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文：唐人七绝组诗批评的联章视阈

学界论绝句联章的诗学创新意义，一般认为联章的形式能够突破绝句题材、表达功能之局限：充实并强化诗歌传统的抒情功能，同时突破抒情传统的限制，使古典诗歌具有叙事和议论的功能[“组诗”概念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组诗”并不强调篇章之间的联系，而狭义的“组诗”则注重篇章之间的整体结构性。李正春《唐代组诗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杨国荣《唐代组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罗时进《迭合延展中的抒情与叙事——论唐代组诗的表达功能》（《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此三文皆采用广义“组诗”概念。本文采用狭义概念，故称“联章”，“七绝联章”是指由两首及以上独立的七绝诗构成，具有一定结构章法的同题组诗]。其实七绝联章创新意义并不止于诗体表达功能的突破，或者说，表达功能的突破不足以体现联章对绝句固有局限的突破。

　　还有学者提出，律诗比绝句更适合用来联章成组：无论在主题集中，还是次序编排方面，律诗形式都极为有利——律诗本身的整合性质就适用于集中，而只有每个单篇的小单位更为整合集中，次序的编排才成为可能。因此，律诗可以说为组诗的充分发展创造了某种条件，组诗到了律体组诗，才真正形成完美的形式。[1]而从唐人联章统计情况来看，七言四句联章数量最多[据李正春统计唐代组诗诗体使用状况：“三言四句5首、三言八句19首；四言四句63首、四言八句60首；五言四句936首、五言八句1756首、五言十句以上817首；六言四句15首、六言八句8首；七言四句2633首、七言八句912首、七言十句以上100首；杂诗115首。”（李正春《唐代组诗研究》，第35页）]。唐人七绝联章并不比律诗联章逊色，研究唐人七绝联章，有助于发掘常易被忽略的绝句艺术、诗歌批评以及诗人思想等方面的特质，由此揭橥“联章体”是一种与选本互补的诗学批评方法。

一　联章体之于绝句艺术的意义

　　绝句与联章本是一组矛盾。绝句艺术特质不仅在于篇制最小，更在于体式与艺术性的对立统一性。夏承焘先生曾将绝句的特质概括为“绝句六字诀”，即体式上“小、少、了”，而艺术上又“常、藏、长”[2](前言)。相比于五绝，七绝更能将这六个方面统一起来。相比于单篇绝句，联章绝句更鲜明地体现了这六个特点。因此，从“绝句六字诀”来看，七绝联章可谓联章诗之最完美形式。若将绝句与律诗比较，则绝句个性特点更适合联章。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关于“诗与节奏”“诗与对句”“诗与诗型”的论述，将“近体”与“古体”两者的基本性格概括为“均质性”与“多样性”，又将“律诗”和“绝句”的特性分别概括为“对偶性—整齐性—完结性”与“单一性—偏在性—对他性”，并认为“律诗”这一诗型可以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对偶观念的纯粹形式”[3](P235-243)。相比于律诗的“完结性”，绝句的“对他性”其实更有利于篇章之间的勾连。

　　联章诗的特点在于整体篇幅大，内容多，单篇内外都有结构联系，在题材、手法、节奏等方面要和而不同。以绝句来联章，就要解决二者之间的个性矛盾：四句一章并不适合直接描写大场面的绝句，与规模体制较大的联章体相矛盾。唐人七绝联章诗颇能因体制宜，既彰显绝句“少、小、了”“常、藏、长”的个性，又突破其局限，“使它以短诗而具有长诗的长处”[4](引言P28)。唐人七绝联章佳作基本较好地解决了以下几组矛盾。

