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杰 :“莲池学派”的女性书写与文艺思想 [下]
三
贺涛是张裕钊、吴汝纶二人的及门高弟，其古文思想也深得乃师真传。他的古文笔法细腻，文意纡徐之中郁勃深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与桐城古文吸收小说笔法有很大关系，深层原因则是贺涛醇厚明达、不为空言创作思想的体现。因其醇厚明达，学问才能寄寓性情之中，见理深，论事明，体用周瞻，浑然一体。因其不为空言，凡有关典章制度、政治风教、世态人情都能辨章源流、考究详略，参酌西学，引入新理，以相应发。所以贺涛的古文气体高朗、华茂深厚而情理通达，在晚清张、吴二子之外独树一帜。徐世昌选评古文，遂将贺涛入“明清八大家”。总体来说，贺涛古文所表现的女性观糅合了张、吴二人之长，且更为具体生动。如《古余芗合诗序》曰：“夫人所为诗多咏古之作，其于古事乃能指摘是非，而权以己见，确乎有当于事理、若可据以施行者。心志所藴结，求通于书籍中，而自浚发之耳。”[1]若以“先王女政位乎内”之义衡量，慕夫人可与志虑专一、识量高雅的男子比长絜短。贺涛的这种观点有张裕钊、吴汝纶女性观的影子。《华母姜太恭人九十寿序》曰：
《记》曰：“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夫亲不顺而友不我信，则友之既信，必能类聚气感，更责我以事亲，此自然之效也。近世士大夫犹知此义，故往来投报，必体吾友之意，以致敬于其亲。而致敬之大者，则莫如祝寿之礼，撰为文辞，叙述懿行，祷其康强，逢吉以博老人之欢，而益勉吾友之孝思，桐城吴先生谓今之寿礼胜于古之冠礼，以此也。[2]
文中称引吴汝纶寿序的文体思想，而其结构文体的模式和思考的维度却肇自张裕钊。《魏母贺太恭人寿序》曰：“夫虚词祷媚，既有类世俗所为，而称述艰苦，又非所以娱老人，即见所处境之至可乐者质言之，于盛德则无以推阐，要为太恭人所乐闻。”[3]寿序中论述文体的体制、内容和演变，是莲池学派诸人结构文章的一种书写策略，也是以才学为文的一种呈现方式。二者构成了情、事、理的内在张力，形成复沓中开阖有致，浑然中多元互动的艺术风貌。且使寿序勉于谄媚之讥，收贤者孝亲，友朋尽义的良好效果。至如《宗氏妇传》论婆母与儿媳之际的伦理问题，痛惜“世之立言者，恒援尊卑之义，严于妇而宽其姑”[4]的庸陋，而倡导姑妇互互爱，可以说是吴汝纶以阴阳对待互根之义论男女之际思想的延伸。
张裕钊擩古至深，其古文创作多从传统出发，务阐明先儒之理。他任莲池书院山长期间，虽不禁止学子读西学书籍，但注意力仍专注在科举时文和传统学术，以至于日本人岗千刃访问莲池书院与诸学子论学时，遭遇令他十分失望的场景：
夜，张会叔（浍）、贾伯儒（裕儒）、孟芾臣（馨荣）、齐禊亭（令辰）、赵树楠（锡榕）、张化臣（以南）十数人来见。……余曰：“濂亭先生，师也，长者也。仆不可妄发狂言，失敬左右。诸君年少，仆有一事，切欲问诸君，诸君能有所教乎？”众皆请诲。余曰：“凡士人读书学问，将有为于当世也。今也法虏猖獗，福州一败，台湾仅保，中土危急，日甚一日。诸君何策，以济目下之急？”有一人曰：“法虏无状，中土大举征讨剿绝之，一击之下，不使片甲只轮西还，不必须先生之忧闷。”余书答其后曰：“此何异张学士（佩纶）滔滔万言，而炮声一发，狼狈失措，弃兵而遁。兵岂口舌笔册之谓乎？非仆之所愿闻也。”其人怫然，拂衣而去，他皆默然。皆曰：“此问非仆所能当，敢请大教。”余曰：“诸君业科举，腹中万卷，笔下千言，堂堂天下之士也。而今际国家大变，不能画一策，出一奇，以济天下之急，此无须于读书学问也。方今宇内大势一变，不可一日忽外事。诸君盍以讲八股之余力，旁读译书，以讲究彼所以日致富强，横行宇内，策所以一变千年之陋习迂见？此为圣贤之心术，此为有用之学术。”因指斥科举为误天下之本。众或否，或然，议论纷然，遂不得其要领而散。”[5]
由此看来，张裕钊于西学最初涌入之际，虽较其他老师宿儒开明，却未将西学积极融入平时学术研讨之中。吴汝纶在这方面确实比张裕钊走的深远。吴汝纶任深、冀二州任时即非常注重西学的引入，在他的支持下，学子们不仅可从翻译书籍和报纸上习知西学，他在莲池书院还引入外文教师教授西学。所以，论者谓吴汝纶的学术和古文酌西参中，益以当时之世态、匡济之伟略，堂奥崇隆。贺涛突过乃师的地方，正如其好友徐世昌所说：“所著文考论时政之源流得失，务引西国新学新理以浚发吾民之智识。”[6]他古文的女性书写也具此特征。《王母贺太恭人七十寿序》除赞颂姑母传统的妇德之懿外，更记述了晚清新思潮涌入时，这位传统女性通达时变以继家声的卓识。其文曰：
（小泉）先生没十余年，世运骤迁，学术因以转移。吾姑命勤生（用诰之子）促诸孙出就外学，久之皆能专所习，以取时誉，群从子弟踵而相从，而王氏之风旨遂改其旧。先生通儒也，使目睹今之世变，必不复坚守初志，以庚乎时。勤生可谓善继述矣，然非承母教，亦无以放其机焉。由前所称家庭庸行，贤女子多能之，此人所共知而交颂者也；由后所称，则识时务之俊杰之所为，非女子所能参与，而世俗论女职者，又孰能识其深远而推大之哉？[7]
