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 | 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

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
启功
法书名画,既具有史料价值,更具有艺术价值。由于受人喜爱,可供玩赏,被列入“古玩”项目,又成了“可居”的“奇货”。在旧社会中,上自帝王,下至商估,为它都曾巧取豪夺,弄虚作假。于是出现过许多离奇可笑的情节,卑鄙可耻的行径。
即以伪造古名家书画一事而言,已经是千变万化,谲诈多端。这里只举一件古代法书的公案谈谈,前人作伪,后人造谣,真可谓“匪夷所思”了!
有一个古代狂草体字卷,是在五色笺纸上写的。五色笺纸,每幅大约平均一尺余,各染红、黄、蓝、绿等等不同的颜色,当然也有白色的。所见到的,早自唐朝,近至清朝的“高丽笺”,都有这类制法的。这个卷子即是用几幅这种各色纸接联而成的。写的是庾信的诗二首和谢灵运的赞二首。原来还有唐人绝句二首,今已不存。也不晓得原来全卷共用了多少幅纸,共写了多少首诗,也没保留下写者的姓名。
传张旭《古诗四帖》
卷中用的字体是“狂草”,十分纠绕,猛然看去,有的字几乎不能辨识,纸色又每幅互不相同,作伪的人就钻了这个空子。
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将现存的四幅按本文的顺序和写本的行款,分幅录在下边,并加上标点:
第一幅:东明九芝盖,北
烛五云车。飘
飖入倒景,出没
上烟霞。春泉
下玉霤,青鸟下金
华。汉帝看
桃核,齐侯
第二幅:问棘(枣)花。应逐
上元酒,同来
访蔡家。
北阙临丹水,
南宫生绛云。
龙泥印玉荣(策)
大火炼真文。
上元风雨散,
中天哥(歌)吹分。
虚驾千寻上,
空香万里闻。
谢灵运王
第三幅:子晋赞
淑质非不丽,
难之以百年。
储宫非不贵,
岂若上登天。
王子复清旷,
区中实哗(此字误衍)
(嚣)諠。既见浮
丘公,与尔
共纷繙。
第四幅:岩下一老公
四五少年赞:
衡山采药人,
路迷粮亦绝。
回息岩下坐,
正见相对说。
一老四五少,
仙隐不别
(可别二字误倒)。其书非
世教,其人
必贤哲。
作伪者把上边所录的那第二幅中末一个“王”字改成“书”字。他的办法是把“王”字的第一小横挖掉,于是上边只剩了竖笔,与上文“运”字末笔斜对,便像个草写的“书”字。恰巧这一行是一篇的题目,写得略低一些,更像是一行写者的名款。再把这一幅放在卷末,便成了一卷有“谢灵运书”四字款识的真迹了。
《古诗四帖》剪字“谢灵运王”
“王”字首横处清晰可见的挖补痕迹
这个“王”字为止的卷子,宋代曾经刻石,明代项元汴跋中说:
余又尝见宋嘉祐年不全拓墨本,亦以为临川内史谢康乐所书。
卷中项跋已失,汪珂玉《珊瑚网》卷一曾录有全文。又丰坊在跋中也说:
右草书诗赞,有宣和钤缝诸印……世有石本,末云“谢灵运书”。《书谱》所载“古诗帖”是也……石刻自“子晋赞”后阙十九行,仅于“谢灵运王”而止,却读“王”为“书”字,又伪作沈传师跋于后。
按现在全文的顺序,“王”字以后还有二十一行,不是十九行,这未必是丰坊计算错误,据项元汴说:
可惜装背错序,细寻绎之,方能成章。
那么丰坊所说的行数,是根据怎样的裱本,已无从察考。只知道现在的这一卷,比北宋石刻本多出若干行。它是怎样分合的?王世贞在《王弇州四部稿》卷一五四《艺苑巵言》中说:
陕西刻谢灵运书,非也,乃中载谢灵运诗耳。内尚有唐人两绝句,亦非全文。真迹在荡口华氏,凡四十年购古迹而始全,以为延津之合。属丰道生鉴定,谓为贺知章,无的据。然遒俊之甚,上可以拟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华夏字中甫,号东沙子,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丰坊字道生,号人叔,又称人翁,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做过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精于鉴别书画,华家许多古书画,都经过他评定的。从王世贞的话里可以明白,全卷在北宋时拆散,一部分冒充了谢灵运,其余部分零碎流传。华夏费了四十年的工夫,才算凑全,但那两首残缺的唐人绝句,华夏仍然没有买到。不难理解,华夏购买时,仍是谢灵运的名义,买到后丰坊为他鉴定,才提出怀疑的。卖给华夏的人,如果露出那二首唐人绝句,便无法再充谢书,所以始终没有再出现。华夏购得后,王世贞未必再见。至于是否王世贞误认庚谢诸诗为唐人句呢?按卷中现存四首诗,第一首十句,其他三首各八句,并无绝句。又都是全文,并无残缺。王世贞的知识那样广博,也不会把六朝人的一些十句和八句的诗误认为唐人绝句。根据这些理由,可以断定是失去两首残缺的唐人绝句。