　　（一）小与大

　　绝句只有四句，小篇适合表现细腻的情思。绝句产生之初，南朝古绝大多为五言四句，多表达男女爱情主题。宏大的叙事与抒情，对于绝句小诗来说是一种挑战。绝句联章体的出现，成倍地增加了绝句的篇制，打破了篇幅格局过小的局限，众多小篇组合在一起，便是较大的联章。因此，绝句联章就能很自然地表现战争、社会时事之类的宏大题材，如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十章浑然一体，分之为十首，合之如一篇。十章整体叙写的是安史之乱玄宗逃窜蜀地过程。其一写背景，因安史之乱而“西巡”；其二首句与其一末句顶真，反而称赞成都风光胜过秦地；其三写在成都一切如旧，颇似旧宫；其四写人民拥戴，蜀道行路并不难；其五写在蜀地生活；其六写成都亦颇可观；其七写皇帝仍是四海朝拜之“圣主”；其八写天子所在可长作“帝王州”；其九写成都新气象；其十写新皇帝迎接太上皇。十首大致以时间为序，记录时代大事件有始有终。

　　唐人亦以七言绝句写边塞、战争题材。初唐至盛唐有不少边塞、战争题材的七绝以联章的形式出现，联章形式给绝句带来了突破。以王昌龄为例，边塞诗有《出塞二首》（七绝联章），《从军行》（五绝），《胡笳曲》（五律），《塞上曲》（五律），《塞下曲四首》（五古联章），《从军行七首》（七绝联章），《从军行二首》（五古联章），《代扶风主人答》（五古）。这些边塞诗多为乐府旧题，有一题一首，也有一题数首。

　　（二）藏与显

　　绝句篇制“小”，字数“少”，优秀的绝句要以少总多，具有包孕性，因此需有所“藏”。绝句可谓最能体现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美的一种诗体。六朝古绝表现男女爱情，受民歌影响，会以谐音、双关等方式来表达，这是字面意义的“藏”。到了唐代，绝句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宏大题材，谐音、双关等字面“藏”法实现不了以少总多的目标，更需艺术情韵层面的蕴藉法。不过，由于整体篇幅的扩容，如果每一章都婉约蕴藉，就显得呆板缺少生气，因此一组诗歌有一篇直白，反而可以起到点活全组之效。“显”即直接抒情或议论。绝句联章可以用一整章来直接抒情或议论。议论抒情显于最后一首，颇有卒章显志的意味。如王昌龄《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一其二以叙述、描写为主，写寻访过程与所见所闻。其三后二句“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5](P174-175)卒章显志，表达“投诚”向往之意。

　　当然，有的绝句联章并不能将藏与显具体对应到各篇，而是每一首都讲求藏与显的平衡。比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每一首既具有诗歌的形象性和含蓄性，又具有议论思想的精警与深刻性，这就带来了解读上的多义性。另外，作为联章点睛、点化之篇，部分直白浅俗的“显”章对联章整体具有积极作用，但并不能喧宾夺主，将各章绝句都处理为显露。否则，既违背了绝句“藏”的本性，也使联章整体缺乏韵味。比如晚唐曹松《己亥岁二首》：

　　　　　　　　一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二

　传闻一战百神愁，两岸强兵过未休。

　谁道沧江总无事，近来长共血争流。[6](P8237-8238)

其一表现战乱及战功背后的血泪，其二控诉战争之恐怖、血腥。两首皆写战争之残酷，诗句都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与震撼，造语精警深刻，尤其“一将功成万骨枯”为后世广泛引用。但两首诗句多为直语，情思沉重，韵味不及盛唐大家之作。

　　（三）绝与联

　　绝句讲求“句绝而意不绝”。最能体现这一特质的是绝句的结句，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戛然而止，余音袅袅；如“高高秋月照长城”，画面形象，意味深长。但是，联章体之“联”与绝句之“绝”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性。在联章中，除了末章末句，其他各章末句之后都不是空白，而是连缀的诗篇。联结法一般可归纳为三类：字句系联法、线索串联法、思想意联法。字句系联法是最显性的联结，思想意联法是最隐性的联结。愈是隐性愈能平衡“绝”与“联”的关系。

　　字句系联法即蝉联格、顶真格。早期联章颇有此法。先秦《诗经·大雅》之《文王》《大明》《下武》是一篇内部段落之间的顶真格。魏晋时期正式出现了这种蝉联格联章，后章首句接前章末句，很直观地体现了各章的相“联”性，如曹植《赠白马王彪七章》。字句系联法用于绝句联章，正与绝句之“句绝”相龃龉，唐人七言绝句联章并没有出现“联珠格”，原因大概在此。