小泉先生名用诰，贺涛姑丈，定州王氏，宗尚程朱理学。贺涛早年曾从之问学，古文创作也颇受他的影响。贺涛所作寿序，首述姑母承顺丈夫之意，孝亲治家的妇德。并从丈夫、母家女眷、诸父诸母多个侧面的赞扬来衬托姑母的德行，层次丰富圆满，颇有艺术感染力。从贺涛的行文看，其中既有张裕钊表彰传统母教妇德的影子，也有吴汝纶以阴阳之理等观男女才行德能的因素。其更可贵者在于能融汇时代女性新观念入古文，以变其风调，充实古文的内容，使古文也能与时代风气颉颃比翼。那些只知道株守家法的陋儒文人与贺涛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他为吴汝纶夫人作《欧太淑人墓志铭》，摹画了一位深受西学女性思想影响，独立自尊，热心社会公益和女性进步教育事业的女子形象。其文曰：
吾师数诏人以新学，太淑人闻而好之，曰：“固宜然。”吾师喜交外国人，凡所交，太淑人必与其家人往还，访求外国事，尝欲徧至缙绅家，说其妇女，如西士之强人，以兴女学，而区昼其规制甚具，遂欲施行，以无和而助之者而止。其后新学益兴，人渐知女子之当教，乃叹太淑人之蓄志于俗习未改之日，其识为不可及也。……吾师卒后，闓生编译书籍，讲授诸学校，又应山东巡抚今直隶总督杨公之聘，用益饶，太淑人居处服御，不改其旧，而轻财好施予，周恤族婣，惟恐不徧。闻国民捐之说，大义之，曰：“是尽人所宜为也。”出五百金为女子倡。又命闿生以重金助安徽筑铁路，而振水灾。[8]
欧太淑人为吴汝纶的侧室，据其子吴闓生所述，似欧氏夫人在吴氏大家族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她深自谦抑，积极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并因丈夫的因缘，与外国女性交游往还，思想观念并无违和之感。且能够身体力行，从促进女子教育，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诸方面，可以看出她已有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现代女性意识和国家公民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贺涛是一位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传统文人。其《烈妇瓜尔佳氏墓表》曰：
女子从夫者也，既牉合为一体，则宜仰承夫志，自门以内事，无洪琐一埤益我，而代有终，俾其夫得脱然自拔其身以从事于外，而己之甘苦荣辱，则一视夫之所为。其志专，其德恒，故有夫在则从之，而夫没遂以身殉者。夫从人而必身殉，虽非礼之所期，然其性之甘于从人，则于此可见；而先王顺情制礼，亦即于此，而知其不可易矣。新学既兴，谓女子宜求自立，与男子平权，此特即西国近俗为言耳。西儒溯生民之始，以为男子兴立事业，必得女子任役之，使守吾所有，女子不能御侵暴，必承事男子，恃其力以自保卫，为主为从，乃埶之不得不然，不敢遽以男女平权之说为信。而东国大师为吾女子之就学者言为学之旨，亦谓西国女多男少，且苦于生事之艰，女子不能尽受男子之庇，竞欲自立以图存，久之遂成为风俗。中国之俗既与彼殊，故当守旧训无改，绝域数万里，而所言叙伦之理乃有合乎吾先王，知理之具于生初者，尽人而同。人道所由立也，乌得因一方惯习指为万国通义，而废人道之常哉？今设学以教女子，才智将日益恢张矣，余惧旧训之夺于新说也，故表烈妇之事，昌言其义，以为之坊。[9]
此文是贺涛后期的作品，当新学兴起之时，格于新学之弊，贺涛多有所匡议。就其以进化论史观论述西方女权思想为近世兴起成俗而论，确如其言。然据此而推定我国先王礼乐乃不易之道，应守旧训不改，却自相矛盾了。然而对贺涛的女性观，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以现代女性思想去衡量。只能说，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他能以开明、积极的态度，去关注、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女性观，以此反思涉及女性身心、生活、家庭、社会地位等重要伦理、习俗、制度的重要问题，确实较迂腐守旧的文人和大众有巨大的进步。虽然不如稍后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留洋学者，然于当时社会仍占重要地位的士绅和文人阶层确有很大的影响力。由吴汝纶、贺涛等人努力所推动，形成的北方学子向慕西学的学术思想氛围，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打下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李刚己是“莲池学派”第四代中的佼佼者。他先后从吴汝纶于莲池学院问学十余年，又得范当世、贺涛指授诗古文，深得古文义法。受时代的熏染，于西学多有领略。所以其思想较莲池前辈为新锐。他不但将二子送入西式学堂读书，任职山西时又亲自编选诗文，教授夫人读书写字。在给诸子的家书中说：
汝母四五月间发愤读书作字，吾为渠选抄唐宋五七言绝句数十篇，皆能成诵。与之讲解亦颇能领悟。所作大字，笔力清劲，进步尤速。[10]
李刚己认为整个社会习俗、道德、制度对女性之束缚与压抑，造成了中国女性普遍的知识寡陋、文化浅薄深。而且损害了她们的身心，影响到了家族的兴旺，社会文明的进步。他说：