《古诗四帖》局部
这卷草书在北宋刻石之后,曾经宋徽宗赵佶收藏,《宣和书谱》卷十六说: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今御府所藏草书一:《古诗帖》。
从现存的四幅纸上看,宋徽宗的双龙圆印的左半在“东明”一行的右纸边,知为宣和原装的第一幅。“政和”、“宣和”二印的右半在“共纷繙”一行的左纸边,知为宣和原装的末一幅。可见宣和时所装的一卷已不是以“王”字收尾的了。这可能是宣和有续收的,也可能宣和装裱时次序还没有调整。总之,自北宋嘉祐到明代嘉靖时,都被认为是谢灵运的字迹。
《古诗四帖》局部  宋徽宗双龙印的左半部分
《古诗四帖》局部  宋徽宗“政和'(上)、“宣和”(下)二印的右半部分
以上是作伪、搞乱、冒充的情况。
下面谈董其昌的鉴定问题。
在这卷中首先看出破绽的是丰坊,他发现了卷中四首诗的来源,他说:
按徐坚《初学记》载二诗二赞,与此卷正合。
又说:
考南北二史,灵运以晋孝武太元十三年生,宋文帝元嘉十年卒。庾信则生于梁武之世,而卒于隋文开皇之初,其距灵运之没,将八十年,岂有谢乃豫写庾诗之理。
《古诗四帖》卷后丰坊题跋
《古诗四帖》卷后丰坊题跋  局部
当时又有人疑是唐太宗李世民写的,丰坊说:
或疑唐太宗书,亦非也。按徐坚《初学记》……则开元中坚暨韦述等奉诏纂述,其去贞观,又将百年,岂有文皇豫录记中语乎?
这已足够雄辩的了。他还和《初学记》校了异文,只是没谈到“玄水”写作“丹水”的问题而已。
《古诗四帖》剪字  北阙临丹水
古代诗文书画失名的很多,世人偏好勉强寻求姓名,常常造成凭空臆测。丰坊在这方面也未能例外,他说:
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唯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知章以草得名……弃官入道,在天宝二年,是时《初学记》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书而辄录之也。又周公谨《云烟过眼集》载赵兰坡与懃所藏有知章《古诗帖》,岂即是欤?
他历举欧阳询孙过庭、张旭、怀素的书法与此卷相较,最后只觉得贺知章最有可能,恰巧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曾记得有贺知章的《古诗帖》,使他揣测的理由又多了一点。但他的态度不失为存疑的,口气不失为商量的。但“好事家”的收藏目的,并不是为科学研究,而是要标奇炫富。尤其贵远贱近,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丰坊的揣测,当然不合那个富翁华夏的意图,藏家于是提出并不存在的证据,使得丰坊随即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说:
然东沙子谓卷有神龙等印甚多,今皆刮灭……抑东沙子以唐初诸印证之,而卷后亦无兰坡、草窗等题识,则余又未敢必其为贺书矣。俟博雅者定之。
这些话虽是为搪塞华夏而说的,但他并没有翻回头来肯定谢书之说。丰坊这篇跋尾自己写了一通,后又有学文征明字体的人用小楷重录一通,略有删节,末尾题“鄞丰道生撰并书”。
《古诗四帖》卷后文征明小楷体丰坊题跋
 《古诗四帖》卷后文征明小楷体丰坊题跋  局部
这卷后来归了项元汴,元汴死后传到他的儿子项玄度手里,又请董其昌题,董其昌首先说:
唐张长史书庾开府步虚词,谢客王子晋、衡山老人赞,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与所书与“烟条”、“宛溪诗”同一笔法。颜尚书、藏真皆师之,真名迹也。
这段劈空而来,就认为是张旭所写,随后才举出与“烟条”、“宛溪”二帖的笔法相同。但二帖今已失传,从记载上知道,并无名款,前人也只是看笔法像张旭而已。董其昌又说:
自宋以来,皆命之谢客……丰考功、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袭。
后边在这问题上他又说:
丰人翁乃不深考,而以《宣和书谱》为证。
这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丰坊的跋两通具在,哪里有他举的这样情形呢?又文徵明为华夏画《真赏斋图》、写《真赏斋赋》和跋《万岁通天帖》时,都已是八十多岁了,书法风格与这段抄写丰跋的秀嫩一类不同。即使是文徵明的亲笔,他不过是替丰坊抄写,并非他自己写鉴定意见,与“承袭”谢书之说的事无关。董其昌又说:
顾《庾集》自非僻书,谢客能预书庾诗耶?