　　线索串联法和思想意联法可以在诗句上保持绝句各章的独立性，各章结句的艺术空白与意蕴不至于被下一章的诗句在字面上填充、破坏。线索串联法可以用时间、空间、意象等方式串联，比如陆畅《宿陕府北楼奉酬崔大夫二首》：

　　　　　　　　一

　楼压黄河山满坐，风清水凉谁忍卧。

　人定军中禁漏传，不妨秋月城头过。

　　　　　　　　二

　一别朱门三四春，再来应笑尚风尘。

　昨宵唯有楼前月，识是谢公诗酒人。[6](P5443-5444)

其一秋月经过，感受时间流逝；其二楼月识人，楼月永恒。两首末句各有不尽之意，其二没有直承其一而写，但“月”的意象（秋月、楼前月）串联了二首，正如一轮明月可以传递赠诗者与受诗者之间感情一样。

　　思想意联法是隐性的串联，既最大限度保持了各章之“绝”（相对独立性），又能联系各章成为一个抒情整体。因此优秀的绝句联章往往采取句绝而意联的办法。比如王翰《凉州词二首》：

　　　　　　　　一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二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6](P1605)

其一末句与其二首句文字上并不连属，但是意义上却能够承接。上一章末二句说到由沙场而回乡者少。虽回乡者少，但下一章还是联想到了故乡秦中。于是，其一玩世不恭的口吻，陡转为其二思想深沉的语气，虽然语气口吻差别较大，但是意脉相连，二首并不隔膜。既能够做到其一结句戛然而止，意味深长，又让其一和其二具有承接性。如此联章比较好地解决了绝与联的问题，既保证了单篇的意义自足、意蕴绵长，又形成了整体的凝聚力。

　　（四）瞬时与历时

　　绝句是瞬时的艺术。古绝句多为五绝，更擅长于表现一刹那的场景与情思。七言绝句在诗句上更有弹性，在容量上更大些，但仍以瞬时的表现为最擅长的。要表现有时间跨度的事件，往往选取极具包孕性的瞬间（正如绘画与雕塑艺术），或避实就虚，用衬托、对比之法来表现。七绝中的战争诗、怀古诗往往如是。瞬时的绝句组成联章，作为一个整体具备了历时的纵深感，因此，绝句联章可以用来叙事，以小诗表现宏大题材，如王维《少年行四首》可以视为一组人生叙事诗，王建《宫词一百首》也可以视为一组宫殿生活叙事诗。

　　联章拓展了绝句表达功能，但并不改变绝句的个性本质。联章可以如史诗一般地表现历时大事件，但是写入单位篇章的还是被分割的瞬间、镜头、横截面。单篇是瞬时的，联章是历时的。而且，绝句联章的历时性与长篇诗歌的历时性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跳跃的，是一条若干点组成的虚线；而后者是不间断的，是一条实线。此区别即黄生所说“一题数诗，贵在意绪各清；数题一诗，贵在联络无痕”[7](P1670)。对比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与《老将行》，可见这一不同点。《少年行四首》分别选取任侠、立志、建功、受奖四个瞬时场面，合在一处才有了历时感。《老将行》是一个长篇，全诗在换韵中实现了三个时间段的转换。《老将行》写的是老将，要反映人物的一生，在时间跨度上比《少年行四首》大。但是作为单篇诗歌，《老将行》在时间转换时并不跳跃，并不“硬接逆转”，而是有带过的诗句，如“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有背景的交代，如“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老将的一生，从少年到弃掷，再到请缨，时间上自然衔接、过渡。可见，绝句联章的历时与单章长篇的历时是有所不同的。

　　总之，较之于单篇诗歌，联章诗具有宏大、深刻、变化等特点，而七绝联章讲究小与大，藏与显，绝与联，瞬时与历时的统一与平衡。在篇制规模上，七绝联章由七绝小诗积少成多，聚小为大，故必然大于单篇七绝，相当于七言长篇诗。在主题情韵上，七绝联章整体意蕴丰富、深刻，一章表现联章主题之一部分。在结构上，七绝联章往往灵活多变，即使是同体联章形式，但也会注意参差变化，避免单调、呆板、机械。因此，作为一种诗体，七绝联章不仅拓展了七言绝句的题材范围和表现功能，更实现了七绝艺术的全面突破与创新。

