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经面对一个可以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机会
在经过贞观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大唐王朝的经济实力取得了巨大增长，于是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怀柔政策，开始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在十余年的时间内先后攻灭东、西突厥，降服了薛延陀，击退了吐蕃的袭扰，征服和控制中亚绿洲，从而将王朝的西部边境拓展到了现在的塔里木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附近，与波斯人建立的萨珊王朝东部的呼罗珊地区接壤。
萨珊王朝，也称波斯第三帝国，也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国祚始自公元224年，651年亡，曾经与罗马帝国共存了超过400年。
620年前后，萨珊王朝全盛时期，控制的土地面积达到约56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达1970万。领土包括当今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波斯湾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以及印度部分地区。
然而，在大唐的国力处在鼎盛之时，萨珊王朝却刚刚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遭受了惨败，而其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人及波斯人由于长年受到战争的侵害，加之经济衰退、税赋沉重等原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起来反抗，造成了王朝陷入持续性的衰退之中。
632年伊嗣埃三世继位，刚刚统一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阿拉伯军队开始入侵萨珊王朝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边境，从而揭开了征服波斯的序幕。
彼时的萨珊王朝无力将境内的诸多封建王国联合起来，于是阿拉伯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旗下的军官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完全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不过，由于哈立德在634年受命调往叙利亚对付拜占庭帝国，而接替哈立德的将领能力不如他，从而让萨珊王朝在634年的河桥战役击败了阿拉伯人，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公元637年，在哈里发奥马尔·本·哈塔卜的率领下，阿拉伯军队在卡迪西亚会战击败鲁斯塔姆·法罗赫扎德领导的波斯军队，并围攻萨珊王朝的国都泰西封，泰西封经历漫长的围城战后失陷，伊嗣埃三世放弃大量的宝藏向东逃遁。一些萨珊王朝的官员试图召集兵力抵抗入侵者，但由于缺乏强而有力的中央权力，他们在纳哈万德战役被击败，由于军事指挥体系名存实亡、财政资源受到破坏，此时的萨珊王朝已经无力对付入侵者。
公元638年，国王伊嗣候三世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请求大唐派出援军，帮助其抗击阿拉伯军队的入侵，彼时的大唐帝国，正处在国势蒸蒸日上的巅峰时刻，假如唐太宗李世民愿意派出数万精锐远征萨珊的话，非但能在短期内将大唐的国境和影响力拓展到西亚，而且长期来看必将遏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进而完全彻底的改变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要知道，早在西汉初年，中国与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就建立了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文化、技术和物资通过这条漫长的道路来传播和交流，促进了双方和沿途国家与地区的发展。但是阿拉伯帝国横空出世，将欧亚之间的陆地联系完全的切断了，随后便完全垄断了两者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对东西方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故而伴随着贸易而生的文明传递也随之逐渐衰落下去，从而失去了相互借鉴和学习的机会。
那么假如大唐帝国愿意介入萨珊王朝的保卫战，是否有能力击败阿拉伯人来改变历史呢？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如下：
第一，唐军的整体战斗力远远高于同期的阿拉伯军队。
1，彼时的唐军已经装备了明光铠和采用了复合钢工艺的唐刀，还有早在秦朝便普遍装备、已经大幅改进的弩箭，与仍然使用拜占庭式样直剑和简单皮甲的阿拉伯战士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2，唐军骑兵比例很高，并且相当多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阿拉伯骑兵主力的突厥人），而阿拉伯骑兵当中骆驼兵比例很高，在沙漠作战或许还有些优势，但是在萨珊王朝疆域内的草原和戈壁、平原上，完全处于下风。
第二，双方能够出动的兵力存在巨大的差距。
大唐的人口总数在4000万以上，在确保国内安全的情况下，派出五万左右
的远征军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而彼时萨珊王朝的大部分疆土还没有被阿拉伯军队完全控制，纠集数万军队辅助作战是完全可能的。
