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梅兰芳与“梅党”（界定与形成背景、领袖、梅党诸公资料）
梅兰芳与梅党人士留影。右起：齐如山、许伯明、梅兰芳、李释勘、姚玉芙、姜妙香、舒石父等
梅兰芳（右二）与冯耿光（左一）等人在广州。
梅党的界定与形成背景
所谓梅党是坊间的一个俗称，并不是什么学理概念，也没有严格界定，大致是指喜爱梅兰芳先生的艺术并给与支持帮助的人。细究起来，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的人实在太多，似又不能都叫“梅党”。然而本文标明“梅党”，总要先对“梅党”给个说法。笔者思忖，大概须符合以下四条：1、梅党不包括伶界内行。2、与梅先生有较深度直接交往。3、对梅先生的成长及事业有所帮助而不求回报。4、在文化界、政界、商界等领域有些名头。同时具备此四条者或可称作“梅党”。这仅是个人看法，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被认可。但至少本文是照此四条界定的，在此向方家唱明。
“梅党”大体始成自清末民初，至“四大名旦”出笼之前“梅党”就基本固定了，也就是梅先生十四岁至三十岁阶段，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民国十三年（1924）。这十几年间，可谓京剧的顶峰期，又是旦行兴起与老生行共领伶界期。
“梅党”的形成基于一个必要背景，即风行京城甚久的捧角儿一俗。捧角儿的发轫及主力并使之形成气候者均为文人士大夫一流，平头百姓虽也听戏迷角儿，但终难弄出太大动静。况且早期的捧角儿并非像民国之后取向单一。过去伶界行内本身就有“长桌面儿”与“圆桌面儿”之说。简言之，以登台唱戏为主的科班谓之“长桌面儿”，唱戏侑酒两抱着的科班谓之“圆桌面儿”，俗称“堂子”。宣统元年（1909），伶人想九霄（田际云）首倡，精忠庙召集联席会议，议定伶人若有应酬之事（指侑酒）即不准登台唱戏（等于革除伶籍）。此议报内务府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照准颁行。从此的捧角儿习俗变得单一建康，只以伶人剧艺为取向标准，再无其他。
捧角儿的风气虽有改变，但势头未减。一些文人仕宦贤达名流对所喜爱之好角儿给与热捧，既为消遣又算雅好。其中志同道合者渐进形成圈子，由小及大而成迷党。当时坊间对于捧角儿迷党，谑称叫法流行一时。比如“痰迷”（捧谭鑫培者）、“黄病”（捧黄润甫者）、“瑶痴”（捧王瑶卿者）、“羊迷”（捧杨小楼者）、“梅毒”（迷梅至深者。“梅毒”不一定可称之“梅党”）等。“梅党”即是在此时开始形成。
梅党之领袖
梅党大致有以下诸公：冯幼伟、李释勘、吴震修、齐如山、许伯明、舒石父、罗瘿公、姚茫父、樊樊山、易实甫、张季直、王闿运、陈三立、陈师曾、黄秋岳、郭民原、张孟嘉、言简斋、张庾楼等。
翻检近些年的书刊、文章及影视作品，凡言及早期梅兰芳必提到齐如山，认为齐先生对梅先生的帮助影响最大，由此或把齐如山视为梅党领袖。各路方家持论所据材料多集于两点：1、齐先生给梅先生编了几十出戏。2、齐先生给梅先生说戏排身段等。笔者以为上述观点与所据材料均不够准确。首先，即便此两点成立，亦不能得出齐先生对梅先生帮助影响最大并系梅党领袖之结论。其次，上述两点多出自齐如山个人著述，属齐先生“自说”，不能作为确论。具体述之如下。
一、 梅党领袖之冯幼伟。
梅党领袖大致应符合以下条件：1、系梅党的发起人，或是具有较高威望的主要决策人。2、梅先生本人诚心认可，其他梅党成员予以承认。3、对梅先生的事业有较大襄助，且始终如一。按此三条衡量，齐先生大体仅符合第三条，且并未始终如一。笔者以为，梅党之领袖当为冯幼伟先生。
冯幼伟名耿光，广东人，光绪朝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蔡松坡、蒋百里等为同学。归国后任禁卫军标统，宣统元年（1909）任军咨府厅长。民国后历任陆军部骑兵司长、总统府顾问、中国银行总裁。冯幼伟世称冯六爷，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尤迷恋皮黄。光绪朝末，冯六爷得知梅兰芳系梅巧玲之孙、梅竹芬之子后，对梅兰芳格外垂青。时值梅兰芳十四岁，家境贫寒困顿，冯六爷出手相助无一丝吝啬。穆辰公《伶史》载，梅兰芳芦草园之居所即为冯六爷购置。