二　联章视阈对选本批评的突破

作为批评方法，联章视阈比选本更能彰显诗歌完整意蕴。一组联章诗只有一篇或几篇出色，其他篇章失败，缺乏整体意蕴，这种情况正如单篇诗歌有佳句而无佳篇。在创作构思时，联章诗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在批评、研究诗歌时，联章诗也应该成为一种独特的诗歌观照视阈。在此视阈下，联章各篇之间只有艺术风格和结构分工的差异，只有整体联得好与不好的区别，并不存在个体优劣高低之分。

　　正如佳句比佳篇更易于传诵，联章各篇在诗歌接受史上往往不平衡，名篇可能只是其中一篇或几篇。这与人们读诗以篇章为单位的观念有关，也与古代诗歌的流传、接受、批评方法有关。诗歌选本是最常见的一种诗歌流传途径、接受方式、批评方法，以篇章为单位选诗评诗，往往偏重联章诗中一二佳作（ 也有少数七绝联章一组各章俱佳，同时入选，比如王维《少年行四首》、王昌龄《采莲曲二首》、杜牧《赠别二首》）。联章诗在选本中常被分割开，失去整体面貌。于是便出现了这一现象：联章整体中的部分篇章在选本的助力下成为名篇。诗歌选本越多，选本影响越大，刊刻频率越高，部分篇章越脍炙人口，而其余篇章则被忽视，渐湮没无闻，越来越陌生化。综合篇制、时间、题材等因素，以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陈陶《陇西行四首》四组为例，可见诗歌选本与联章诗流传不平衡之对应关系。

　　表1　四组联章内部各章之间的不平衡情况（表格所列举之联章诗题、诗句，皆据《全唐诗》）

表２　四组联章在历代诗歌选本中的情况

表1是四组联章内部各章之间的不平衡情况，表2是四组联章在历代诗歌选本中的情况。由两表对比可知，联章中的名篇知名度正与选本入选频率成正比。这种反差与分化是以选本为接受方式、批评方法的必然结果。选本一方面对读者阅读经典名篇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诗学上的一种批评方法。作为批评方法，选家们选诗主要立足于单篇诗歌。

　　诚然，选本入选频率高的七绝确是联章中的上乘之作。这些名篇在诸多方面超越了同组的其他诗章。首先是情韵方面。唐诗最显著的美学特征体现在情韵。盛唐七绝联章入选频率高的名篇正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相比之下，同组的次名篇则显得过于质实、浅白。比如，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历代选本多选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盖以其形象生动，含蓄蕴藉而有韵味，而其二（离别家乡岁月多）除了“门前镜湖水”这一形象语言外，较多是直白的交代。且其一容量更大：第一句时间跨度大，第二句变与未变对比强烈，第三四句生活场景如在耳目前，可见可闻。同样是对比，其二只有物是人非之意，稍单薄。而到了中晚唐，名篇的艺术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更注重绝句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像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之所以著名，正在于诗中直白的点睛之笔：“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句有画面对比与碰撞产生的艺术效果。从艺术上来看，此时的名篇，其情虽烈，然其韵味则稍逊。总体而言，入选频率较高的七绝联章名篇大多体现了绝句的艺术特性：画面形象，含蓄蕴藉，情韵悠长，结句精警。

　　但是，诗学研究并不能唯名篇单章论，更需要有联章整体视阈。在此视阈下，除研究名篇外，还能重新认识、评价并发掘联章中次名篇的艺术价值，以及这些作品对于联章整体的结构意义，从而更完整而深刻地理解联章诗歌主题、诗人创作构思。同时，也有助于读诗者对名篇的深度批评。

　　首先，次名篇自身并非没有艺术价值。比如《回乡偶书》其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虽然与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相比，在含蓄蕴藉上稍有逊色，但是本身不失为一篇颇有艺术水准的七绝：前两句简单交代时光荏苒，人事消磨，的确浅白，后二句却以“门前镜湖水”这一形象画面结尾，是景语，也是情语；且前二句人事之多变与后二句镜湖水之依旧，构成对比。其二整章亦不乏情韵。

