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杨继盛崇拜及其在明清大众间的广泛传播

自明代隆庆初年以来，经过封建皇帝的封赠褒扬与众多文人士大夫的不断歌咏和书写，在明末清初，杨继盛即已成为一个被普遍崇拜的传奇式人物，甚至还被描写为某个神祇，具有很强的神异色彩。他的精神品格与文章才情，都广为社会膜拜；他曾经生活过的故居与为其而立的墓茔、堂庙则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地标，始终在产生着巨大的文化和精神能量。

杨继盛的精神品格与文章才情在明清两朝的赞誉极高。如明末俞允谐假托李贽之名，辑明代方孝孺、杨继盛、于谦三人的诗文作品为《三异人集》二十二卷，其中对杨继盛之作颇激赏，如对第一篇《请罢马市疏》评赞说：“具十分识力，十分才调，二十分胆气。”对第二篇《请诛贼臣疏》又评赞说：“若论此疏，直是具二十分识，二十分胆，二十分才矣！”杨继盛诗文以气胜，清初著名诗评家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三引皇甫子循之评说：“杨忠愍辞尚宏丽，语罕怨诽，江河一泄，乃征其才。光焰万丈，悉由于气。”乾隆年间大儒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二《题跋六》中收有《跋杨忠愍公狱中与郑端建手简》《跋杨忠愍公寿徐少湖先生序稿》两文，对前文称：“忠愍手书距今二百四十年，生气奕奕，纸上所谓日星河岳之光。”对后文又称：“古所称真铁汉者，唯公足以当之！”这样的赞语，均包含着深厚的崇拜之情。

明中后期，《鸣凤记》传奇的演出一直不衰，《群音类选》《乐府菁华》《醉怡情》等戏曲选集，均收录此剧散出，还有不少史籍丰富载录了当时演出的盛况与被深深感动的场景。如清初周亮工《书影》卷九记载，海盐戏曲演员张金凤因演严世蕃举动酷肖，而名噪一时；侯方域《马伶传》记载，明末某大盐商同时请来金陵梨园兴化、华林二部前后两番同演《鸣凤记》，摆擂台互比优劣。黃炳垕编《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上记，崇祯十六年，黄宗羲为母祝五旬寿辰，“张乐，演鸣凤记；至椒山写本时，太夫人不觉失声而恸”。清中叶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三记，江都郝景春谒部改选时，“亲戚演《梨园祖道》，公命演《鸣凤记》，至忠愍弃市，乃浮一大白曰：‘好奇男子！’”

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杨继盛已不是一个固化的历史人物，也不简单是一个徒供伤悲的文学形象；而是一种忠贞节烈品格的象征，是正直无私、刚毅无畏的忠正贤良之臣的范型。在危难困苦之时，其能给人以力量；在芸芸众生之中，又发散出榜样的力量促人前行。明末爱国志士张国维（1595～1646）为浙江东阳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任明末江南十府巡抚，后任兵部尚书。清兵入关后，他宁死不降，以身殉国。在后人为他所纂集的《张忠敏公遗集》中，曾记载万历三十二（1604）年时，其母读《鸣凤记》后慨然叹息，立于身侧的张国维问：“我若为杨椒山，您能够允许吗？”母亲听后，面带喜色地说：“你成为忠臣，才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儿子。”说此话之日，张国维年仅十岁，也许正是这个时候所种下的种子，才造就成他这个在天崩地解时代的不屈英雄。清乾嘉时期著名文人昭梿所撰《啸亭续录》卷四记，在乾隆初年，皇帝下诏广开言路，一时多骨鲠之士，以安徽歙县吴炜为最著，有“包公”之称。宫中曾演《鸣凤记》院本，孝圣宪皇后向乾隆皇帝问当今朝中可有杨继盛这样的人？立即得到回答：“只有吴炜比较接近。”可见，此时作为人格范型的杨继盛已成为验证是否清官的一把尺子。

我国唐宋以后，城隍神信仰滋盛。至明清时期，城隍既是神话中护佑一城的保护神，也是当地阴司的行政长官，一般选择为国捐躯的忠烈刚正之士担任。清代初年，加封北京、南京、西安、福州四地为“都城隍”。杨继盛可能即已此间，成为北京的城隍神。丁耀亢成于顺治十四年的《表忠记》，已明确写到这一变化。此剧第三十三出《冥捉》开场，杂扮判官即报：“今日鬼使来报，新升到顺天府都城隍，就是杨椒山老爷，明日到任。”生扮杨继盛上场自报家门也说：“俺杨某因忠直报国，上帝怜其节义，升为北京都城隍之神”。与丁耀亢大约同时的谈迁（1594～1658）所撰《枣林杂俎》又记：“嘉靖戊午四月，三殿灾。人见杨椒山青巾缟服，双眸炯炯，冯午门西角槛，若指挥扑灭状，逾时方隐。”此处虽未明写杨继盛为京城都城隍，却写其在死后三年又指挥救火，起到的亦是当地城隍的作用。这两例说明，杨继盛被奉为北京的都城隍应该在《表忠记》被撰成的顺治十四年或更早。后世的小说作品，也有写及杨继盛以城隍的身份而出现。如乾隆年间文人袁枚的《新齐谐》卷九写一先生梦杨继盛的城隍任期将满，被求继任，行至一所，见“宫殿巍然，椒山公乌纱红袍”，还亲赌杨继盛审“南唐李后主裹足案”，谈笑一如人世。北京的都城隍庙多次重修，规模空前庞大，奉祭杨继盛的各类活动直至清亡仍未绝，在京畿地区的地方信仰中影响深远。

