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来的德国教育（一）
涉足教育多年，我对异国的基础教育怀有浓厚的好奇心。我德语不灵，只能依靠观察。从事人文社会研究多年，大概习惯性地在观察之中也使用了一些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基本方法，例如，会选择具有周期性的固定时间段，或特殊的观察角度等。观察的结果证明，我这番功夫都白费了……
宗争：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后，成都弘道书院副院长
机缘巧合，得到了赴德访学一年的机会，可以近距离感受异国风情。我对德国印象极佳，五年前来过，所以这倒算不上是个陌生的国度，德国人对中国人并不太热情（相比之下，奥地利人民就热情过度了），也不太冷漠（法国和意大利人民都略显冷漠了一点），适当的距离感，恰恰让彼此都很舒服。
最初的一个月，我住在汉堡，无奈租房费用太高，囊中羞涩，只能另觅住处。之后的整个冬天，我便借宿在朋友的乡间别墅里，位于莱茵河畔的小村庄Rhöndorf。但这个城太小了，全城只有不到2000人，无论什么时候出门，都行人寥寥，周末店铺又尽皆打烊休息，倒真是个苦修学问的好地方。
恰是因为人少，所以格外热情，难得见到一个人，遇到了便会习惯性地问候，或笑脸相迎，这在中国的大城市简直不可想象，倒不见得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人更加小心提防，故而面目可憎，恐怕真的是人太多，招呼不过来。远的不说，三十年前的中国，街头巷尾，见了面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老外学中文，总是从一句“吃了吗”开始，只是这句寒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反倒逐渐变得陌生了。
寂寞久了，就要找热闹，这个城市唯一的热闹属于孩子——他们的笑声总能够驱散冬日的阴霾。在我的寓所附近，有一家幼儿园，一家小学，还有一家室内小型体育馆——平时向公众开放，专门时段供小学生体育课使用——这是唯一让我还能够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社会的佐证。至于供孩子玩的场所，沙坑、攀登架、小木屋、滑梯之类，遍布在整个小城中，方圆500米之内总能找到适合的地方。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定有孩子聚集在那里，嬉戏打闹，旁边则是笑逐颜开的家长。
涉足教育多年，我对异国的基础教育怀有浓厚的好奇心。我德语不灵，只能依靠观察。从事人文社会研究多年，大概习惯性地在观察之中也使用了一些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基本方法，例如，会选择具有周期性的固定时间段，或特殊的观察角度等。观察的结果证明，我这番功夫都白费了，因为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国教育的不宣之秘，尤其是幼儿园，仅仅只是玩而已。
当然，这么说也许有失公允，不过相较国内的幼儿园，德国幼儿园的孩子所需要学习的内容，真可谓是沧海一粟了。
德国实行12年的国家义务教育，德国《基本法》（由于东德西德的分裂而后合并等历史原因，德国没有全民宪法，《基本法》相当于宪法）规定：凡6—18岁的儿童，必须接受12年的义务教育。学龄前的儿童是否进入幼儿园，不属于国家义务教育范畴，完全凭监护人意愿。据调查，经历过幼儿园阶段的儿童约占适龄儿童总比的78%，也就是说，还有超过两成的家长选择了自己在家带孩子。
既然并非必须，就不能人为地制造学生之间的先天差距，所以，幼儿园里并不教授任何知识技能性的内容，如果非要将其称为“教学”，主要围绕三个内容：第一，公民的基本守则，比如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垃圾分类、不肆意使用暴力等；第二，手工制作能力，比如绘画、折纸、粘贴和简单的木工等，通常会要求孩子独立完成；第三，社交的能力，比如与他人协同合作、在集体活动中懂得个人的位置和职责等。这三个内容，基本上都是通过游戏或模拟的方式，当然通过家庭教育也能够完成，只是幼儿园是更好的平台罢了。
在德国的幼儿园里，游戏、手工、绘画才是最主要的活动，而知识的传授只是附加的部分，穿插其中
如果非要让学龄前的孩子学点什么呢，例如像中国孩子一样，学钢琴、绘画、舞蹈、外语之类？对不起，法律不允许。德国《基本法》第一章第七条第六款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除非是个别家庭有条件自行教授孩子学习这些内容（可能还要提防邻居会起诉你），社会上根本找不到相应的机构来对孩子进行学龄前培训，幼儿园也被禁止传授专业知识。学龄前的孩子，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
很多读者也许认为，这并不是幼儿园的常态，将学龄前儿童组织起来，难道就是让他们尽情玩耍吗，这岂不是有点虚度光阴？我们又要再次遗憾地告诉大家，幼儿园，无论是这个词语还是其实体，都诞生自德国。
1837年，被誉为“幼儿教育之父”的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在图林根州的巴特布兰肯堡，创办了一所“发展幼儿活动本能和自发活动的机构”，招收3-7岁学龄前儿童。1840年，热爱大自然的福禄贝尔用一个自创的合成词为这个新机构命名——“幼儿园”（Kindergarten）：幼儿园即是花园，幼儿如同花草，教师犹如园丁，儿童的发展亦如植物的成长。
福禄贝尔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内在本能，尤其是活动本能的自发表现，也是幼儿时期最纯洁、最神圣的活动。活动本能日后将会逐渐发展成创造本能。因而对儿童的教育，不应加以束缚、压制，也不应拔苗助长，而是应当顺应其本性，满足其本能的需要，如同园丁顺应植物的本性，给植物施以肥料，配合以合适的日照、温度。如此，蕴含在人里面的神性将得以在人性里逐步被唤醒而体现出来。因此，游戏和手工作业应是幼儿时期最主要的活动，而知识的传授只是附加的部分，穿插其中。幼儿园只需使用口语，不需要学习文字。而教师最主要的责任，是妥善地加以指导、设计各种游戏活动。
据此，福禄贝尔设计了一套教具，称为“恩物”（德语：Spielgabe；英语：Froebel Gifts），以球体、立方体和圆柱体为基本形态，供儿童触摸、抓握（在西方思维中，几何图形皆与至高的理念相关，亦可看作“上帝的恩赐”）。他也重视环境的设置，主张幼儿园内必须设置花坛、菜园、果园。
福禄贝尔教具，以球体、立方体和圆柱体为基本形态，供儿童触摸、抓握
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时隔80年，1919年，奥地利教育学家鲁道夫·史丹纳，应德国斯图加特的华德福-阿斯托瑞尔（Waldolf-Astoria）烟厂经理之邀，建立了一所子弟学校，实践其“人智学”教育理念，之后的一个世纪，华德福教育蓬勃发展，成长为一场非宗教性质的独立教育运动。熟悉我们刊物的读者，对此一定不会陌生。而史丹纳的教育实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福禄贝尔的延续。
看起来，德国的“幼儿园”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中国的幼儿教育的种种怪现状，原来是“因地制宜”，自己调配出的苦酿。只是再想回头似乎太晚——德国教育，学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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