冯幼伟不仅是梅党的发起人，直接参与主持梅兰芳的诸多重大事项，而且付出了极大的人财物力。所谓梅先生早期重大事项有：从朱小芬之“云和堂”脱籍赎身，进喜连成借台习戏，十七岁搭班唱戏，与前室王明华成婚，向王瑶卿等老角儿学戏，向名家学习书画，结识名流，首次赴沪，排演新戏，首次赴日，自己挑班儿，当选“四大名旦”头名，赴美演出，访问苏联，定居上海，包括是否与写了百馀封信函的齐如山见面等，这些事项均由冯幼伟先生主持决策、给与襄助、提供资金。冯先生煤渣胡同及东四九条的宅院亦常让梅先生排戏及拍摄电影使用。梅兰芳自十四岁结识冯幼伟后，其生活、事业等一应诸事，尤其是梅兰芳事业的几个重要阶段，均由冯六爷把持。梅兰芳对冯幼伟格外信任和倚重，不论搭班唱戏还是生活用度结交朋友等，均听从冯六爷的意见。梅先生在二十多岁时曾说：“他人爱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冯侯乎。”
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馀年如一日。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这大概是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
梅先生以上这段话说得情真意切，语气坚实，分量极重，足可看出冯幼伟先生在梅先生心中的地位。冯幼伟先生对于数十年如一日给梅先生的帮助没有只言片语（也许笔者未见到），从未自我表明为梅兰芳做了什么。冯先生一生事业发达而为人低调，他大概认为如此区区小事何足一提。
李释勘、吴震修、许伯明、舒石父与冯幼伟同为日本留学生，亦为梅党骨干。四人对冯六爷始终认可尊重，有关梅兰芳先生的重大事项决策，完全遵从冯六爷的意见。李释勘留学归国后任职理藩院，民国后任陆军部将军。他文学造诣甚高，词、曲、文无一不佳。吴震修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供职银行界。吴震修通新旧两学，学养深厚，诗文都好。许伯明，世家子弟，许姬传堂兄。曾任江南陆军小学总办、上海军械局局长、总统府咨议、保定中国银行行长。舒石父（电影演员舒适之父）爱好广泛，中国篮球第一哨，尤其对戏曲服装舞美素有研究，喜皮黄。李、吴、许、舒四位均通过冯六爷结识梅兰芳并成为挚交。当时名流罗瘿公曾有诗云“梅魂已属冯家有”。冯幼伟为梅党领袖不仅毫无争议且当之无愧。
二、齐如山给梅兰芳之编戏与排戏
坊间著述多以此两点为据，立论齐如山对梅兰芳帮助影响最大，而编戏与排戏之说又多取自齐先生著作。笔者在此列举些材料，并谈些个人看法。
1、齐先生给梅先生编戏问题。
对于民国后所排新戏，梅先生有明确说法：“我们是用集体编制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个试探性工作的。”齐先生也有个明确说法：“按我给兰芳编这些戏，从前没有对人谈过，所以大家多不知，有的人说编戏者不止我一人，其实并无他人所编，倘他人所编，则我也不该掠人之美。且这种小技，也值不得掠人之美，不过其中也难免有别人一点半点的笔墨。”下面举几出戏，看看梅先生与齐先生的各自说法。
（1）、《嫦娥奔月》。梅先生说：“这一天即景生情就谈到了应节戏。李释勘先生说：‘我们有一个现成又理想的嫦娥在此，大可以拿她来编一出中秋佳节的应节新戏。’……第二天齐先生已经草草打出一个很简单的提纲。由李先生担任编写剧本。”齐先生说：“谈了会子他（指梅先生）走了。我想大话我是说了，准编得怎么样，则确无把握。想了许久，乃决定编一出神话戏，尤其中秋应节戏，最好是神话，因而想到嫦娥奔月这段故事，没有人编过，于是编了一出《嫦娥奔月》。”
（2）、《黛玉葬花》。梅先生说：“关于我的《葬花》的剧本，有种种的误传，曾经有些人说是朱素云和李敬山的旧本子，又有人说是易实甫先生替我新编的。其实仍旧是齐先生打提纲，李释勘先生编唱词，罗瘿公先生也参加了不少意见，再经过几位老朋友斟酌修改，集体编成的。”齐先生说：“我因为这些情形（指以前粉戏流行），早就想编几出言情的戏，于是就编了几出，如：《晴雯撕扇》、《俊袭人》、《黛玉葬花》、《牢狱鸳鸯》、《洛神》等等几出。”
