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历史名人死因之谜
列宁的死是医学史上一宗悬案，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
弗拉基米尔·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饱受折磨。他时年53岁，在1924年他得了失语症，只能说一些像vot-vot（这儿）这样的单音节词。他的右侧身体几乎瘫痪，还要忍受抽搐的痛苦。此外，他还坚持认为有人在食物中对他下毒。这并不是不可理喻的偏执：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约瑟夫·斯大林在苏联的权力版图得以持续扩张。
列宁在1924年1月21日的一次严重发病后逝世。医生们对他的死因争论了几十年，提出了各种说法：梅毒、中风、心脏病、一次暗杀未遂中射入列宁身体的有毒子弹。他们甚至将列宁的大脑保存下来以备研究，但没有人得出明确的诊断。
列宁的死是医学史上一宗悬案，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
给古代帝王和探险先驱下诊断似乎是医生的古怪追求，因为“患者”早已作古。一个世纪以来，诊断死去的名人对医生们而言有不可抗拒的诱惑——虽然有些历史学家希望医生们不要再试图修改历史，让逝者可以安息。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流行病学家Philip Mackowiak教授在读到埃德加·爱伦·坡传记中对其生命最后的惨淡岁月的描述后，开始构思HCPC。Mackowiak一向对传统的临床病理会喜爱有加，参与者会提前几周得知一个病例，然后他们对患者的症状进行梳理，最后他们带着自己的诊断参会，与专家的推理进行比较。Mackowiak决定举行一个非正式的讨论会，对象就是埃德加·爱伦·坡。他没有告诉其他参会者，讨论的病例在1849年就去世了。而如今的HCPC表明，Mackowiak已将一个恶作剧办成了每年一度的盛会。
HCPC的历史解密成绩并非捷报频传。有的案例，如古代法老王阿肯那顿（HCPC 2008），关于他的记录流传甚少，想得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绝无可能。而较近的历史个案，如民权领袖布克·华盛顿(HCPC 2006)，就获得了成功。一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布克·华盛顿于1915年死于梅毒。Mackowiak设法获得了医院记录，里面列出的梅毒的标准测试结果呈阴性，因而澄清了这一猜测。
还有爱伦·坡，去世后他在文坛声名鹊起，他的主治医生也开始了一个获利颇丰的演讲之旅。在演讲中他的主治医生澄清了爱伦·坡是因狂犬病死亡而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酗酒而死。像爱伦·坡这样的名人，曲折离奇的死法对媒体而言是十分有料的。因此，前述的说法受到媒体关注，甚至在1997年引出了死亡通知单的问题。
当Mackowiak在写书的时候重新审视了爱伦·坡的生平。他发现医生对他症状的描述有的夸大有的淡化，因此狂犬病的诊断是站不住脚的。Mackowiak说，在历史医案中有种趋势，人们总是想给特别的人下一个特别的诊断，但最终爱伦·坡可能确实还是死于酒精中毒。
医学 vs 历史
关于列宁的讨论在一个怀旧风格的露天剧场里举行，场内是木制的座位，阳台上柏拉图、宙斯和荷马的半身像静静地凝视着整个过程。
第一位发言者是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和中风专家Harry Vinters，他之前从未深入研究过历史医学，他首次读到列宁的尸检报告是在一本传记的附页。Vinters发现，虽然那篇报告使用了非专业的术语，但尸检做得十分明白透彻。尸检在1600年代开始普遍，但直到1900年代才科学化，那时医生们的知识已足够丰富，报告中开始不仅列出了他们发现的，还列出了他们没发现的。
根据症状和尸检报告，Vinters认为列宁曾多次发作中风。Vinters指出，列宁没有中风的风险因素：他不嗜酒；而且与一般俄罗斯激进分子不同，他厌恶烟草；他的肾脏看上去很正常，这说明他血压不高；而心脏也没有扩大的迹象。但另一方面，列宁紧张的生活方式以及心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增加了中风风险。他的父亲54岁时死于中风。列宁的脑动脉钙化十分严重，以至于用镊子敲击时的声音像敲石头一样。总而言之，综合了失语、瘫痪和其他症状，Vinters对列宁的诊断是缺血性脑梗阻，这是一种因脑动脉狭窄造成的脑组织死亡。
