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鄂州英烈，追忆鄂城往事

为救伤员 左臂被日军子弹打穿记者熊光艳今年90岁的赵凯老人是梁子镇梁子岛居民。8月21日，记者采访他时，他回忆了四次目睹日军侵占梁子岛的罪行。第一次是1938年10月的一天，当时只有10多岁的赵凯正在家门口玩，突然，他看到日军的飞机在梁子岛上空盘旋，居民们吓得纷纷躲进家里不敢出来。紧接着，他听到了一阵强烈的轰炸声。约10多分钟后，日军的飞机才离开。他和大人们一起去看轰炸现场，“那地方位于梁子岛东面，几艘渔船被炸散了，死了好几个渔民，地上被炸成一个大坑。”赵凯老人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第二次是1939年5月的一天，日本在武昌喻家咀用迫击炮隔湖对着梁子岛发射，打倒了一栋居民楼房，打死了一个老百姓。第三次是1940年5月的一天，当时，赵凯和两个弟弟正在梁子岛张家楼房里读私塾，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日军投掷的两颗炸弹落在他们的屋顶上。房子轰然倒下，他和两个弟弟被埋压在土里。“我使劲地从土里爬出来，救出两个弟弟，当时四周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我和两个弟弟都受了伤。这次，日军共炸死了10多个居民。”老人说。第四次是1944年腊月，当时游击队有一个营驻扎在梁子岛，日军武昌警备司令渡边带领日寇攻击梁子岛。日军上岛后，与游击队员展开巷战。“我那时放寒假回来，看到一群戴钢盔、穿绿制服的日军朝我家走来，我顿感大事不好。因为，我家住了游击队伤病员，若被敌军发现，他们必死无疑。为了掩护他们，我飞快地跑回家闩门，还没来得及闩好，日本的机枪对着门孔扫射，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左手臂，还有一颗子弹打穿了我家衣柜。我的左手臂鲜血直流，后来肿得像腿一样粗。因为战乱，当时没有医生及时为我包扎诊治，为了不让血流失过多，我用绳子将伤口上部紧紧捆住。然而，血还是流了一夜，第二天，我因失血过多昏迷了过去，被送医救治才捡回一条命。”老人说着，伸出他的左手臂，记者看到他的左手肘部留下一块深深的伤疤。日军这次侵略，烧毁了梁子岛上的一条街（梁子岛前街），赵凯老人家里的店铺被烧成了一堆灰。老人气愤地说，“日本现在有些人还否认历史，我用亲身经历见证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希望子孙后代记住这段历史，发愤图强。”日寇逼不屈的祖父挖坑埋自己记者熊光艳庙岭镇大屋村黄岭湾59岁的冷运成一家出了四位烈士：祖父冷志善、大伯冷大宝、四伯冷细宝、五伯冷裕改。这其中，祖父和大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8月23日，冷运成老人向记者讲述日军残酷杀害祖父和大伯的罪行。冷运成说，祖父1893年出生，37岁之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后来新修家谱，他结识了黄陂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冷少梅，命运从此改变。1930年，祖父冷志善经冷少梅介绍加入共产党，在祖父的影响下，7个子女也相继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1938年，祖父又由游击队员许大鹏、王水启引荐参加新四军，任中共鄂城县税收所长，负责新四军第五师的粮饷、军饷供应。身为税收所长，祖父冷志善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和粮饷，正因为如此，他面临的危险也很大。当时，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祖父和战友相继暴露。1944年农历4月，祖父与当时的区委书记肖柏林等3人在长港关卡截获日军的粮食，送到黄冈，在返回途中，被汉奸告密被捕，日军将3人押到东沟，要他们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字，审讯了几天几夜，毫无结果。日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派人捎信要大伯父冷大宝给祖父送被子。当大伯父挑着被子经过小港村岗上湾一个小巷时，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日军包围。日军朝着大伯父冷大宝连开3枪，大伯父双手拄着扁担，背靠在墙上未倒，日军以为他未死，接连又开了4枪。事后，日军一直守在尸体旁，不准冷家人收尸。直至中午，日军将祖父冷志善和其他共产党员用大号铁丝穿住锁骨，带到死而未倒的大伯父冷大宝的尸体旁。面对日军的威胁，祖父在大伯父尸体旁站立一会儿，连连说：“是条硬汉。”受祖父的影响，大伯父成为新四军手枪队队长，也是六十口税收卡长。牺牲时，他年仅32岁。在大伯父牺牲后的第7天，日军把祖父和其他共产党员身上的铁丝剪开，要他们挑粮食，当他们走到田地中间一块空地上时，日军让他们停下，强行要他们挖埋葬自己的土坑。每挖一锄，日军就问，“到底交不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不然就活埋你们。”51岁的祖父宁死不屈，在东沟被日军活埋。鬼子拿枪逼我做苦工谢少斌口述特约记者吴美糖整理我叫谢少斌，又名谢白香，红莲湖新区庙岭镇庙岭村下谢塆村民，现年93岁，63年党龄，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罪恶行径。