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史
陈莹雪/
希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凡是对西方历史、文化有所涉猎的读者，对古希腊文明即便不是如数家珍，也可做到略知一二。但如果问及这片孕育了伟大古代文明的土地之上在古典之后又发生过什么，尤其是比顿此书所涉及的近三百年间发生了什么，略知一二可能都是一种过高要求。有鉴于此，比顿的这本《希腊三百年》的确可以为我们认知这段历史提供一条可靠的捷径。
作者开宗明义，前言中就已指明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核心话题就是现代希腊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演变过程”。作为一种现代的构建物，民族认同的形成本就充满了动态变化与不确定性，对于谁是现代希腊人，什么是现代希腊民族，很难有一个精准的定义。通读过此书的读者也会发现其实直到当下，希腊人仍然在不断探索、修正、调整希腊人的内涵，并不断重新定义着他们自己。进入2000年以来，最近的两次对身份认同的激烈讨论一次是2000年政府决定去除身份证上的宗教标识引发的热议，另一次是2016年在雅典建造清真寺带来的争议。
尽管比顿并不急于在此书中给出希腊人是谁的标准答案，但是他仍然在三百年漫长历史的叙事中为读者提点了一个关键线索：希腊即属于东方，也属于西方，这种东、西“二元性”对理解现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现代希腊民族及希腊国家这三百年来所经历的所有困顿、撕裂、荣辱、悲喜都可以在这种东、西“二元性”之中找寻答案。尽管比顿提醒我们二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两者兼有，但无可否认的是“成为欧洲国家”从希腊在19世纪20年代建国初期一直是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是希腊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成为欧洲国家，成为欧洲人的过程就是西化过程，而希腊的东方因素：拜占庭东正教文化与奥斯曼土耳其的遗产在希腊人向欧洲人的变容过程中显然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比顿的书中对此提供了大量的例证：希腊王国建国伊始便有意将首都雅典打造成符合西方人想象中的可以体现古希腊荣耀的城市，保留古典遗迹，建设新古典风格的现代建筑，代价就是将与古典风韵不协调的清真寺、甚至是拜占庭时期的教堂拆除；如果说建国之初，受西方影响，希腊知识精英尚不能充分解决古典到拜占庭文明的断层，这一难题在19世纪中叶随着两位民族历史学家赞贝利奥斯与帕帕里戈普洛斯的史学作品问世便迎刃而解了，而且主要由后者倾力打造的希腊从古典经由拜占庭直到现代的大一统的史学观念也为主导希腊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伟大理想”提供了历史依据。1919年希腊军队借着一战东风登陆小亚名城士麦拿，是希腊人半个世纪孜孜以求，离光复拜占庭荣耀的“伟大理想”最近的一次。尽管“伟大理想”最终以灾难性的悲剧收场，但拜占庭文明以及它的“活”见证东正教信仰业已成为希腊人认同中最不可少、最具特色的部分。与拜占庭因素相比，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在主流文化中经历了系统地压制、摒弃与遗忘。虽然在抹去奥斯曼遗产方面，比顿着墨不多，但他却敏锐地捕捉到奥斯曼遗产在希腊社会的顽强生命力，这就是随着小亚难民的到来而兴起的希腊民间音乐“雷贝蒂卡”，虽然20世纪30、40年代独裁政府曾竭力扼杀这种土耳其的“余毒”，但也正是这种音乐后来成为了希腊的又一文化名片，并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开幕式大放异彩。
希腊民族认同东、西二元性很大程度上与它的地缘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在比顿的叙述中，读者也能深切地感受到地处东西方世界交汇处的这个南欧蕞尔小国，其诞生、成长的每一步，无一不体现着大国的意志与影响。如果没有英、法、俄1827年的军事干预，希腊革命最终可能就只不过是一场被奥斯曼当局暴力镇压的国内叛乱；而革命初期解决希腊人内部矛盾的有效办法就是接受西方大国的安排，引入君主制。从1833年起，希腊人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外国皇室成员做他们的国王，先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奥托，之后是来自丹麦王室的乔治国王及其后代；19世纪的两次和平的开疆扩土（收复爱奥尼亚七岛以及塞萨利地区），事实上更像是西方大国的惠赠；20世纪初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希腊基本获得了现在的国土，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疲弱不堪的奥斯曼帝国走向终结，困扰欧洲列强的“东方问题”即将落幕的结果，而希腊人经过浴血奋战换来的战果也必须首先得到欧洲大国的认可；二战之后的内战不过是“铁幕”落下，成为冷战前线国家的希腊所经历的剧烈的内部撕裂；而依靠马歇尔计划才能在战后恢复过来的希腊不得不仰仗“山姆大叔的庇佑”，在一段时间内为美国马首是瞻；进入21世纪的希腊似乎可以独立自主了，但2010年左右经济危机爆发，希腊不得不屈从三驾马车（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排，紧缩财政，求取经济援助，一次次将自己从破产边缘救回。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也会时不时给现代世界带来惊喜与意外，这就是比顿所说的“在现代，希腊人往往是先行者”。