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华论“中华联圣”乔应甲之四·中华千古对联情
乔应甲（1559—1627），字汝俊，号儆我，山西猗氏（现临猗）张嵩村人。应甲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二十年（1592）成进士。遗著有《便民实政》、《三实奏章》、《看山集》正续、《难焚草》（诗集）、《咫园诗集》等，均散佚，唯《半九亭集》（8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张延华论“中华联圣”乔应甲（四）
中华千古对联情
我们之所以敢于理直气壮地断言：中华联圣桂冠非乔应甲莫属，正是由于迄今为止只有乔应甲才是最早把对联称之为对联的第一人！谓予不信？让历史来裁判！
“对联”一词源于何时何人？
从网上看到陈树德教授一篇文章《“对联”说》，文中提到：
“2008年10月，笔者在运城参加乔应甲楹联学术研讨会期间，也曾发现，明代的对联大师乔阁老，在八卷本的《半九亭集》中集录的对联多达四五千副，但他在撰写对联时，只说‘对’，不说‘对联’。针对这个问题，我曾请教刘太品先生，太品先生说，在明代，应该还没有‘对联’这个术语。”“‘对句’是汉字对偶修辞的产物，是中国对联文体之源；‘对联’是独立的文学作品，它已经从诗词骈赋中脱化出来。”“‘对联’一词，《辞源》不列，许多早期的词典也不列。《辞源》收录的词条截止于1840年，说明至少在1840年之前，还没有‘对联’。”
那么，“对联”一词究竟源于何时何人呢？听说清代李渔有《笠翁对联》，立刻查阅《李渔全集.楹联卷》，可看到的几乎全是“联”字，难见“对”字，更找不到“对联”二字。只能在“李渔简介”中看到日本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中，看到有“笠翁对联”一书，想必是后人辑录冠名，未必是李渔本人实用。李渔是1611——1680间人士。再往前查到担当（1593——1673），有门人弟子辑刊的《罔措斋对联》一书，书中有担当的题词，这应当是实实在在的“对联”了。从腾越李根源记的序中，可知成书于共和壬子冬十月。这就是说，最迟在公元1672年已开始用“对联”二字冠书名。再往前追，有李开先（1502-1568）的《中麓山人拙对》、《中麓山人续对》，遍查二十多篇序文与后序，可见“对”72、“联”10、“对句”9、“对语”4、“作对×联”9、“春对×联”4、另有“春贴”3、“春对”1、“春联”1，却找不到一例“对联”。说明在李开先时代，即公元1568年以前，尚无“对联”一词用法。
其实，“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随手翻阅中华楹联巨匠乔应甲的对联专著《半九亭集》，除了“想对一联”、“吟对几联”、“句联”、“春联”等提法外，在第一卷第三页“心学”中，就明明白白提到：
“余仿赵清献焚香告天之意，每白日看书得料，夜间想为对联，次早书于格，三阅月矣。”
言之凿凿，语之确确，说明，至少在《半九亭集》成书的明天启六年，即公元1626年之前，乔应甲就已在使用“对联”这一词语了！
笔者孤陋寡闻，手头资料又有限，只能说，在没有其他充分证据之前，似应认定中华楹联巨匠乔应甲正是最早使用“对联”一词的先行者、创造者！在明代末期就已经有了“对联”这一术语了！
诚如陈教授所言：“‘对联’是独立的文学作品，它已经从诗词骈赋中脱化出来。” 这就再一次证实了笔者在《楹联创作中的艺术思维—赏读明代乔应甲〈半九亭集〉》一文中的断言：“乔阁老第一个把对联作为文学艺术进行全方位创作，第一次把对联文学艺术创作推向前无古人后傲来者的高峰。”对于中国楹联发展史来说，“对联”一词的起源，实实在在应该重重地记上一笔。
“对联一词源于何时何人”又现新书证
近读乔应甲《诚信录》一书，偶然间发现乔应甲比《半九亭集》更早使用“对联”的地方。开篇“乌兔记”写道：“予行取为壬寅等岁时，慈乌集吾乡者不啻蔽地遮天。然犹自吾家屋树以渐他，及而南社、西社，不一二见。予记取书院，朔望进盐院公祖衙门作揖，见对联云：柏干森森，雅称柏台气象；乌飞肃肃，应知乌府风棱。此吉兆也。如此者数年。”