作为品格传衍的有形载体，杨继盛曾经生活过的故居与为其而立的墓茔、堂庙，乃至一草一木、一诗一画都具有特殊的文化与精神意义。它们是构成燕赵文化精神殿堂与多样文化景观的重要元素，是燕赵文脉不竭跃动的生命之泉。在这样的景观或地标之前，可以与杨继盛的忠贞节烈的伟岸人格相融接，可以将自我利国为民的远大抱负与昂扬激情相寄寓，可以与慷慨悲壮的燕赵风骨相感知与契合。明清两朝，曾有多少燕赵地区内外的游子先后往来探寻杨继盛的足迹，或哀祭凭吊，或寄兴抒怀，并由之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与支撑。明代著名散曲、戏曲作家冯惟敏(1511～1578)隆庆四年任保定府通判，到后即整理刊行杨继盛遗文。石茂华撰《海浮冯公行状》记：“杨忠愍公先朝死忠之臣，公裒集其遗文，刻行于世，且勤恤其家，其崇尚忠节类如此。”又据张清吉《丁耀亢年谱》记载，山东诸城丁耀亢自顺治十一年（1654）至十五年（1658）曾为容城县教谕，此四年间所为诗被合为一集，名《椒丘诗》。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受杨继盛精神品格的影响。他在卷前自序中说：“亢来容城，职在俎豆，唯椒兰是司。顾生平质性，亦近姜桂。乃所居斋东，与椒山先生之祠比邻，日唯羹墙二疏，读王弇州《忠愍碑》，樛松凛然，霜雪在望。昔先生以直谏谪狄道尉，迁诸城令，由是内转而以击奸终。亢，诸人也。来息于此，其‘椒丘’之谓乎？”到任伊始，他首先前往拜谒杨忠愍（继盛）祠，写下《谒杨忠憨祠次壁间韵》一诗，中有：“此日丹心留俎豆，千秋浩气见髯眉。中原马市终沦没，独立夕阳看二碑”的诗句，后来还写下相关题材的诗作三、四篇，并撰写成传奇《表忠记》三十六出，将自身所收到的杨继盛精神品格的影响又大力传扬出去。

作为一种潜在的气韵，杨继盛的精神品格还常常超越时空的阻隔而成为激发正义、凝聚良善的无形力量。万历四十年，保定府定兴县文人鹿善继举于乡，在容城与当地文人孙奇逢“酌酒切脯，定交杨忠愍墓下”。后入都应试，他们又与河间府吴桥县文人范景文、苏州府吴县文人周顺昌、安徽桐城文人左光斗、浙江嘉善文人魏大中等相结交于杨继盛祠，“彼此以名节相励”。清人陈鋐《鹿忠节公年谱》记，于此间，鹿善继曾以杨继盛的《忠愍集》一书赠予周顺昌，并有诗说“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里寻”，体现出他们共同的志趣。“后景文（周顺昌）死于珰，先生（鹿善继）死城，俱作第一流人”。应当说，周顺昌、鹿善继以及范景文、左光斗、孙奇逢等后来都成为国家抵御奸佞与外辱的中流砥柱，和杨继盛的精神品格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早年影响不无关系。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记在魏阉势盛之日，嘉善魏大中被逮，道经吴门，周顺昌对他相慰而言：“大丈夫视死如归，幸勿为儿女牵怀，使千秋而下知有继杨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负读书一场，所可恨者椒山为权相所害，公为权珰所害，又有些不同处。然而忠臣无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这段话正道出了魏大忠、周顺昌等，这些视死如归的忠烈之士与杨继盛间一脉相传的关系。

直至清末，作为杨继盛精神品格的载体与象征，北京杨继盛的故居松筠庵仍在被完整保存。该地乃清乾隆年间给事中杨寿楠、李融巡城时访得，由内阁侍读学士曹学闵、刑部尚书阮葵生、监察御史郑潋等集资修缮，立为专祠。内有杨继盛塑像、谏草堂、谏草亭等建筑。大约从乾隆年间起，每年夏历五月十七日，人们均要在这里举行隆重公祭。每当此际，大家都会展诵《杨忠愍公传》，观看镌有杨继盛奏疏和其它诗文的碑石，在内心得到深刻的洗礼和激励。

光绪初年，高阳李鸿藻、吴县潘祖荫、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等清流人士，常喜集于此地激昂言事，举朝为之震竦。光绪中期，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又常在这里广集同类，议论时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千三百多名举子联名上书反对，又是在此地起草疏稿，并自这里一起出发赴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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