《古诗四帖》卷后董其昌题跋
《古诗四帖》卷后董其昌题跋  局部
他只举《庾开府集》,如果不是为泯灭丰坊发现四诗见于《初学记》的功劳,便是他以为《初学记》是僻书了。他还为名款问题掩饰说:
或疑卷尾无长史名款,然唐人书如欧、虞、褚、陆,自碑帖外,都无名款,今《汝南志》、《梦奠帖》等,历历可验。世人收北宋画,政不需名款乃别识也。
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都有写的碑刻流传,陆柬之就没有碑刻流传下来。陆写的帖,《淳化阁帖》中所刻的和传称陆写的《文赋》、《兰亭诗》,也都无款。“自碑帖外”这四字所指的人,并不能包括陆柬之。他还不敢提出“烟条”二帖为什么便是衡量张旭真迹的标准,而另以其他无款的字画解释,实因这二帖也是仅仅从风格上被判断为张书的。他这样来讲,便连二帖也遮盖过去了。
董其昌又说:
夫四声始于沈约,狂草始于伯高,谢客皆未有之。
“始于”不等于“便是”,文字始于仓颉,但不能说凡是字迹都是仓颉写的。沈约撰《宋书》,特别在《谢灵运传》后发了一通议论,大讲浮声切响。可见谢灵运在声调上实是沈约的先导。这篇传后的论,也被萧统选入《文选》,董其昌即使没读过《宋书》,何至连《文选》也没读过?不难理解,他忙于要诬蔑丰坊,急不择言,便连比《庾开府集》更常见、更非僻书的《文选》也忘记了。
董其昌后来在他摹刻出版的《戏鸿堂帖》卷七中刻了这卷草书,后边自跋,再加自我吹嘘说:
项玄度出示谢客真迹,余乍展卷即定为张旭。卷末有丰考功跋,持谢书甚坚,余谓玄度曰:四声定于沈约,狂草始于伯高,谢客时都无是也。且东明二诗乃庾开府《步虚词》,谢客安得预书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谓元常老骨再蒙荣造者矣。遂为改跋,文繁不具载
董其昌《戏鸿堂帖》卷七《古诗四帖》卷后题跋  
这是节录卷中的跋,又加上项玄度当面捧场的话,以自增重。跋在原卷后,由于收藏家多半秘不示人,见到的人还不多。即使一见,也不容易比较两人的跋语而看出问题。刻在帖上,更由得他随意捏造,观者也无从印证。
宋朝作伪的人,研究“王”字可当“书”字用,究竟还费了许多心;挖去小横,改成草写的“书”字,究竟还费了许多力。在宋代受骗的不过是一个皇帝赵佶,在明代受骗的不过是一个富翁华夏。至于董其昌则不然,不费任何心力,摇笔一题,便能抹杀眼前的事实,欺骗当时和后世亿万的读者。董其昌在书画上曾有他一定的见识,原是不可否认的。但在这卷的问题上,却未免过于卑劣了吧!
有人问,这桩展转欺骗的公案既已判明,还有这卷字迹本身究竟是什么时候人所写的?算不算张旭真迹?我的回答如下: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已土,黄色。庾信原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见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颜色以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这卷原本,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已有各种精印本流传于世,董其昌从今也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目了!
 
原载《启功丛稿 · 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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