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主义的江湖骗术—— 收入不平等源于市场力量,需要政府干预?

平等主义的江湖骗术
—— 收入不平等源于市场力量,需要政府干预?
文丨 劳伦斯·里德
>>Lawrence W. Reed<<
翻译:禅心云起
摘要
  • 经济不平等,就像构成每个人的个性特点一样,是人性的定义性特征。

  • 经济不平等,当在市场中自然出现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为他人服务的能力;当产生于政治关系时,才是不公平和堕落的。

  • 应该允许经济不平等发生。只要经济不平等不是源于政治或欺诈行为,就不可避免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

  • 对“穷人”的关心,往往是掩饰对“富人”的嫉妒或蔑视的一种方式。

“自由的人不平等,平等的人不自由。”

真希望我能记得谁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这句话应该被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真理之一,一个充满深刻含义的真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根据你是否犯了罪行,而不是根据你所代表的肤色、性别或信仰被判无罪或有罪——是一种崇高理想,并非这里要争论的焦点。上述“平等”指的是经济收入或物质财富的均等。

换句话说,“自由人将获得不等的收入。在收入均等的地方,人们不可能是自由的。”

差异万岁

自由社会中的经济平等,是再分配主义者所设想的海市蜃楼——他们往往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鲜血和财富的代价。但自由人是存在差异化的个人,他们的收入即使不同,也不该让人惊讶。

我们各自天赋和能力不同,也并不是人人都那么努力工作。就算某个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奇迹般地拥有均等的财富,到了次日早上,我们也会复归不平等,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把钱花掉,有些人会把钱存起来。

为了制定出衡量经济平等程度的粗略标准,各政府也必须发出以下命令,并以行刑队和监狱作为后盾:“不要比别人更优秀或更努力地工作,不要提出任何新的创意,不要冒任何风险,还不要做任何与昨天不同的事情。”换句话说,不要成为人类。

自由人在经济上不平等这个事实,并不令人遗憾。相反,这是值得高兴的原因。经济不平等,只要源于创造性个体的自愿互动,而不是政治权力,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做自己,每个人都以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有价值的方式,让其独特个性发挥作用。法国人在另一种背景下会说,Vive la difference(差异万岁)!

区分两种不平等

不平等无处不在。在雨林中,桃花心木摄取的水分和阳光,比其他所有动植物都多。在我们的经济生态系统中,比起我们其他人,企业家和投资者控制着更多的资产。没人担心桃花心木。可对于富人,社会中却弥漫着一种焦虑情绪。然而,就生态系统和经济而言,资源分配不均是有充分理由的。

不平等的某些形态从根源上要优于其他形态。例如,裙带资本主义——或者《Barron》(巴伦周刊)编辑吉恩·爱泼斯坦(Gene Epstein)所称的“crapitalism”(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无疑是不受欢迎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前者为社会创造价值;后者盘算着如何将别人的资源转移到自己的金库,常用手段是通过游说获得种种补贴、特殊优惠或制定反竞争法。

如果我们能把裙带资本家和真正的企业家区分开来,我们就能看出创造者和索取者之间的区别。而诚实的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不平等,不仅不能表明有什么不对劲,反而表明了一种全面的繁荣。在一个人人都通过创造性活动和交换改善处境的系统中,有些人会变得富有。这是该体系的一个自然特征——这个体系奖励那些成为优秀资本管理者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当然,当人们不善于管理资本时,他们就会破产。换句话说,那些投资失败或服务客户表现欠佳的人是不可能长久保持富有的。

每当我们听到有人哀怨不平等,我们应该立即问的是:“那又怎样?”美国一些最聪明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最富有人)混淆了他们的两种担忧:一种是对于贫困的担忧,另一种是对富人控制资产的担忧。这根植于古老的零和思维——即穷人之贫乏源于富人之富有。然而,处于裙带资本主义而不是诚实企业家精神和自由交换的条件下,一个人只有损人才能利己。

如果排除有人雇佣律师和说客(而不是研发人员)来发财的渠道,那么富人是靠着给许许多多人创造大量价值而致富的。因此,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超级富豪,实际上对于我们其他人——尤其是穷人来说——是一个坏征兆。事实上,这可能表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价值创造少得可怜(在我们生活中像iphone和巧克力松露这样的好东西减少了),要么是政府从事激进的再分配,彻底消除人们成为价值创造者和资本管理者的重要动机。

不平等的意义

当资源存入投资账户时,它们就不会闲置。换句话说,大多数富人不会把数百万美元塞到床垫下,也不会用金币洗澡。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这些资源在经济中不断发挥作用。

在更稳定的条件下,一部分资金会以贷款的形式找到去向,比如流动到南卡罗来纳州一家富有创意的餐馆经营者手中。另一部分则被套利者所利用,协助稳定物价。还有一部分贷款给了一名护士,这样她就可以买下自己的第一套房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全都是好事。

但是,如果太多资源在到达这些经济网络节点之前被山姆大叔拦截了,它们就会在联邦官僚机构中白白浪费——一个从繁荣走向灭亡的漩涡。

我们还应该记住,由于我们不平等的市场,我们大多数人过着国王般的生活。资产上的差异并不等同于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尽管人们倾向于崇拜前者。

经济学家唐·布德罗(Don Boudreaux)提醒我们,比尔·盖茨的财富可能是他财富的7万倍。但比尔·盖茨摄入的热量是布德罗教授的7万倍吗?盖茨的饭菜是不是比他的饭菜美味7万倍?盖茨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是他的7万倍吗?盖茨能以7万倍的速度或更安全的方式去欧洲或亚洲旅行吗?盖茨的寿命能延长7万倍吗?

