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治蝗理念：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

“飞蝗蔽天，禾草皆光”，近日蝗虫在东非及西亚大陆入侵，巴基斯坦、印度等邻国纷纷进入紧急状态，很多人想必隐隐担忧蝗虫会不会飞进我国范围内，以至于中国腹背受敌（肺炎和蝗灾）。农业农村部对外表示，沙漠蝗对我国的危害概率很小，国内大规模爆发蝗灾风险很低。

小佛一直认为喜马拉雅山脉的寒冷和东南亚热带雨林鸟类多可以阻止蝗虫大规模地进入，不过最近看了一篇报道称：尽管有低温和天然屏障，预防蝗灾并不是高枕无忧，不排除蝗群随季风从缅甸进入我国云南的可能，青藏高原并不可以完全阻隔非洲蝗，同时，雅鲁藏布江流域也是重要的蝗灾发源地（藏飞蝗）。所以，非洲蝗进入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小佛认为，一旦非洲蝗进入我国，那可能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蝗灾，更有可能成为物种入侵，毕竟在我国主要的蝗虫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等。

根据历史记载，我国是蝗灾多发地，尤其是明朝和清朝，几年就能有一次蝗灾的爆发。其实，有唐一代，蝗灾的爆发也是比较频繁，李唐王朝执政289年，大约平均7年发生一次蝗灾，虽然蝗灾发生的次数没有水灾、旱灾多，但危害程度不比水旱等灾害小，破坏力甚至更大，唐帝国可以说在一次又一次蝗灾的折腾中走向了灭亡。

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巅峰时刻，在灾害记录和书写这一块也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资料，除了诏书、奏议、辞赋、散文之外，唐诗中也有大量关于灾害的诗歌，蝗灾自然也在其中，“吾闻躬耕南亩舜之圣，为民吞蝗唐之德”，“空林叶尽蝗来郡，腐骨花生战后村”，“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馀枯茎。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

在我国历史上，一旦发生灾难，很多时候都是归结于统治者之过，认为灾害的发生是上天对统治者治理天下手段、方式的不满体现，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受到了汉朝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影响，“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度，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唐帝国时期，这种思想仍旧影响深远，“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狄仁杰语）”，想要灾害停止，统治者一般会进行自我检讨、祭祀、修德政。这样的观念还深深地影响了唐朝政府应对蝗灾的方式方法，有人赞成捕捉蝗虫减少伤害，大部人则认为蝗虫作为天灾，其根源是皇帝的政德有失，“当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灭”，这样的观点在白居易的作品《捕蝗·刺长吏也》中就有体现：

……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节选）

白居易是诗人，更是唐朝的官员，做过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等。作为一个官员，不积极的组织人员捕捉蝗虫，减少虫害对百姓生活的影响，而是在捉蝗虫上懈怠，甚至是无所适从，怀疑人力捕蝗不起作用，他不相信依靠人力可以战胜天灾，而是深信德政可以赶走蝗灾。

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官员徐光启，他写了一本《农政全书》，其中就有教人们如何减少蝗灾的方法。明朝前期对于蝗灾的治理，其实也在告诉大家，只要官府积极主动发动百姓参与灭蝗虫的行动中，蝗灾的影响是可以很大的降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山东昌乐蝗蛹大发。知县黄轨率人夫捕打，不为灾”，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湖广广济蝗飞蔽口，知县蒋崇禄令民有能捕蝗者，给米一石，不十日蝗尽”。

参考资料：余思毅，《王刚毅：青藏高原不能完全阻隔非洲蝗虫》；彭亚萍，《蝗诗与蝗虫文化》；涂斌，《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