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邗沟泗水，第一天
第一天，2015年8月7日，家-> 太仓->常熟-> 南通姚港路，125km，由通常汽渡过江
潘越6月初高考结束，考取武汉大学测绘专业，一个很好的专业。在中国古代，男人学业到了一个阶段，在走入社会之前，会先去外面游历一段时间，比如闻鸡起舞的祖逖、刘琨，而西方国家现在还是有这个传统，高中毕业生大都会利用这个暑假去国外游历，而且社会也会给这些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
我是拉着儿子去骑行，之所以选择这条线路，中国二千年的文化主要还是沿着孔子的儒家思想传承下来的，尽管里面掺杂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和内容，甚至已经改头换面，但根还是在孔子这儿，孔子的思想最早叫洙泗之学，就是洙水与泗水之间的那个私人学校，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也是在泗水之源。所以去泗水、泗水的源头去看看。我们至少比朱熹老夫子幸运，他只能想像“胜日寻芳泗水滨”，而我们可以实地去“识的东风面”。
每次选的骑行时间似乎都不好，这几天预报有一个台风要登陆长江口，至少会擦过苏北沿海，带来大风大雨。犹豫再三，还是上路吧，实在不行，中间休息，等台风过去。
出发的时间有点晚，8点半算从家中出发。现在是夏天，晚上八点天还是亮的，倒也不用担心会骑夜路。
出门不利，刚骑出去3公里，到庙泾路，潘越和一个骑电瓶车的撞了，把胳膊肘撞破了，把别人的手指也撞出血了，没话可说了，简单处理一下，骑到七宝镇，在一个药店里买了酒精棉、红药水、纱布，算是仔细清洗、上药和包扎了，然后继续前进，这中间潘越没有哼一声。
天气闷热得很，确实是台风来之前的征兆。我们由七莘路拐到G318，向西到嘉松中路，然后一路往北，一直把嘉松北路骑完，到外冈镇，已经是中午了，下来吃午饭，潘越胳膊肘上的纱布包得还行，动作时有点不方便，撑着车把时间久了有点痛，但还可以坚持。吃饭时，下了一阵急雨，就一阵子，吃好饭雨也停了。
午饭后，直接就骑到了沪宜公路上，这是204国道的江南段，204国道起点是烟台，终点是上海的人民广场，也叫烟沪线，全程1000公里多一点，最接近上海市区的那块里程碑在真南路，是K998，后面就没有里程碑了。
拐到国道后，大概五六公里，来到沪苏交界处。
2014年底我曾经从204国道江南段骑行回南通，一路上始终有一条河流相伴，以为是《禹贡》中“三江既入”中的娄江。回去百度地图一查，原来是盐铁河，在百度百科中又认识一个词“冈身”。冈身是六千年前长江入海口南岸的海堤，那时的长江口是一个大喇叭，今天上海仅青浦、松江和闵行的一小半在岸上，其他全部在大海之中。
后来长江中的沙洲并到岸上，最后合并的部分一定是最浅的。二千多年前西汉初年，吴王刘濞要发展吴国经济，知道“要致富先挖河”的道理，就在最浅的地方挖了这条河。吴国有盐没铁，需要把盐运出，把铁运入，所以取名盐铁河。二千年后，江南地区成了中华民国最富庶的核心区域，需要修建公路，公路要修在地势高的地点，古海堤显然是最理想的，所以有了沪宜公路，1949年后成了204国道的江南段。知道自己一直伴着历史的河，骑行在历史的背脊上，觉得自己挺牛B。其实，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到太仓
沿国道和盐铁河一路向西北，到常熟市的支塘镇离开国道，走支梅公路，苏通大桥建成以前，由南通到上海的长途班车走的就是支梅公路，曾经非常繁忙，现在没什么车了，而路比那时候要好得多。在珍门村拐到一条小路，叫通珍线，乡级公路了。4:20到达通常汽渡，下雨了，穿上雨披，雨披其实不适合骑行，不管大雨小雨，基本上没什么用处。
昔日的通常汽渡非常繁忙，车流滚滚，到节假日，排队七八个小时是常事，我有一次小长假时开车回南通，车子离这个汽渡四五公里，就走不动了，后来绕道江阴大桥，多走了100公里，但还是比排队节省了2个小时。今天的通常汽渡可以用“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形容，渡轮开动后，整个渡轮上大大小小6辆车，几辆摩托车，和我们2辆自行车，这样还能赚钱吗？还能把渡口维持成这样，能保证汽渡的运行，应该很了不起的。
上船后，雨停了，二个人有点狼狈地坐着休息。