“行取”，是明代制度，按照规定年限，州县官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可以调京，通过考选后补授科道或部属官职，称为行取，实际是外官内擢。这段话是说，乔应甲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后，任湖北襄阳府推官，并两度以推官代掌襄阳、陨阳府印，又两次“考满”评优。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官员的用废升降分为考满与考察，相辅而并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平常、不称职，分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满之法，三年一次，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乔应甲在襄阳推官任中，秉公执法,明察冤案，并两次代理知府缺，除弊兴利，实政便民，深得民心，朝野尽知。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满为上等，二十六年（1598）再度考满为上等，并特别加”治行优等“评语。万历二十七年（1599）正月初五，乔应甲接到吏部邸报，以治行优等征召入京升迁。但由于乔应甲不请客送礼又得罪了朝中权贵，在京候旨三年。直到万历三十年（1602），即壬寅年，才蒙皇帝恩赐，擢升四川道监察御史。候旨三年才得到任用，想一想是何等心情。难怪会把“慈乌集吾乡者不啻蔽地遮天。然犹自吾家屋树以渐他”与对联中“乌飞肃肃，应知乌府风棱”联想在一起，认为“此吉兆也”！
《诚信录》是乔应甲在埋葬母亲“涕泣之余，拭泪而援笔”写成的纪实文。时在“万历四十年（1612）孟冬二十五日”。
这一书证至少可以说明：
1、乔应甲在《半九亭集》中使用“对联”一词，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习惯成自然。也不是一种孤证，借用一句法律用语，正是形成了互为支撑的证据链。
2、乔应甲“见对联云”是发生在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比起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沈德符撰《野获编》应当提前了四五年。也许有人会说，时间应当按《诚信录》成书的万历四十年，即1612年计算。如果按书中所叙之事，那么，沈德符撰《野获编》：“张江陵盛时，有送对联谄者”，就已经可以把“对联”一词提前到明朝中期；《西湖二集》“洪武爷抚定了婺州，于城楼上立大旗二面，亲书对联道”，则更可以把“对联”一词提前到明初时期。甚而至于，假如有人写一篇文章提到“舜帝坐盐池对南山抚五弦琴高唱一副对联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民之财兮”,那么，岂不是可以把“对联”一词提前到三皇五帝时期了么？非也！这是两码事。一般来说，后人记述前人之事往往可以用后人自己的语言，而本人叙述前几年自己曾经历的事则应当是当时的情形。乔应甲在万历四十年记述十年前所见到的“对联”应当就是当时的“对联”！
3、其实，在这里争前论后似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应当说，这三个例证合起来足以说明，至少在明代后期，“对联”一词已有比较普遍的应用。而反过来说，这三个例证也只能证明“对联”一词出现在明代后期，而无法证明在明代中期或早期就已开始应用。如果想证明有更早的“对联”出现，尚需要有令人信服的书证！甚至包括沈德符的《野获编》，除了康熙版本外，最好能拿出明万历的真实版本！
笔者诚挚地盼望有更多更早的“对联”应用的书证！
三书三证，“对联”名至实归
笔者在《乔应甲三书三证对联情》一文中又提到：近读乔应甲的《再起奏章》，当读到“奸臣肆毒疏”一文时，又欣喜地发现乔应甲写道：附先年巡盐淮扬盟心对联：今日开除存旧管，左右难欺；他年见在验新收，神天为证。
乔应甲的《再起奏章》写于明天启五年（1625），时“奉圣旨乔应甲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虽一再以“久病庸臣”为由推辞，仍得到“奉圣旨：乔应甲清操劲节，中外素知。纪纲重地，特兹简任，着速前来供职。该部知道。”的吏部奉诏檄文。在带病赴京途中，乔应甲连上十三奏章，历数朝中党派之争。“奸臣肆毒疏”即其中之一。
乔文中“附先年巡盐淮扬盟心对联”指的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钦命乔应甲巡按淮扬为巡盐使，由于弹劾李三才贪奸，得罪权臣沈一贯而遭受排挤，去官时所表达的耿耿衷心。也应该早于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沈德符的《野获编》与崇祯时期周楫的《西湖二集》！
据网上资料显示：1642年（崇祯十五年）沈德符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在他生前《万历野获编》未能刊行。