　　其次，次名篇即使自身艺术水准有限，对于联章诗来说，仍具有重要的结构作用，是联章整体表意与造境的必要组成部分。比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19](P1257-1258)。两首选择题材角度不同：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主写景，是名篇；其二（莫道官忙身老大）主写人事，是次名篇。在选本入选频率与艺术水准两方面，其二均不及其一。然而联章诗题为《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是一组寄赠诗，其一只能体现诗题中的“早春”，无法充分体现寄赠诗的性质，而其二则切寄赠之题。因此，以联章视野观照诗歌，次名篇即使在艺术上有所逊色，也不能说是可有可无的。

　　再次，联章中的名篇不一定能表达完整而深刻的联章主题，偏读其中著名的一首或几首，一则对联章主题理解不完整，二则也可能理解得不深刻。比如高适《别董大二首》[20](P79-80)，各类诗歌选本自然都会选其一。第二首（六翮飘摇私自怜）叙述身世，情绪波澜不惊，比较平淡。第一首（千里黄云白日曛）确是杰作，先以写景之营造氛围，后二句再以豁达豪壮之语抒情结尾，令人印象深刻。虽然第一首之于《别董大》这个诗题，表意已比较完整。可是其二对于联章整体并非毫无意义：一方面，没有其二，对其一后二句的理解就可能有些片面，不够深刻；另一方面，两首之间有相互作用：其二写现实的贫贱与凄凉，其一写心中的自信与希望，其二是其一的衬托背景，其一是其二所期待的升华。将其一与其二连读，可见诗人情绪抑扬的变化：其一写“丈夫贫贱应未足”，有信心与抱负的诗人绝不甘于自怜与自怨，而是要充满信心地开创未来；其一写临别赠言，有如此豪壮之情，但这些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历多少年的“飘摇”与“贫贱”后，依然坚定的信念与信心。这些意思是单读第一首所不具备的。

　　综上，联章诗若以单篇艺术水准论，各章或有高低优劣之参差。但以联章整体眼光来考量，则只有差异，并无优劣；只有因结构杂乱而致使单篇在整体中不得其所的联章，并不存在毫无意义、可有可无的单章，每一首在联章中都有其价值意义。

三　联章视阈下的诗歌批评研究

　以联章视阈进行诗歌批评研究，关键之一是联章诗题。诗题也是联章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以联章体论诗，不可忽视联章诗题与诗歌正文的关系。对于讲究整体结构的联章诗而言，诗题具有一定规定性，诗歌标题与诗歌正文应是基本相称的。如以单篇绝句写送别，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前二句写送别所见之景，后二句点出“送”之主题。一篇足矣，无须联章。联章一组诗的标题与正文内容须相称，如崔道融《谢朱常侍寄贶蜀茶剡纸二首》其一：“瑟瑟香尘瑟瑟泉。惊风骤雨起炉烟。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天。”是谢对方所寄之蜀茶。其二：“百幅轻明雪未融。薛家凡纸漫深红。不应点染闲言语。留纪将军盖世功。”[6](P8210)是谢多方所贶之剡纸。两首联合，诗歌正文才与联章诗题相称。在寄赠、酬答类联章诗中，诗题一般既标明赠答之意，又注明事因缘起。各章往往各写诗题的一个局部，合而成整体，摘选部分篇章自然不能充分契合诗题之意。如白居易《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二绝》[21](P740)，诗题即点明双重主题意思，一是“叹春风”，一是“赠李二十侍郎”。两首其一：“树根雪尽催花发，池岸冰销放草生。唯有鬓霜依旧白，春风于我独无情！”是由春风而感叹自我迟暮，对应“叹春风”。其二方及寄赠对象：“道场斋戒今初毕，酒伴欢娱久不同。不把一杯来劝我，无情亦得似春风？”如今无人劝酒，期待“酒伴”以杯酒“劝我”，点题“赠李二十侍郎”。因此，七绝联章批评（尤其是寄赠、酬答这类有实用意义的诗歌）须突破选本局限，以联章整体观照诗歌。