今天,即使是美国最穷那部分人的生活,也比18世纪几乎所有人都要好,也比当今世界的2/3人口都要强。

有害的法律

痴迷于经济平等的人——用更客观的术语来说就是平等主义者——会做出奇怪的事情。他们变得妒贤忌能。他们怀有觊觎之心。他们使社会分化为两类人:恶棍和受害者。他们花在拖别人后腿上的时间,远比花在提升自我上的时间要多。和他们相处一点都不好玩。如果他们能进入立法机关,他们会造成真正的伤害。这时他们不仅会报警,他们就是警察。

由平等主义情绪驱动的有害法律,例子不胜枚举。它们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的蓝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提高了对游艇、飞机和珠宝的消费税。该法案的国会发起人认为,只有富人才会购买游艇、飞机和珠宝。对这些物品征税将给富人一个教训,有助于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并预计在1991年为联邦财政部增加3100万美元新的收入。

然而,实际发生的后果与期待的大不相同。随后,经济学家为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富人并没有像待剪绒毛的羊群一样列好队:1991年新税收的总收入仅为1660万美元。受打击尤其严重的是游艇业,总共有7600个工作岗位消失。在飞机制造业,有1470人被解雇。而在珠宝制造业,330人加入了失业大军。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只是为了让国会议员们能够安抚自己的平等主义“良知”。

研究显示,这些失业者又造成了2420万美元失业救济金的额外花费。没错,1660万美元流入,2420万美元流出,使赤字缠身的财政部净亏损760万美元。为了通过惩罚性措施推进经济平等的事业,国会只不过成功地使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变得更穷了一点而已。

对后果漠不关心

然而,对于狂热的平等主义者来说,意图代表着一切,而结果则意义甚微。发表武断的言论和抨击,比起产生建设性的结果,甚至比起达成既定的目标,都要重要得多。让国会消除这类坏主意所造成的损害总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1995年7月,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发表了一项研究,经济不平等再次成为头条新闻。在一长串声称自由市场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长篇文章中,这是最新的一篇,沃尔夫的作品在主流媒体上备受推崇。“最能说明问题的发现是,”作者写道:“在1945年至1976年间,顶层1%人群所持有的可销售资产净值份额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在1989年上升到了39%,而在1983年这一比例为34%。”与此同时,那些处于收入最低层级的人发现,他们的财富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缩水——如果沃尔夫的研究可信的话。

然而,经过细心而冷静的审查,结果表明,这项研究并没有讲述完整的故事。沃尔夫不仅采用了一种非常狭隘的衡量方法,从本质上夸大了财富差距,他还忽略了个人收入升降所带来的阶层流动性。1995年8月28日,《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发表了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富人’每年都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来自所得税申报表的最新数据……表明1979年收入最高20%人群中的大部分,到1988年已经降到了较低的收入等级。”

在1979年收入底层20%人群中,到了1988年,只有14.2%的人还留在那里。约20.7%的人上升了一个档次,35%上升了两个档次,25.3%上升了三个档次,14.7%的人已跻身收入顶层20%的行列。

如果经济不平等是一种疾病,那么对于努力连同成功一并惩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对这种疾病的治愈。旨在重新分配财富的强制性措施,促使聪明或有政治关系的“富人”在国内或国外寻求庇护,不幸的“穷人”则要承受经济衰退的全面冲击。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成效,就需要消除政府确保“财富匮乏者”也沦为“能力丧失者”的大量政治干涉。

结 语

当我们听到人们为不平等而抱怨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他们是真的关心穷人,还是仇富?以下是区分的方法:每当有人抱怨“贫富差距”时,问他是否愿意让富人变得更富有,如果这意味着改善我们当中绝对最贫穷的人的生活条件。如果她说“不”,她就承认她真正关心的是富人拥有什么,而不是穷人缺少什么。如果她回答“是”,那么所谓“贫富差距”就无关紧要了。然后你可以继续谈论一些合理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最好地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而不是支付他们由国家来看管照顾的费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进行的有意义的对话,关于绝对贫困,而不是关于相对贫困。

在很多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中,都有一种基本的情感动力在起作用。有些人看到自己比别人拥有的少,就会心生嫉妒。也许他们看到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就会感到内疚。或者他们看到某人比别人拥有的多,就会出离愤怒。

嫉妒、内疚和愤怒。我们应该任由这些情感驱动社会政策吗?当我们开始理解财富的起源——诚实的企业家和天然不平等的经济生态系统中的资本管理者——我们就能学会把自身更原始的情感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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