彼时的阿拉伯帝国，总人口不过区区1500万，其在与拜占庭帝国决战之时投入的倾国之力不过区区2.5万军队，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第三，远征军的补给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彼时的呼罗珊及其附近地区尚在处在萨珊王朝的控制当中，是能够就地给远
征军提供足够补给的，而百余年后的怛罗斯之战则证明了唐军完全有能力解决从从安西到呼罗珊的补给问题。
第四，阿拉伯半岛的人口和资源决定了其完全没有能力进行长期的战争。
在默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之前，贝都因人为主体的阿拉伯人基本上都是以
游牧+抢劫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之所以疯狂的向往扩张，是因为征服战争能够带来大量的财富，或者说，以宗教和国家战争的名义进行抢劫，然后在以战养战，继续扩张，单纯依靠半岛本身的资源和人口，是没有办法支撑长期战争的。
第五，唐军的出现能够有效的激发萨珊王朝残余军队的士气，同时则严重的打击阿拉伯军队的士气。
要知道，彼时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连乌拉尔地区的高加索种族都到长安进贡，萨珊王国不远万里来求援，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阿拉伯人自然知道东方这个强大帝国的存在。
当然，大唐皇帝最终没有答允萨珊的请求，而在萨珊王朝苟延残喘的数十年当中，又进行了两次同样的尝试，答复都是相同的。于是整个中亚和西域，逐渐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然后通过怛罗斯之战，将大唐彻底驱逐出去，伊斯兰教随即取代了佛教，变成了当地居民的信仰，直到现在。
从唐太宗晚年到唐玄宗即位，大唐朝廷内部纷争不断，却没有动摇王朝的根基，原因何在？
在先后送走了大唐王朝的创立者高祖李渊和帝国统治的巩固者太宗李世民之后，高宗李显继位，由于其体弱多病，政权很快落入了野心勃勃又精明强干的皇后武则天之手，从此时直到玄宗李隆基登基为帝，大唐的朝政经历了连续数十年的混乱，但是“开元盛世”的迅速成功，将大唐的国力再次推向了新的高峰。这当中，除了玄宗本人和朝臣的努力之外，还有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此前持续数十年的内政混乱，并没有动摇到王朝统治的基础，即京畿之外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广袤的乡村，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最重要的原因有如下两个：大唐王朝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士族的崛起制衡了豪族势力。
大唐王朝顶层的制度设计在控制整个国家地方政权方面，遵循的原则是确保地方政权具有充足的自主性，把自上而下的干扰降到最低限度。
从唐高祖时期，在全国设立了43个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总管府，地位在该地区的文职之上，对境内的一切军事、民政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每个总管府的管辖范围都很大，基本上都包括了三个以上的州，其中最大的总管府所管辖的州一度达到将近40个。
唐太宗登基之后，用都督府取代了总管府来管理地方行政，将全国358个州当中的272个纳入总管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几年后，太宗重新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道”，但是没有常设机构和官员，仅仅是不定期的从京城派出官员巡察而已。
如此一来，大唐的地方政府和广袤的乡村地区，与朝廷所在的京都的直接联系基本上保持在税收、兵役和法律三个方面，换句话说，只要确保及时缴纳税赋，服固定的劳役和兵役，再按照统一的大唐律法来审判，中央政府便不会干涉地方的事务。
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是具有极大的韧性，能应付相对较为复杂的局面，劣势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较为疏远，地方主官处于歧视链的底层，与京官之间泾渭分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升迁，再加上经常有京官被贬谪流放到地方任职，更加重了地方官员被歧视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士族崛起制衡豪族。
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都是关陇贵族，属于北朝的门阀世族，拥有广泛的人脉和超强的实力，从而能够轻易的终结乱世，开创自家的王朝。而在大唐立朝之后，关陇集团依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毫无疑问，一旦天下有事，必然会有新的家族要取而代之，于是乎，李唐皇族不得不削弱和制衡豪族来保障王朝内部的稳定。
从高祖李渊时期就恢复了被战乱中断的科举，太宗、高宗、武后直到玄宗朝，都在不断的扩大科举的规模和范围，从而通过考试制度，从读书人中间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士族”，他们中的佼佼者能够升迁到宰相的高位，位极人臣，表现优秀的新晋士族官僚布满整个朝廷的要害机构，从而将传统的豪族势力全面的压制住，防止了其坐大到完全掌控朝政的程度。
由于上述两个重要因素起作用，即便是在武则天一度采用鼓励告密、重用酷吏的恐怖统治时期，压抑的政治气氛也仅仅局限于京师之内，而在京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大唐王朝各项制度依然在正常运转，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玄武门之变”的直接诱因乃是李渊摇摆不定的态度！
“玄武门之变”是指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