我家世代都是佃农。1938年，日本鬼子扫荡庙岭时，我刚满16岁。1942年，新四军郭元成、陈大脚(陈少敏)、张凡、方来兵等人率领的游击队开始对庙岭、三山等地进行剿匪，分队长是庙岭乡岱海李湾农民李朝泉，从鲊洲下沟到三山湖的水不深，郭元成、陈大脚带领新四军围打三山，遭到顽匪鱼钩暗害，最后消灭了顽匪，并清除了严道开、刘老幺等地方恶势力。我快20岁的时候，被日寇抓到武昌难民区，给日寇拆房屋，运货物，在飞机场修路，我们下谢湾共有7人。由于霍乱流行，日寇后来把我们关进汉阳模范监狱，一个月之后才放出来。后来，日寇用枪逼着我和同湾的谢定堂、谢志胜、谢春生、谢春生亲家等7人上了日本人的火车。在湖南岳阳，我们下了火车，然后又上了汽车，经过10多公里，听到枪炮响。事后，我们才知道日寇把我们拖上汽车，假装运输军火，结果导致当地抗日游击队信以为真，就开枪射击，我们一起去的48个民夫中仅剩18人，30个同胞被炸死，当了鬼子的替罪羊。这次，我是死里逃生捡回一命。在岳阳，当苦差，被鬼子枪托打、拳打脚踢，遇到什么吃什么，饥寒交迫，能吃到红苕，还觉得这是好东西。不久，我们几个偷偷逃了出来，一路挖藕吃、采摘菱角，回到了庙岭。我家本来是谱匠，看到新四军来了，不打骂百姓，还自己花钱买菜，唱戏给老百姓看，我就决心跟共产党走。于是，我在方来兵(庙岭区第一任区长)的引荐下，参加了王志坚(鄂城县第一任县长)领导的新四军做地下工作，往来于吴屴街、岱海李湾之间送情报，庙岭街当时是个热闹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地下党人名叫张怀仁，隐居庙岭村下谢湾，以教书为掩护，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不料，被坏人告密，他被鬼子杀害于中份村张大堤的荷塘里。发怒的水牛踩死一个鬼子陈才舒口述记者熊光艳特约记者陈庆跃通讯员陈新胜整理我是段店镇武圣村陈方湾村民，今年83岁。1941年，我9岁。那年，我同湾里的村民陈友安一起上街，陈友安大我12岁。听说有13个日本鬼子从三江口过来，到段店街驻点。刚走到街头，就听见了枪声，附近湾里鸡飞狗跳，几个穿着“黄皮”的日本兵，有的背着鸡，有的背着粮食，还一路走一路放火烧掉了民房10多间。我记得这年春天，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日本鬼子上门催粮逼税，乡亲们实在拿不出来，便和日本鬼子发生了冲突，荷枪实弹的鬼子当时开枪打伤了一名在场的百姓。尽管这样，日本鬼子还是逼着群众交粮，在半个时辰没有人答应的情况下，他们又开枪打死街上的两名百姓。陈友安把这个情形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带我找到樊湖工委党组织，反映了这一情况。第二天深夜，樊湖工委带来新四军对日本鬼子驻点进行突然袭击，让鬼子驻点屋毁人亡。可是，日本鬼子并不死心，又从外地调来30多人驻守。由于汉奸告密，日本鬼子知道有位姓徐的人与驻点被袭有关，便将姓徐的逮捕，关进驻点附近的黑屋子里。日本鬼子逼他交出段店联络站的地址及工作人员名单。见他一言不发，鬼子便露出了残忍的本性，把姓徐的押到黑屋里，先是用篾条抽打，衣服打破了，身上流出了一道道血痕，然后用烧红的铁器烙他的脸、手和脚，直到昏死过去。这还不算，日本鬼子拿来汽油泼在姓徐的身上，在屋外点燃汽油活活烧死，年仅25岁。1943年春节后的一天，日本鬼子穿着“黄皮”到村里转悠。当走到一户人家时，拴在侧屋旁的水牛见穿“黄皮”的日本鬼子有些陌生，伸着脖子，睁大眼睛对日本鬼子睁了几眼。当时，几个鬼子对牛很生气，就拿出刺刀对牛刺去。不一会，发怒的水牛挣脱牛绳向日本鬼子冲去，当场踩死一名日本鬼子。这下更惹怒他们，几个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水牛，还找来牛的主人一顿毒打，一直打得牛的主人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这才离开。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我一生也忘不了。庙岭百余间房屋成一片火海记者熊光艳特约记者吴美糖庙岭镇庙岭村下谢湾村民谢少斌，今年93岁，8月23日，记者采访时，他对当年发生在庙岭的悲惨故事仍记忆犹新。1941年6月，驻扎武昌的日寇来到庙岭，见人就杀，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面对日寇肆无忌惮的恶行，新四军游击队长李朝泉忍无可忍，带领游击队员与日本兵展开了一场激战。同年8月的一天，驻扎在江夏豹澥的三个日本骑兵来到庙岭街、堰角头湾等地周边扫荡，返回途经大方湾时，与驻扎在脉岭村大方湾的日本鬼子围着村庄捉鸡捉鸭，奸淫妇女，骚扰百姓，搞得村庄鸡犬不宁。这惹怒了庙岭群众，并与日寇发生冲突，打伤一个日军。第二日下午，日本兵派出大队人马进行报复，打死村民七八人，烧毁房屋48间。红学会妙喜寺总部得知消息后，马上带领两百余名红学会会员到大方湾支援，走到脉岭村新方湾时与日本兵相遇，日军用机枪扫射，红学会会员伤亡惨重。接下来的两天，日寇又增加数百人，李朝泉带领游击队前来支援，队员谢定高在新方湾战斗中打死了一个鬼子。当日下午，气急败坏的日寇赶赴妙喜寺捉拿红学会成员，见人就杀。日本兵放火焚烧了妙喜寺，大火整整烧了五天五夜。随后，日本兵到堰角头湾扫荡，见村民们都跑光了，便放火烧毁堰角头湾子，连祠堂也不放过，五六十户人家的百余间房屋瞬间成了一片火海，房屋农舍荡然无存，整个湾子成为瓦砾场。随后，日本鬼子又在庙岭街放火烧毁房屋几十间，几十家商铺化为灰烬，并将活人往火里丢。“我亲眼看到家住庙岭街谢世清的母亲被活活烧死。一位农民在田间劳动，日本兵开枪将他打死。”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