按照“上善若水”先生2009年在网上发表的《沈德符与<万历野获编>》中的考证也证明：“《野获编》在明崇祯前并没有刊刻流传于世”。
说明沈德符的《野获编》中的“对联”问世，也就决不会早于乔应甲的三书三证。
《西湖二集》是明代一部短篇平话小说集，刊行年代大概是在明末崇帧年间。著者署名周清原。既然是崇祯年间，那就更不用说了！
此对联不可与彼对联同日而语
湖北黄梅一中李学文先生在《“对联”一词的出处有了新发现》一文中提到：清代何文焕辑的《历代诗话》下卷《韵语阳秋》卷一中发现了“对联”一词，而且四次出现，眼前一亮，心中一喜，惊叹一声，“对联”一词早在南宋就出现了。
《韵语阳秋》葛立方著。葛立方，字常之，南宋丹阳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官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隆兴二年（1164）卒。徐林《韵语阳秋序》云：“隆兴元年（1163），常之由天官侍郎罢七年矣，于是《韵语阳秋》之书成，贻书谓余叙之。”依据“由天官罢七年”推断，《韵语阳秋》的写作时间在1155年后，用七年时间于1163年编竣。《韵语阳秋》卷一184页写道：
梅圣俞五字律诗，于对联中十字作一意处甚多。如碧澜亭诗云：“危楼喧晓鼓，惊鹭起寒汀。”……
首用“对联”一词。又488页载：
杜荀鹤、郑谷诗，皆一句内好用二字相叠，然荀鹤多用于前后散句，而郑谷用于中间对联。荀鹤诗云：“文星渐见射台星”，“非谒朱门谒孔门”，“常仰门风维国风”，“忽地晴天作雨天”，“犹把中才谒上才”。皆用于散联。郑谷“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尘芸阁辞禅阁，却访支郎是老郎”，“谁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皆用于对联也。
这段叙述两次提到“对联”一词。又489页载；
律诗中间对联，两句意甚远，而中实潜贯者，最为高作。如介甫诗云：“家世到今宜有后，士才如此岂无时。”
笔者在《乔应甲三书三证“对联”情——兼谈《韵语阳秋》不宜为“对联”源头》一文中指出：
笔者以为，《韵语阳秋》不宜作为“对联”的源头，李先生的立论似有商榷之处：
其一，此“对联”非彼“对联”也！诚如李先生所言：“《韵语阳秋》卷一，四现‘对联’术语”，“是指五、七言律诗中的偶句而言”，“在当时，可能（笔者按：不是可能，而是确确实实）只是指律诗中间两联。”“‘对联'一词成为古今联语的专用名词，也许在明代。”李先生说的很对，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所谓的“对联”，正是特指律诗中的“对仗的联”，一般来说，指的正是五、七言律诗中的颔联与颈联，绝不是独立成体“两行文学的对联”。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其二，不可为“对联源于律诗论”留下把柄！多年来，统治楹联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论调，就是楹联来源于律诗。只是近年来，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楹联界大多数人才逐步认识到楹联是多源的混血儿，绝不单单是律诗的后裔。而且无数事实证明，对联也许与律诗同时产生，或者还更早于律诗。如果把葛立方的“对联”——律诗中对仗的联，当成我们所谓的两行文学对联一词的源头，岂不正好给“对联源于律诗论”者一个顺水推舟的理由么？你们看，对联的名称就来自律诗呀！
其三，不可为“对联律诗附庸论”留下口实！多年来，楹联不入文学史，只能作为律诗的附庸。这个历史的冤案刚刚被楹联家自我平反，也许还没有来得及让诗学界等广大文学艺术界特别是文学史专家学者所公认。我们自己却又偏偏作出一个沾沾自喜自认祖宗的蠢事，这不给“对联律诗附庸论”留下了口实：你们看，对联本来就是附庸于律诗中间的对仗的联呀！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韵语阳秋》的“对联”——律诗中对仗的联，无论如何，不宜作为两行文学独立为体的“对联”的源头！从《韵语阳秋》一文中“对联”与“散联”、“散句”对称，不是很见端倪么！
而乔应甲《半九亭集》、《诚信录》、《再起奏章》三本书三次提到的“对联”，才是千真万确的“对联”一词！才是“对联”一词的名至实归。这真正表达了中华联圣乔应甲“莫谓雕虫矜著作；长留正气壮河山”的对联情结。诚望广大联友能以实实在在的书证找到更早更多的“对联”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