李世民在政变中率领部下击杀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然后再逼迫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并在几个月之后胁迫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玄武门之变”的直接后果是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并开创了称为“贞观之治”的盛世，然而，无论如何美化，这次政变都是一场手足相残、父子相煎的人伦惨剧，而太子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所以会演变成势成水火的局面，是因为作为皇帝和父亲的唐高祖李渊在对待两人的态度上始终摇摆不定，未能准确、及时、有效的进行干预，解决举国上下最为关注的继承人问题，进而将祸端消弭于无形。
首先，唐军攻克洛阳之后，李渊将李世民的地位和权势拔高到几乎与太子建成相当的地步，已经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武德四年（621年）十月，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开设文学馆，收揽四方彦士入馆备询顾问，文学馆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形成一个小朝廷。
如此丰厚的赏赐在太子和秦王这对兄弟之间必然产生截然不同的心理预期，太子的想法只能是：我是太子，帝国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地位理所应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但父皇将弟弟拔高到如此程度，难不成有将他立为太子的想法？同时秦王又在积极的招纳四方贤士，显然在为此做准备啊！
同样的，站在李世民的角度来看：父皇恩宠日隆，把自己的位置提高到跟太子比肩的程度，再联想自己立下的功劳远超长兄，莫非是想让自己取而代之？
其次，对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在朝廷内部的相互攻击、陷害，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助长了两个集团之间对立情绪的蔓延和仇恨的滋长，最终势成水火。
房玄龄和杜如晦彼时已经是李世民的最重要谋士，太子建成和元吉的用谗言说服李渊，将两人先后革职，而李世民麾下最重要的武将尉迟敬德，则险些被建成派人刺杀掉。
同样的，当负责统领太子的东宫侍卫的杨文干谋反被诛杀之后，李世民等人则千方百计的想将建成给牵连进去，指控他妄图造反，取代高祖。
上述事件中，李渊从未能清楚明白的把背后的阴谋搞清楚，然后给予警告和压制，反倒完全陷入了双方精心编织的谎言和诬蔑之中而不能自拔，失去了作为终极仲裁者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完全无视两个集团明目张胆的增强实力的步骤。
太子建成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朝臣，收买李渊后宫的妃嫔，在皇帝周围营造出有利于己的舆论氛围，同时借助太子之位来加强对都城长安军政的控制，同时，招募数千精壮士兵组成长林兵，拱卫东宫。
李世民则锐意经营洛阳基地，通过各种手段笼络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军政首脑，让心腹将领牢牢控制住洛阳，显而易见，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在宫廷斗争中获胜，所以打算一旦在长安的宫廷斗争失败了，便借助此地进行自保和反击。
最终，李世民精心策划的玄武门之变，便是成功的利用了李渊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李世民向李渊诬告太子建成和元吉这两兄弟淫乱后宫，李渊没有识破背后的阴谋，立刻安排人调查，他的一个妃子把消息透露给了建成和元吉，兄弟二人慌忙进宫向皇帝老爹解释，完全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兄弟冰冷的刀锋！
唐高祖李渊，作为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雄才大略智谋深远，可惜的是，关心则乱，在几个亲生儿子之间犯了迷糊，直接诱发了骨肉相残父子相煎的惨剧，假使他能高瞻远瞩，彻底完全的压住李世民，或者干脆利落的将他立为太子，惨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首鼠两端，结果是只能是左右挨耳光！
唐太宗为何忌讳《起居注》？
《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
自汉以降，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负责修《起居注》的官员，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均随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记录的内容甚为广泛，包括除了皇帝宫中私生活外的种种言行，其编撰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类：首先是关于礼仪方面的记事或是行踪，例如祭天、立后、立太子，以及向皇太后问安等等。 其次记录皇帝发出的各种诏令、口谕。 然后写中央各部呈送上来的重要的奏折、题本。 最后还有地方大官的奏折。同类的事情中，则以事务轻重为顺序加以记载。
从上面百度词条找出来的名词解释不难看出，《起居注》实际上应该算作一系列的书籍，由于为了确保历史记载的公正性，《起居注》一般是绝对禁止当朝的皇帝阅览的，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负责撰写的史官拥有拒绝皇帝阅览的权力。
解释完了《起居注》，回到了本文讨论的话题，即唐太宗为什么会忌讳《起居注》呢？他可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盛世的大唐明君啊！
