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上载有苏兴氏《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对拙作《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及国内外研究者一些有关的看法提出了批评。简单地说,我(以及苏氏批评的另外几位研究者)对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苏氏则认为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必要的。苏氏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分为四个方面,然后一一加以论述。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业已阐述,没有必要加以重复,本文仅就苏氏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略申鄙见,以就教于苏氏和其他的同行。

苏氏所论述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启《淮安府志》的《艺文志 · 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不是即百回本《西游记》。
由于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时,并未说明该书的性质,它到底是通俗小说《西游记》抑或是跟通俗小说《西游记》同名的另一部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也正因此,从俞平伯先生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都认为仅仅根据《淮安府志》还不足以证明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苏氏则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有二:第一,吴玉搢等人把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西游记》理解为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是基于“严密而唯物”的“逻辑思维”;第二,天启《准安府志》中《人物志》的吴承恩传与其《淮贤文目》的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是相互“映照”的,因而只要把二者联系起来,就可了解吴承恩《西游记》乃是百回本小说。但我想,这两点都很难成立。
先说第一点。苏氏对此是这样论述的:
我认为吴玉搢……是把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 · 淮贤文目》著录吴承恩《西游记》一事,与卷十六《人物志 · 近代文苑》介绍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一段话对照起来读,仔细思考,得出的结论。……我们要来研究吴玉搢是怎样由“杂记”而联及《西游记》,不迟疑地认定吴承恩《西游记》便是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很显然,他是由“杂记”字样的前提定语即“复善谐剧(谑)”联结得出的。万历二十年陈元之序《西游记》概括作者的特点便是“跅 足也”(按:今见明刊本《西游记》陈元之序,原作“足斤 足也”,实“跅 足也”之刊误。苏氏改“足斤”为“跅”,甚是;惟“足也”亦当改作“弛”。一一 引者)滑稽之雄”。这是读《西游记》者的共感。吴玉搢由“滑稽之雄”(他一定读过陈元之的序知道这个评语)联想及于“善谐剧”者作的“杂记”把《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记》身上,曾无间然。吴玉搢措的逻辑思维是这样的严密而唯物。
说得简要一点,苏氏这段话的意思是:陈元之所概括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特点一一“跅 足也 滑稽之雄”,与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传所述及的特点 一一“善谐剧”一一 是相一致的,因而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应该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然而,这两者是否真的一致,却还是一个问题。苏氏似乎忽略了陈元之序中的“跅”二字。为省力起见,引新版《辞源》的“跅弛”条释文如下:
跅弛:放荡不循规矩。《汉书 · 武帝纪》元封五年诏:“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注:“跅者,踩落无检局也。弛者,放废不遵礼度也。
我想,陈元之的意见是对的。百回本《西游记》能塑造出那样一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而且在其遭到镇压、跟随唐僧去取经以后,仍对玉皇大帝甚至如来佛那样不买账,作者却又处处流露出对他的赞赏,这绝不仅仅是“滑稽”二字所能概括。要做到这一点,作者首先必须具有某种轻视礼教、法度的精神,也即“不循规矩”、“不遵礼度”。换言之,仅仅“善谐谑”而没有“脐跅弛”的气概,是写不出百回本《西游记》的。而在天启《淮安府志》的吴承恩传中,却找不到吴承恩有任何“跅弛”的特点。光是根据“善谐剧”三字,就把他跟“跅弛滑稽之雄”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等同起来,这正是犯了以局部代替全局的毛病,是一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哪里是“严密而唯物的”“逻辑思维’?———— 不过,以上仅是就苏氏所说而言。实际上,吴玉搢所想是否与苏氏所说一致,以及吴玉搢情是否看到过陈元之的《序》,都还是问题。
再说第二点。也先引苏氏原文。