1830年代希腊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从欧洲范围来看，建立民族国家的浪潮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到来，也就是说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希腊是当之无愧的潮流引领者；1864年希腊颁布新宪法，赋予所有成年男性投票权，“在那个时候，希腊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体制之一。”希腊再次先人一步；二战爆发，法西斯独裁者梅克萨斯的军队却“在世界上第一次开始打击法西斯主义的蔓延。”虽然这种抗击并没有改变希腊被德军占领的命运。外在压力有时也可能意味着机遇，希腊也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国家，19世纪20、30年代国家草创时如此，1981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亦如此。
此书之前，比顿最为人所熟知、并为他带来普遍学术声誉的作品恐怕是他的《现代希腊文学史》(AnIntroductiontoModernGreekLiterature)，比顿的学术训练也更偏向文学与文学史。正是他本人的这种学术背景，使得他的这本书相比英语学界已有的现代希腊通史如克罗克的《希腊简史》（RichardClogg,AConciseHistoryofGreece）、盖兰特的《现代希腊》（ThomasGallant,ModernGreece:FromtheWarofIndependencetothePresent）等更具文学性。这首先表现在此书是比顿为现代希腊国家量身打造的“传记”，他将希腊这个民族国家视为一个生命，关注的正是这个生命从“婴儿”到“中年”的成长与蜕变。“传记”的写作手法的确为本书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使各章之间的过渡与衔接流畅而自然。但是毕竟现代希腊民族仅仅是一个比喻意义上的“人”，尽管比顿提醒读者他并不认为希腊这个生命体会有终结的一日，但如果延续比顿的比喻，读者不免还是会浮想联翩，将希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与某种形式的兴衰论相提并论，显然现代希腊的历史很难用简单的兴与衰去框定，未来这个国家的走向依然充满各种可能。笔者认为比顿深厚的希腊文学修养并非仅仅表现在他在此书中所采纳的写作形式“传记”，而是他在有关这三百年的历史书写中，始终都在打破文、史壁垒，引用了大量的文学文本印证、呼应、反思历史事件，向读者呈现了更丰满、立体、有情感的希腊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比顿笔下的希腊的确更像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
文学因素之外，史学方法方面，这本书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顿对希腊历史长时段的观察，当然这也是只有长期从事希腊研究的学者才能具备的素养。毫无疑问，长时段的观察更利于揭示现代希腊历史中存在的很多共性问题，厘清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比如现代希腊政治中饱受诟病的军队时不时对国家正常民主生活的干预，其实早在奥托国王统治时期就已埋下伏笔；而最近几年令希腊声名狼藉的经济危机，纵观希腊历史，根本就不算什么新鲜事，1843年、1893年、1932年希腊都曾发生过债务危机，甚至是破产，这其实暴露了现代希腊国家经济结构的某种先天不足。
目前为止，此书仍然是令笔者高山仰止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赞同比顿书中的全部观点。比顿认为18世纪西欧人对古典希腊文明的求索并没有与“希腊启蒙运动”相遇，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比顿并没有为自己的这一论断提供更多的证据。但是据笔者所知，包括古典作品的出版、翻译，古希腊历史的写作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古典希腊文化复兴恰恰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希腊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这种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在接受和输入被西方世界理想化的古希腊文明。正是在当时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熏染的希腊启蒙知识精英中间，出现了最早的有关希腊人身份认同的讨论，而他们普遍认祖古希腊人也是现代希腊人获取欧洲身份认同的关键所在。因此，很难说西方人的对古希腊的求索与希腊启蒙运动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另外一点。比顿曾在多处指出在现代希腊领土拓展的过程中，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地区表现截然不同，克里特岛一直以来都在积极主动追求与希腊国家统一，而统一马其顿地区，动力更多来自希腊王国内部，而不是马其顿地区的所谓希腊人，比顿指出了民族统一道路上的地区差异，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历史原因。当然这一点并不算比顿此书的瑕疵，而只是出于读者可能会有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希冀作者在未来的著述中给予这一问题一定的关注与解答。
本书汉语译文通畅，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对中国读者来说不失为一本不错的了解现代希腊历史的入门读物。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