　　但联章诗题与正文也可能并不相称。一是小题大做。正文内容突破诗题之规定，这能够体现诗歌艺术的蕴藉隽永。二是大题小做。联章诗题所规定的主题大于诗歌整体内容。一般来说，诗人作诗较少“大题小作”，但选本中的联章诗可能出现这一现象。在“化整为零”的联章诗中，各章只写诗题一部分，合于一处才见完整主题，缺一则诗题之意不能充分表达。而选家只选其中一首或几首佳作，诗题还是原先的，故形成了选本诗歌“大题小作”之现象。比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选本只选其一，但其一主要写“早春”，并不能切诗题中“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之意。三是小题重做。联章主题在一章中已表现殆尽，其他篇章只是简单重复而已。小题重做犹如作诗所忌讳的“缴足题面”。联章诗忌讳一章说尽整个主题，多章简单重复，如此则失之模式化，是为套作。绝句联章，一方面要达到充分表现联章标题的规定主题，一方面需避免一章说尽主题之意。将复杂的题材内容化整为零是较常见的方法。另外，也可以各章都完全点题，但表情达意的角度与程度有所变化。比如王勃《秋江送别二首》，其一：“早是他乡值早秋，江亭明月带江流。已觉逝川伤别念，复看津树隐离舟。”其二：“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6](P683-684)每首诗都点到诗题中的“秋江”与“送别”。但两首诗是从两个角度来写送别，各有侧重：其一是送别当时的景与情；其二写送别后相互之思念，其情倍重。既体现时间的推移，又有程度上的加深，故并不缴足题面。

　　还有一种情况，联章诗题是泛化的标题，对联章内容并不具有规定性，但以联章整体论诗更佳。乐府民歌旧题、杂诗以及只标明创作情境缘起之类诗题，往往如是。联章表达思想感情未必统一，各章独立自足，各章之间结构关系也可能相对松散，但并非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比如郑谷《早入谏院二首》，诗题只是一个引子，不能完全反映诗歌正文内容。二首所写并不是“早入谏院”这件事本身，而是“早入谏院”后等待过程中之所见、所闻、小憩、吟诗这些情景事物。

　　　　　　　　一

　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笏眠。

　孤立小心还自笑，梦魂潜绕御炉烟。

　　　　　　　　二

　紫云重叠抱春城，廊下人稀唱漏声。

　偷得微吟斜倚柱，满衣花露听宫莺。[22](P243)

两首是在谏院的两种心态，其一多写室内之人、事、物，诗人“孤立小心”，在催班之前小憩，然梦魂亦不离御炉烟，可见心系庙堂，谨慎小心。其二则写出另一面，看见室外之景：“紫云”“春城”“花露”“宫莺”，似有暂时之闲心，有机会“微吟”。仅看诗题《早入谏院》，无法预知诗歌内容。两首之间也没有相互照应、勾连之处，彼此独立性比较强。但以联章体来看，整体正反映了诗人在早朝前偷闲且眠的心境：一方面小心紧张，一面又稍放松。一个人毕竟不可能总是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当中，“孤立小心”与“偷得微吟”正是此情景的一体两面，看似不相关联，其实都是真实的心情。又比如一些杂诗类诗题。“杂”表明诗题是一种随性即兴、主题宽泛的命题，大多各章独立，结构松散。不过，也有些杂诗可以作为一个联章整体来解读。比如陈陶《闲居杂兴五首》：

　　　　　　　　一

　虞韶九奏音犹在，只是巴童自弃遗。

　闲卧清秋忆师旷，好风摇动古松枝。

　　　　　　　　二

　一顾成周力有余，白云闲钓五溪鱼。

　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

　　　　　　　　三

　长爱真人王子乔，五松山月伴吹箫。

　从他浮世悲生死，独驾苍鳞入九霄。

　　　　　　　　四

　越里娃童锦作襦，艳歌声压郢中姝。

　无人说向张京兆，一曲江南十斛珠。

　　　　　　　　五

　云堆西望贼连营，分阃何当举义兵。

　莫道羔裘无壮节，古来成事尽书生。[6](P8491)