（3）、《牢狱鸳鸯》：梅先生说：“这一段故事是吴先生（震修）从前人的笔记里替我找出来的。”齐先生说：“兰芳此时已知，不排新戏，不能与人竞争，乃商之于他以先几位朋友，他们虽都爱好戏剧，但都是外行，无人能编；兰芳乃商之于我，我说：‘编戏并不难；但不知你想演哪一路？’他说：‘类似《白乳记》这路戏就成。’……于是就编一出《牢狱鸳鸯》。”
（4）、《霸王别姬》。这出戏的前身曾叫《楚汉争》，民国七年（1918）四月由杨小楼、尚小云、钱金福、高庆奎等首演。《楚汉争》共四本，分两天演完。梅先生看过后觉得过场太多，那些敷衍故事的场子占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显得瘟。三年后，梅先生决定与杨小楼先生也排演这出，定名《霸王别姬》。
梅先生说：“由齐如山写剧本初稿……初稿拿出来时场子还是很多，分头二本两天演完。……吴先生（震修）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说：‘我认为分头二本两天演还是不妥。……如果分两天演，怕站不住，杨、梅二位也枉费精力，我认为必须改成一天完。’他说到这里语气非常坚决。齐先生说：‘现在突然要大拆大改，我没有这么大本事。’说到这里就把头二本两个本子往吴先生面前一扔，说：‘你要改，就请你自己改。’吴先生笑着说：‘我没写过戏，来试试看，给我两天功夫，我在家琢磨琢磨，后天一准交卷。’两天后，吴先生拿了本子来，他对齐先生说：‘我已经勾掉不少场子，这些场子，我认为和剧情的重要关子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我究竟是外行，衔接润色还需大家帮忙，我这样做固然为听戏的着想，同时也为你这个写本子的人打算，如果戏演出来不好，岂不是可怜无益费工夫吗。’齐先生听他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成见，而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润色继续加工。”
（5）、《天女散花》、《童女斩蛇》、《木兰从军》、《生死恨》。
梅先生说：“《天女散花》的编演，是偶尔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一幅《散花图》，……旁边的朋友说：‘你何妨继《奔月》之后，再排一出《天女散花》呢？’……编剧的步骤还是同过去一样，先打提纲分场；只是关于经典部分的考据和修辞，是我和许多位朋友研究，经过一点一滴的细细推敲才完成的。……两段昆曲调子《赏花时》和《风吹荷叶煞》，是李释勘和王又默两位填词。”
关于《童女斩蛇》，梅先生说：“可巧那时北京的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印了一些剧本，有话剧也有京剧，我挑选了《童女斩蛇》。”
关于《木兰从军》，梅先生说：“可巧教育研究会编订了一个《花木兰》的剧本，我们就把它重新加以整理，…..同时也把戏名改为《木兰从军》。王大爷（瑶卿）也曾演过头二本《花木兰》。”
《生死恨》是梅先生迁居上海后编演的（1934），此时梅、齐二人已各居南北。这出戏改编自明代传奇本《易鞋记》，梅先生请许姬传执笔。许姬传先生说：“这个剧本是根据明代传奇《易鞋记》集体改编创作的。”
以上这四出戏，均在齐如山先生“兹将我所编之戏列在后边”当中，且注明“以上乃自编之戏，均已演出”。（齐先生把《三娘教子》、《春秋配》、《宇宙锋》、《游龙戏凤》等列为自己改编之戏）
限于篇幅，其他各戏不能一一详述。
关于齐如山先生给梅先生编写剧本，齐先生提出“其实并无他人所编”，与梅先生所言“集体编制”及某些戏的编写情况出入较大。梅先生做人做事始终秉持其祖上恭谨敦厚家风，加之他本人的修持见识，笔者没有理由不取“梅说”而信“齐说”。
2、齐先生给梅先生说戏排身段问题。
（1）、《汾河湾》柳迎春在台上背躬一节。梅先生说：“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署名齐如山的信，批评我的演技，某处的身段可以改变一下，某处的表情还不够深刻，某处的词句可以改动一下。我看完这封信，觉得他说得有对的地方，下次再演出，或者在别出同类的戏里，我就按着他的提议修改了。他看我采用了他的意见，更感兴趣，就接二连三的仍用书面来跟我商榷。”
齐先生说：“过了十几天，他又演此戏，我又去看，他竟完全照我信中的意思改过来了，而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由此兰芳就信我的话，我怎么说，他就怎么改。”