但这是不是列宁的死因呢？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历史学家Lev Lurie认为不是。1922年，列宁称约瑟夫·斯大林为共产党内最大的威胁，并计划排挤他。但列宁为健康状况所累，斯大林便开始密谋夺权，并对列宁下毒。Vinters支持这一看法，指出中风患者一般不会像列宁一样，出现抽搐症状，这应该是中毒的症状。
除了解密已故名人的死因，这种回溯历史的诊断还有另一种乐趣，就是假设历史不是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的讨论。Mackowiak说，如果列宁没有死，斯大林就会被开除出党，苏联的发展就完全不一样了。Vinters的家庭经历是一个佐证：斯大林在1940年代占领了拉脱维亚，随后他的祖父母逃亡至北美。
虽然科学史学家倾向于回避媒体炒作，但德国科隆大学的医学历史学家Axel Karenberg自称为前“诊断猎手”。在医学生时期，Karenberg写了一篇论文，对他最喜爱的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做了诊断。他认为肖邦死于肺结核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囊肿性纤维化。转行成为历史学家后，Karenberg意识到医生们的诊断进入历史领域后，往往大失水准。他开始劝阻这样的做法。
医生们对历史名人下诊断，通常的做法是阅读传记，从中摘取一些涉及医药的篇章，然后大脑中就冒出一个理论上的诊断。不过医生们对活着的患者也是这么做的。但Karenberg强调，对于活着的患者，医生们可以对自己的诊断不断测试、修正、排除，这是科学医学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死去的名人是做不到的。另外，医生们还经常根据来历不明的材料，像非专业人员的临终描述或者是死后几百年的资料来下诊断。Karenberg对接受并出版这类论文的杂志编辑也颇有微词：“关于癌症或中风的文章如果是这个水平，他们绝不会接受。”
Karenberg提到，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回溯性的诊断往往并不是重点。医生们可能对已逝的名人诊断十分正确，但历史学家 “只对疾病对他的生活或精神状态有什么影响感兴趣，至于给他贴什么疾病的标签无所谓”。Karenberg说，如果回溯性诊断有价值，那也只因其本身是一种科学实践。通常，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综合征，人们就开始对患该病的历史名人进行回顾性诊断。他说：“你得到的是医学史和诊断史的绝佳镜子。”
遗传学已成为回溯性诊断的现代工具。例如，科学家最近把肖邦的心脏（埋于华沙一所教堂的柱子里）挖了出来，用来做囊肿性纤维化的基因突变检测。尽管遗传学有时可以提供坚实的历史证据，像2010年发表的关于图坦卡蒙及其子孙法老们的家族王朝的研究。美国西顿霍尔大学的法学教授Jordan Paradise提到，基因检测会有道德顾虑，因为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活着的后裔。
Paradise开始学习基因检测时还是一个给芝加哥历史博物馆提供意见的法学生。博物馆存有众多历史文物，包括亚伯拉罕·林肯的血迹。博物馆收到过一些请求，要求允许对林肯的血迹进行特定DNA测序，这些请求一概被拒。
部分原因是这种测试会破坏文物，同时也是为了隐私的考虑。死者不能拒绝，而基因测试会暴露其个人信息。如果死者有后代，DNA测试会揭示基因中健康或亲子鉴定方面的问题，而活着的亲人可能并不想公开这些。
Paradise认为，大多数HCPC的工作，像从分析古老的验尸报告得出一个诊断，并没有什么麻烦。她说：“你只是回顾别人的资料，而不是将自己投入到那个年代。”
Mackowiak认为，不管诊断的不确定性有多大，医学历史学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它为医生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逃生门和一个科学历史的视角。他认为，回顾性诊断可以“产生谦逊，这对医生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一点，他解释道：“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些生命奥秘的最终答案，但通过回顾性诊断你会意识到，后代们对于我们的努力是多么的不屑一顾。”
Science 337: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