其一说“自弃遗”，闲卧听天籁，好似回归自然，心中一片闲适；其二却怨“皇家结网疏”，朝廷遗漏人才；其三又转而羡慕真人隐居；其四感慨才华过人，无人举荐；其五又言书生可用。这一组诗题为“闲居杂兴”，虽然各章思想情感比较不统一，但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更能感知诗人在闲居时的所思所想。恐怕在这五种兴叹中，有些（比如其一和其三）并非诗人的真意。

　　以联章视阈进行诗歌批评研究，另一个关键是联章结构。有的七绝联章诗结构严密，自然是有机整体；有的成组出现的七绝诗，虽然无法确定诗人是否有联章结构设计，但若以联章体视阈论有助于更充分、深刻地理解诗歌，则亦可将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23](P58)；还有的结构松散的“一题数首”，无法将其整合为一个有机结构体，则只作为同题诗，不复视为联章诗。联章结构反映了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可揭橥联章结构之“作用”及艺术生成效果，要有三端：

　　首先，联章结构可使平常者不平常，化腐朽为神奇。各章诗歌本身比较平淡，但联章结构能够化单篇之平淡为联章之神奇。联章不是简单拼凑叠加，而是各章之间以一定结构章法的联合。结构具有“作用力”，严密的结构可带来新的内涵与意蕴。如韩翃《汉宫曲二首》：　　

　　　　　　　　一

　五柞宫中过腊看，万年枝上雪花残。

　绮窗夜闭玉堂静，素绠朝穿金井寒。

　　　　　　　　二

　家在长陵小市中，珠帘绣户对春风。

　君王昨日移仙仗，玉辇迎将入汉宫。[6](P2758)

其一写宫女在深宫中孤寂凄寒，这是很常见的宫怨之情。其二回忆家乡，“长陵小市”之家，有“珠帘绣户对春风”，何其令人怀念的故乡！然而昨日入宫，今日却只见“枝上雪花残”，只觉“玉堂静”，“金井寒”。二章联合对照，可知抒情主人公此时有多少凄凉意，多少悔恨意。昨日今时之间，人生心境因为被选入宫，竟一下子就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坠落、惊人的转变。虽然单篇各自平淡，但是整组联章不失为上乘之作。

　　其次，联章结构使各章各得其所。各章虽然艺术水准不平衡，但在联章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结构作用，彼此相当。比如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王之涣《凉州词二首》，两组联章内部二首的知名度与艺术水准都不平衡，在格律上也都是一首用律绝常式，一首用折腰体。二人著名的那首都是用律绝常式（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和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间”），而次著名的一首都是用折腰体写成（贺知章的“离别家乡岁月多”和王之涣的“单于北望拂云堆”）。后者虽然在艺术上逊色，但对于讲究和而不同的联章诗而言，其作用、地位可与名篇等量齐观。因此，在联章佳作中，各章各得其所，不可或缺。

　　再次，联章结构对名篇亦有艺术作用力。虽然联章内部各章俱是名篇，但以联章视阈观照，有的强强联合后艺术性更强，有的却未必。如李白《清平调词三首》、杜牧《赠别二首》都是名家名篇，但作为联章之作，前者联章结构平淡无奇，后者联章结构具有艺术生成性。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在形象、手法、情韵多方面都堪称上品。但三首七绝组成的联章整体在结构上只是简单相加，在表意上都是称赞贵妃之美貌。在手法上，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较重复，皆从艳妆写贵妃之美貌，且两诗后二句都用“比”法：其一比作天仙，是暗语；其二与赵飞燕类比，是明比。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稍有变化，从君王宠幸侧面来写。各章都是起承转合的绝句常式结构。联章整体的结构“作用”不够明显。所以，如果从联章诗的综合评判标准来看，《清平调词三首》只能算是联章诗的中品。而杜牧《赠别二首》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念赠别之对象，以描写美貌的人物形象为主；其二（多情却似总无情）写己身，以抒发离别感伤之情为主。两首都是名篇，其一和其二又能相互交融，彼此“作用”：其二人物内心之不舍有助于表现其一人物之美好，其一人物之美好使得其二人物内心更加感伤。联章结构使二首的思想感情更加深厚。《赠别二首》可谓联章诗歌之上品。