中国妇女无学，不明世事，不明义理，不明养心之法，不明卫生之术，小则贻害于身，大泽贻累于家庭。其流毒实不可胜言。[11]
李刚己的女性观与张、吴、贺三子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其《姚母蒋太宜人七十寿言》曰：
自范史传列女，后世纂史志者莫不承用其体。然类皆崇尚奇异以震惊众人之耳目。至于门内庸行往往置而不道。而节妇贤母攻苦食贫，奉亲教子，兢兢数十年或不得与彼割股殉身一时激烈之行争流俗之声誉。流弊可胜言哉。……综观太宜人之所为，类皆伦常日用之庸行，固无所谓奇异也。然自古圣贤豪杰支柱患难所恃以动天人而挽气数者，实在庸行而不在乎奇异。[12]
此论实在是“莲池学派”诸子寿序文体思想的总结与概括。然以情入理，用感慨之言发为议论，却别有一番浚发浑脱之致。
余论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关通商，近代女权思想也随着西学的涌入翩翩走来。中外交流在各领域的深化，女子学堂教育的逐步开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为华夏女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二千年来未有的契机。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文人，带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和焦灼的救亡意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构建符合男子社会文化标准的理想女性形象，关注女子在新时代的社会功能。“莲池学派”诸子因文体革新触及女性问题，矫正清代中期以来标榜女性节烈卓行的思潮，着力书写门内庸行以呈现先王女教之本、女德之正。他们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叙述男女、家庭、社会之际女性地位和功能的中外演变历程，对我国传统女性观诸如女性职分、贞顺、节烈等思想做出新的阐释。推动了女性传统观念现代化、西方思想本土化。“莲池学派”新释的女性观与同时以西方女性思想启蒙的女性观，本质上都是男性文化中心的他者赋权，不是立足于女性生命本体的自我赋权。其不同之处在于，女性启蒙者以报刊文章、学堂教科书编撰来传播西方女性思想，“莲池学派”以古文为载体书写他们的女性观。因此，古文高古雅洁、辞章义法的风格要求和体制限制，使古文家表现新思想时缺乏文体的灵活性和语言的丰富性。故而，“莲池学派”诸子以古文表现女性思想时陷入了语言传达和思想转译的双重困境。与他们引入西学、发展工商业、家庭女教、创办女子学堂等社会实践的实行相比较，其古文呈现出的现代意识不仅显得浅薄而且有些迂腐了。
近代学者批评古文家地志序言等题材的书写多不济事，于阐发西方女性思想也有同憾。究其原因，不仅因墓志、寿序、诗文集序言等文体的对象和应酬性质所限；也透过他们坚守古文体制之纯粹的背后，掩盖在文化实用理性之下，闪烁着的文化保守意识的幽光。
（原文刊于《京畿学》第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2]（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08页。
[3]（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76页。
[4]（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62页。
[5]（日）冈千仞：《观光纪游》，中华书局，2009，第130-131页。
[6]（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页。
[7]（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59页。
[8]（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31页。
[9]（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13页。
[10]（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二。
[11]（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二。
[12]（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一。
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年生，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思想与词曲学相关问题，主持完成省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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