耐人寻味的是，梅先生“有对的地方”措辞很惜墨讲究。齐先生“完全照我信中意思改过来了……我怎么说，他就怎么改”却较舍得用词。以本人的语文水平理解，“有对的地方”语义应是指错的地方多，对的地方少。
（2）、《思凡》身段。梅先生说：“乔先生（乔蕙兰）替我排完了身段。……乔先生的年纪已经老了，教身段只能比划两下，多教几次我看他就仿佛很累的样子。像‘下山去’这个‘搓步’，手眼身法步哪一样都要顾到，步子又相当的快，他教起来是有点哆哆嗦嗦地站立不稳了。但是他还是尽可能地把步位和姿势做给我看，我看懂了以后，照样学着做给他看，有不对的地方，由他指出来我再自己修改。我怕他太累，总是采用‘我多做，他来改’这种教授方式的。”
齐先生说：“第一出是学的《尼姑思凡》，曲子唱会之后，要排身段了。他说他不大会，最好请别人排一排，德霖忙亦不肯教，寿山也不大会了，兰芳求我给他排。…..乔先生给排时，地方确是都对，就是一点身段也没有，……《思凡》、《寻梦》等戏，倘没有身段，还有什么可看呢？于是我通通给他安上身段。”
齐如山先生还说：“我常对友人说，所有的身段，都是我安的，我教的他。”
梅兰芳先生是梨园世家，乔蕙兰以昆曲享名伶界，寿山即李寿山（行内称之大李七），三庆班四箴堂坐科出身，与钱金福、陈德霖系同门师兄弟，是昆乱都好的老角儿。一出《思凡》身段居然让齐先生通通给安上了，想来总不大合情理。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用了万馀字的篇幅详细讲解了《思凡》的每场曲牌与身段。如若齐先生所言，这万馀字大概出自齐先生手笔或许更好。笔者自忖，齐先生所以如是说大概基于其自身的认识。他曾对梅先生说：“您一般旧朋友，虽然都极爱护您，且喜欢旧戏，可是对于旧戏可以说是不懂，不但他们不懂，连您也不能算懂，这话并非鄙视您，比方若只按技术说，您比我强万倍；若按真懂戏说，您比我可就差的很多。”
齐先生这话是梅先生自美国回来之后打算迁居上海之前说的，梅先生时年已三十八岁。当面说唱了三十年戏的梅兰芳先生不懂戏，笔者不得不佩服齐先生的胆识。梅先生是否懂戏压根儿不是话题，更无需讨论。所以只好得出两种解释，要么齐先生不懂梅先生，要么齐先生不懂戏。可是齐先生大概两样儿都懂，那就不得不让人琢磨齐先生作为梅党成员怎么会如此说。实在费解。（笔者还是要提一句，三十八岁时的梅先生不仅是一位只会登台唱戏的好角儿，而且对中国戏曲源流、剧种形成演变、戏本词曲音韵、表演理论、伶界规俗稗史等都素有研究，且见识造诣甚高）
由于坊间各论所据材料多以齐先生自说为准，至少未与梅先生的说法进行核对而做分析判断，故所得齐如山对梅兰芳帮助影响最大之说则难以成立。遗憾的是这个结论流传颇广，电视还曾专门播放过电视片《梅兰芳与齐如山》，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齐如山先生一手扶持了一代艺术大师的成长。梅党及齐如山先生的地位并不是什么世间大事，但对于从事梅兰芳研究的人却是绕不开的话题。若仅凭单一片面的材料，不做认真分析判断而草率地得出结论，至少缺乏严肃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梅先生坦言，一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当中自然包括齐先生。可若只单独拔高齐如山先生一人而无视别人的存在与作用，不仅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有违梅先生亲口做出的关于冯幼伟的明确表述，关键在于梅先生从未像评价冯幼伟先生那样述及齐如山先生。所以笔者以为，坊间持此论者甭说做“梅兰芳研究”，即便做“齐如山研究”也不该如此。
梅党诸公