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点，不错，唐太宗确实是个雄才大略智谋深远精明过人的一代明君，但其登上皇位是通过“玄武门之变”这种叛乱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唐高祖李渊的安排，通过合理合法的继承来实现的。因此，为了营造出其继承皇位的正统性，只能通过编撰史书将其父亲李渊的形象改造成平庸无能之辈，将太子李建成诬蔑为性格暴戾乖张，轻薄无行之徒，再把自己塑造成高瞻远瞩的少年英才，一手促成了推翻隋朝，是创立大唐王朝的核心人物。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唐高祖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名叫温大雅的，将他跟随李渊征战的经历编撰成了《唐创业起居注》，详细记录了李渊自隋末起兵直到占领长安、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天的史事。该书所记史事与《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有非常大的出入，温大雅笔下的李渊是位早已对隋朝怀有异志，兼具野心与雄心，并且勇猛顽强，足智多谋的人物，起兵反隋完全是其一手策划并实施的，李世民在整个事件中仅仅是个听命而行的儿子而已，根本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点，唐太宗李世民终其一生，都难以完全摆脱“玄武门之变”带来的巨大阴影，故而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他对于自己留给后世的形象是极其关注和在意的，以至于企图改动《起居注》来提高自己的形象，可惜的是，他又遇到了一位耿直的史官，褚遂良，难以如愿。
《大唐新语》中详细的记载唐太宗的一次尝试。
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撰写《起居注》。
有一次唐太宗问道：“爱卿负责起居注，记的是都是什么事，人君可以查看吗？”
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记的是人君的一言一行，而且记下善恶，作为约束警戒，这样人主差不多就不会胡作非为了。臣还没听说过有哪位帝王亲自查看史官的记录。”
太宗说：“朕有不善，爱卿也必须记下来吗？”褚遂良说：“坚守君臣之道还不如坚守职责，臣的职责就是记录，所以人君的举动必须记录下来。”
黄门侍郎刘洎也上来补刀：“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之人都会记着。”
虽然唐太宗修改《起居注》的意图没有实现，但由于《起居注》属于不能外传的书籍，后世自然只能拿官修的正史作为评论前朝的依据，故而还是成功的抹黑了唐高祖李渊和太子建成，并把自己变成了大唐帝国的缔造者。
唐太宗征高丽为何也功败垂成？
公元645年，当唐太宗李世民不顾挚友、内兄、宠臣长孙无忌的极力反对，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和名将李世绩直趋辽东，与此同时，大将张亮率领多达五百艘舰船、五万水军的庞大舰队从海路直扑平壤，无论是彼时的大唐帝国臣民，还是后世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唐军大获全胜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连接唐代中国心脏地带与攻击高丽前进基地河北的永济渠早在隋炀帝手上已经完成了，既不用耗费额外的民力和资源，也不用承担由此带来的不满和骂名。
其次，隋炀帝连续三次对高丽用兵，虽然全都以失败告终，但却给唐朝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最后，征讨高丽之时，“贞观之治”时代已经延续了十余年，大唐的国力正处在巅峰时刻，可谓兵精粮足，而彼时的唐军先后击败突厥、降服了西域，打退吐谷浑和吐蕃的挑衅，是带着胜利余威的百战精锐。
四月份，唐军在李世绩的率领下迅速渡过辽河，然后一路攻城略地，并接连不断击溃高丽军主力，斩首数万，并攻克曾经顶住隋炀帝大军的重镇辽东城，随后又在安市城外完胜高丽十余万援军，进而包围安市城。唐军大胜的消息传开，高丽举国皆惊，后黄城、银城的居民都弃城逃走，数百里没有人烟，胜利似乎唾手可得。
然而，高丽守军据城坚守进行殊死抵抗，唐军围攻两个月不下，眼看严冬即将来临，太宗不得不下令撤军，结果在归途中遇上暴风雪，死伤数千人，最终功亏一篑。
公元647年，唐军再次出击，虽然又击败高丽军队，但仍然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唐太宗最终功亏一篑呢？答案是，错误的战略选择！
隋炀帝和唐太宗选择的战略其实并无二致，都是集中优势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来个短促突击，力图毕其功于一役，殊不知，高丽特殊的地形和气候，再加上高丽人善于防御这三个特点，注定了隋军和唐军无法速战速决。
特殊的气候：高丽地处东北，属于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多雨。夏天的雨水造成道路泥泞，无法通行；秋冬季的低温会造成大面积的冻伤，春季的融雪、融冰同样对交通形成巨大的障碍，真正适合用兵的时间只有从春末到夏初之间短短的三四个月，能够用来作战的时间窗口期非常短暂。
特殊的地形：东北地区既有绵延起伏的山脉和大片茂密的森林，又有数量
众多的河流、湖泊和沼泽，没有现成的道路系统来让规模庞大的军队使用，高丽则可以依托坚固的堡垒和城池打消耗战。
曾经跟随隋炀帝进攻高丽的前隋朝官员就特别提醒过唐太宗，高丽军非常善于防守。
在这种情况之下，唐太宗正确的战略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在春末之时，以三万左右的精兵为主力，直驱辽河，然后派数千骑兵渡河进行骚扰作战，其余部队就地构筑坚固而又耐寒的堡垒，甚至城池。与此同时，集结在后方的同等数量的军队和大量民夫，用整个夏天的时间修筑从河北到辽东的补给线并分兵据守，确保前线能得到物资和人员的补充与保障。
严冬降临之时，收缩兵力固守，等到来年春末，再徐徐向前推进，不断的压缩高丽军的生存空间，同时让其无暇农耕，消耗其国力，如此一来，高丽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主动进行战略决战，要么放弃抵抗。
表面上看起来，塔防模式耗时过长，但实际上的效果来看，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其效率反而是远远高过短促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