陕公路未全线通车(宝鸡汉中段先通,汉中广元段后通),全线贯通后又汽车短少,汽油奇缺的情况下,水陆联运是最佳的选择。随着战局的变化,川陕甘水陆联运和嘉陵江水运,到民国32年(1943)即趋尾声。

嘉陵江水运再次也是最后一次骤然兴起,是20世纪50年代初。时国家决定投资修建宝成铁路。宝成铁路越过秦岭后即沿嘉陵江侧畔而行。嘉陵江沿线没有公路,铁路器材及筑路员工的生活日用品,全部依靠嘉陵江水运。解放初,略阳尚有木船50余只,船工600余人。随着宝成铁路广略(广元-略阳)段的开工兴建,四川广元、射洪、南充等地的木船相继进入略阳。省交通厅通知略阳境内航运由四川省内河航运三分局广元管理站管理,广元航管站在略阳县城南街邮局对面设略阳航管站。1953年10月新建铁路工程总局第二工程局投资5亿(旧币)元,由广元航管站组织,从同年12月10日起,自剑阁鸳鸯溪至略阳白水江,分三段整修,炸礁、淘滩、疏浚航道。1955年3月30日结束,转输铁路物资。

1953年略阳至阳平关间有木船200余只,船工2400余人,1954年木船增至700余只,船工达6000余人。除多吨级大小木船外,还有羊皮筏、竹木筏子,满载各种物资及人员在沿江穿梭或停靠。

宝成铁路建设过程,大量的废石废渣尽皆抛入江中,抬高了江床,阻塞航道,加之江水骤减,铁路畅通,陕西境内的嘉陵江运就此又复沉寂了,今天只能见到少量船只在渡口摆渡。

如今,在嘉陵江下游的合川重庆间,尚可见到以旅游为名的航运,其余江段的航运全部萎缩、沉寂了。但嘉陵江在科技落后,陆地、空中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其较人畜转运有运量大、运价廉之特点的历史功绩是无法磨灭的。沿江的县镇都曾见证过当年水旱码头的繁盛。沿江两岸纤夫的脚窝和汉《郙阁颂》石碑上八条纤绳磨勒出的深深纤痕,依然凄苦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艰辛、荣耀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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