……吴承恩的“杂记”具有“谐剧”的风格和内容,且因而“名震一时”。这样的“杂记”是什么?《禹鼎志》不足以当之,别的什么又不见记载。俞平伯、章培恒说《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可能是另一种性质的作品,说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没有明确它是小说,俞、章瞻后不顾前反而苛求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叫他们在著录的《西游记》下标出什么性质的作品。田中严说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将“杂记”当作小说的先例,吴氏善谐剧不能视为该书撰者的确据,是田中严看到了吴玉搢等人读天启《淮安府志》的联系,但他不相信这种联系是合理的,即他不认为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以善谐剧者的杂记来映照《西游记》,表明《西游记》是小说作品。
苏氏的意思是:天启《淮安府志》中《人物志》的吴承恩传与其《艺文志》里《淮贤文目》的著录是相互“映照”的:吴承恩传既说了他的“具有'谐剧’的风格和内容”、“名震一时”的“杂记”,《淮贤文目》也就必然会著录这样的“杂记”,而从《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著作来看,只有《西游记》才能与之相当,所以,《淮贤文目》虽未注明《西游记》是什么性质的作品,但其为“谐剧”性的“杂记”——— 百回本《西游记》实无疑义。也正因此,俞平伯先生和我的意见就被他批评为“顾后不瞻前”了。换言之,俞先生和我都没有认识到这种前后的“映照”关系。
不过,该书中的《人物志》和《艺文志》有没有这样的“映照”关系,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因为,这类地方志成于众手,编篡者各人负责自己所分工的部分,很难做到在诸如此类的具体事情上都相互“映照”(其实,即使成于一人之手,也很难“映照”得如此周到),从而也就不能认为在这些记载中一定有“映照”关系。再说,该书的吴承恩传明明说“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而《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著作中,却只有《西游记》一种也许可以与这样的“杂记”相当(另两种是《射阳集》和《春秋列传序》,显然都不是“杂记”);假如二者确是相互“映照”的,为什么前边说其“名震一时”的“杂记”有“几种”,而后面却只著录了一种?我们固然不能就此否定二者之间的“映照”关系,但如要肯定其确有“映照”关系恐怕也得举出一些过硬的证据来才行。而苏氏在这方面却恰恰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二者可能是相互“映照”的,但也可能并无“映照”关系。正因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仅仅依据天启《准安府志》并不足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苏氏的上述论证对解决日前的争论,似乎并未增添新的论据。
在这里还应指出:即使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映照”,苏氏的推断也还存在可商之处。因为,天启《淮安府志》中吴承恩传提及的“杂记”,如果确是用来“映照”其《艺文志》中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的,那又必然产生另一个问题:“杂记”是不是通俗小说?苏氏自己就在其文章中引述过日本田中严氏的意见: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将“杂记”当作通俗小说的先例。这就是说,吴承恩传中的“杂记”不可能是通俗小说,从而与“杂记”相“映照”的《西游记》也不可能是通俗小说。对此,苏氏是怎么反驳的呢?他说:
中国古典小说固然没有明确称之为“杂记”的先例,但明茅元仪(茅坤之孙,吴兴归安人也)有《杂记》三十二卷,著录于《明史 · 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过去时代人们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把通俗小说称之为“杂记”,大约也可能。
既然称笔记小说为“杂记”是已有先例的、明确的事实,称通俗小说为“杂记”却还没有先例,只是“大约也可能”而已,那么,又怎么来证明吴承恩传中所说的“杂记”就一定是通俗小说而不是笔记小说呢?既然无法证明传中的“杂记”一定是通俗小说,又怎能证明与之相“映照”的《西游记》就一定是通俗小说呢?所以,纵然承认“映照”说,也最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杂记”相“映照”的《西游记》,可能是笔记小说,也可能是通俗小说。换言之,仅仅依据天启《淮安府志》仍然无法证明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
还应一提的是:苏氏说“过去时代人们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如果确实“没有明确的区分”,为什么“过去时代人们”多数都轻视通俗小说而不轻视笔记小说?所以,倘若天启《淮安府志》的《人物志》与《艺文志》确是相互“映照”的,那么,在尚未找到称通俗小说为“杂记”的先例的情况下,恐怕还是把那部与“杂记”相“映照”的《西游记》视为笔记小说较为稳妥。但好在这二者亦未必真有“映照”关系,因此这点也可不必深论。
总之,苏氏的上述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所以,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否百回本《西游记》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有些研究者对此持审慎或保留的态度,看来也并不是多余的。

未完待续

编辑整理  |  西游记学刊

文章来源  |  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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