郭民原、张孟嘉、张庾楼、言简斋、黄秋岳出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黄秋岳十七岁毕业后授举人，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即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前身，该馆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严复、林纾为正副总办。当时大学生听戏捧角儿为时尚。前贤徐凌霄先生民国十七年（1928）所著《古城返照记》对此多有描写。此五位年纪略长于梅先生，他们多为世家子弟。比如张孟嘉为直隶丰润张佩纶之子（张佩纶系李鸿章之婿，马江之战时主福建军务），作家张爱玲之伯父。郭民原系晚清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之孙女婿。这几位通新旧两学，堪为时代骄子。时逢清末民初梅先生刚刚走红，他们是捧梅之生力军，不仅每场必到，而且热捧关爱。梅先生与他们结识交往于一时。五十年代初，梅先生还曾与老友言简斋晤谈叙旧。
姚茫父，光绪朝进士，后留学日本，民国二年任国会议员。姚茫父于书画、金石、碑帖及词曲、传奇、声律、音韵、俗乐无所不知，尤喜京剧脸谱。其诗书画印与陈师曾并喻“姚陈”领衔书画界，享誉全国。姚茫父与人谈戏，述及昆弋戏曲源流，上溯经典，旁征稗史，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如此的学养见识对梅兰芳艺术观或多或少产生影响。
陈三立、陈师曾为父子。陈师曾名衡恪，陈寅恪之胞兄，二人同留学日本。陈师曾以书画享名，曾于北京大学执教中国画。陈衡恪、陈寅恪之祖为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陈三立进士出身，名宦之后，为一时名流。梅兰芳于陈三立、陈师曾父子均有交往，受教颇多。（陈三立后多捧程砚秋）
张季直，即张謇，光绪朝状元。民国初任职农商总长、水利局总裁等。后锐意重视实业兴办教育，可谓企业界之精神领袖。张季直尤其欣赏梅兰芳剧艺，亲书工笔小楷扇面赠予梅兰芳，写时曾自言“二十年没写小楷”。张季直南归后又题诗所藏画扇寄给梅兰芳，梅唱《拷红》，持此扇登台。
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綺，同光间经学硕儒宗匠。弱冠时即以布衣笑傲王侯，与曾文正公分庭抗礼，十馀位红顶大员屏息侍立阶下，为其捧盥进茗。王湘綺一生教学授徒，门生弟子满天下。民国后任清史馆馆长。民国初年，王湘綺已是八秩老者。时梁任公（梁启超）为太翁祝寿，于湖广会馆办堂会，王湘綺盛赞梅兰芳。梅兰芳卸妆后，罗瘿公请王湘綺与梅兰芳比肩而坐。介绍说：“此为中国第一名士王湘綺先生，此为中国第一名伶梅兰芳也。”梅兰芳当即向王湘綺求字。翌日，王湘綺书一横幅赠梅兰芳，另一横幅赠罗瘿公，云“谢媒梅之惠”。
罗瘿公，名惇曧，世家子弟。以优贡入国子监，光绪末经济特科中式，授邮传部郎中。后弃官主工诗文，为民初名士。梅兰芳芦草园之堂号“缀玉轩”即出自罗瘿公手笔。“缀玉”典出宋代词人姜夔“苔枝缀玉”四字。姜夔不仅为一代词家，且精通音曲律吕，其“缀玉”二字正契合梅先生。民国四年（1915）梅先生向王梦白先生学画由罗瘿公介绍。（罗瘿公后多捧程砚秋）
樊樊山、易实甫堪为清末民初捧角儿大家。二人系大才子，尤以诗词享名。樊樊山名增祥，号云门。光绪朝进士，官至山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一度护理两江总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易实甫名顺鼎，号哭庵。举人出身，王闿运门下弟子，历任六地方道员，自称六道者是也。后入张之洞幕府，民国后任印铸局局长。樊、易二人系清末民初京城名流，专捧旦角儿。两位均才思敏捷，拈章摘句张嘴即来，尤以戏谑雅趣为能事。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父梅竹芬唱戏时，樊樊山即捧梅氏父子。易实甫是捧角儿行家里手，梅先生首演《葬花》，易实甫作数首葬花诗以贺。樊、易二人是“缀玉轩”常客。
以上诸公与冯幼伟、李释勘、吴震修、齐如山、许伯明、舒石父等相比，虽不是梅党骨干，但各有其作用。如王闿运、张季直、陈三立等以学问享名全国，如姚茫父、陈师曾等以书画领衔南北，如樊樊山、易实甫等以诗词冠誉文坛。他们的一言一行、一词一句均可引领社会审美，左右舆论风向，其兴邦丧邦之能不可小觑。这几位于清末民初梅兰芳刚刚开始走红时期，都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故权作“梅党”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