　　由此可见，联章诗的确考验诗人的艺术才能。一个高明的诗人创作联章诗，会将他所要抒写的情感内容以巧妙别致的方式井然有序地融注于各章之中，从而使各章既合之若一有机整体，又分之而不失各章个性。批评者、研究者以联章视野说诗，可以发掘那些被选本忽视了的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重新判定一首诗或一组诗的艺术价值。

余论

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形式，联章体之于诗人研究也颇有助益。论者可由之管窥诗人之生平处境心态等问题。诗歌的形式与内容是相互适应的，诗体形式与诗人处境心态相关。长篇诗、联章诗就比小诗、单篇更适合寄托诗人非同寻常的思想与情怀。比如白居易的感伤诗《琵琶行》《长恨歌》必然用长篇，而闲适诗大多是小绝句。如果一个诗人在某一时期大量创作了某一体诗歌，那么由此诗体可见诗人这一时期相应的心境。比如杜甫晚年多七律，“晚节渐于诗律细”，又多联章，就与诗人的经历、心态有一定关系。从杜甫晚年的诗体偏好，可以深度解读出诗人思想感情的特定变化：“夔州的回忆和反省诗，是杜甫生活在特定时期中的特定心情的产物，而且，他之所以较多地采用了长篇排律和联章诗，也正是为了表达在这一特定时期中的特定心情。在这些诗篇里， 杜甫对过去理想破灭的怅惘，对现在时局纷乱的忧虑和对未来道路的朦胧希望，在一起交织着、翻腾着。”[24]同理，虽然绝句是小诗，但绝句联章却可与大篇、长篇相当，用以寄托诗人宽广的情怀。比如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虽然所联之章小，但所显诗人关怀时代的情怀则大。刘禹锡谪守巴歈之地曾效法流于沅湘的屈原作《竹枝词九首》，其中之意堪比屈子之楚辞作品。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联章体是开拓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之一新视阈。王建、曹唐、罗虬、胡曾等人自觉有意识地尝试了大型七绝联章。虽然这些作品大部分艺术水平不高，但这种尝试所表现出的诗人创作动机与诗学思想，却值得探究。艾布拉姆斯论文学四要素，环绕在“文本”周围的是“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中国古典抒情诗是指向“艺术家”的“表现”艺术[25](P1-34)。以“表现”艺术标准衡量，这些大型联章艺术水准自然有限。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大型联章诗其实是指向“世界”的“再现”艺术，在创作动机上本不是言诗人自我之志，也不是“代拟”抒他人之情。王建并非宫中人，《宫词一百首》并不是写自我遭遇。这组《宫词》与《玉阶怨》《长信秋词》之类乐府旧题诗不同，并不表现宫人内心的孤寂、幽怨之情。一百首是宫中生活记事。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主要是记录、展示仙境，引人学道求仙，并不抒情。罗虬《比红儿诗一百首》旨在描写一个女子的美貌，也不算抒情言志之作。胡曾的大型咏史绝句作为蒙学教材，主要用意在于介绍客观的历史知识，而不是像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那样借古讽今，歌以咏怀。以现代中西比较诗学的视野来看，这些大型七绝联章所反映出的诗学思想是中国诗歌抒情性传统的有益补充。因此，在现代学术背景下，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诗学观念之价值与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有待重估。

　　七绝联章的“再现”属性，充分赋予了七绝联章的世俗实用功能。这是中国诗学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交叉领域。七绝联章诗被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比如人物判词、中医药口诀、武学拳谱等。因为七绝联章一方面能够完整地记录冗长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分割成若干小的单位，便于独立记诵。这种实用功能在诗学领域被视为形而下的末流，却使七绝联章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体。

　　综上所述，七言绝句联章诗是一种独立的诗体，是一个独特的诗歌批评研究视阈。作为数量最多的唐人联章诗，唐人七绝联章诗的艺术经验，对绝句艺术创新，对联章诗批评与研究，对于诗人心态与中国诗学思想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张炳文（1983—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