最早从南通到上海只能坐船，当时长江上只有南京和武汉二座长江大桥，当时的申通客轮往返南通港和十六铺码头，是6个小时，基本上是一个晚上的时间，买不到四等舱的话，只能在甲板上眯一个晚上；后来有了所谓的高速客轮，上海是停靠在吴淞口，船行2个多小时，再转车到上海市区1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可以在白天出行，都是座票，票价自然比普通客轮高不少，是高端商务人士的选择，我那时候在南通无线电厂工作，出差到上海，如果要坐高速客轮，是要特别申请的。
后来有了汽渡，先是通沙汽渡，然后是通常汽渡，后来还有了海太汽渡，长途班车由汽渡过江，一般情况下，单程可以在4小时以内到达上海或者南通的长途客运站，票价和客轮的四等舱差不多，于是大家都转去坐长途汽车。渐渐地，长江航运开始衰退，九十年代初，我遇到一个中年男子，听他口气，曾是南通港的一霸，在南通港附近没有他搞不定的事，大概就是倒票、摆摊、运货之类的事，长江客运后来还维持了很多年，但没有了昔日的辉煌，那位的口气中有很多的无奈，到今天我还能记得起来，因为我对那个港口的印象总是不好，因为我总是去排队，但几乎买不到四等舱的船票，而我又没钱去买票贩子手上的高价票。
几个汽渡同样辉煌了十来年，在入口处排队时，记得很羡慕可以从出口车道逆向进去的特权车，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领导，大多就是认识渡口派出所的谁谁谁、渡口上的哪位工作人员，如此而已。
2008年，苏通大桥建成，从南通家到上海家中，点对点需要2个小时，真正体会到天堑变通途的便利。很短时间内，汽渡就没什么人走了，今天这个样子，应该是常态了，大概只有长假时，苏通大桥、江阴大桥、泰州大桥都堵车，才会有人选择从汽渡碰碰运气，那时候，如果汽渡还有老职工的话，只有那几天还能重见旧日的热闹。
上岸后从南通开发区经过，很多年没有走到这儿了，根本没想到此地已经是一个化工区，气味杂陈，每过一个厂区，换一种味道，厂区与厂区之间小块的土地，大多种植玉米，将要成熟的玉米棒子挂在枝头，这些玉米被收获以后会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住在附近，肯定有的，不然谁来照顾这些玉米呢？尽量憋住气，离开这个神奇的开发区。
6点钟，骑到狼山脚下，快到了。
南通市区叫崇川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二个说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通州兼辖崇明镇而得名，是因为百多里之外的崇明镇；另一说法是通州南边有五山，在一片平原之上，五山高耸即为崇，因此而取名崇州。这二个说法都不可靠。
比较站得住脚的说法如下：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一个短期的分裂期，叫五代十国。中原地区先后有五个王朝相继，除了中原之外的其他地区则有十个王国割据。占据长江下游的是吴国，后来被南唐取代，南通海门所在的长江口北岸由南唐统辖；占据浙江以及长江口南岸的是吴越国；而在长江的上游是后蜀国。吴国（南唐）和吴越国经常在长江口打来打去，南通海门是主战场。
南通和海门原先是长江口的二个大沙洲：胡豆洲和东布洲，它们并到大陆的确切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在五代十国时期肯定已经是长江口北岸的陆地了，当时只是一个军事要塞，所以叫东洲静海军，由地方势力姚氏家族统治了数十年。当时这二个地方偏僻、贫穷、落后，根本养不起什么军队，所以在南唐和吴越的争战中，姚氏的部队老是吃败仗，姚氏的族长、家长什么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不过东洲和静海实在太贫穷了，吴越也没有兴趣占有，打赢了也就撤，只要不会发展到威胁吴越国就行。
五代的最后一代是后周，第二任领导叫柴荣，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牛x皇帝，后来北宋能够结束五代十国的乱世，基础是柴荣这儿打下的。柴荣的年号叫显德，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后周打下了南唐的江北之地，包括东洲静海军，而吴越的水军再次开到对面的江面耀武扬威，意思是你们别牛，我们随时可以打过来。这一年，因为此地“海绕东北，则通辽海诸夷；江绕西南，则通吴越川广；内有官河，则通齐鲁燕冀”，所以柴荣下令更名为通州，下辖静海、海门二县。这是要把此地当作一块稳定的领地来经营了，而不是之前的军事要塞。这就叫做雄才大略，吴越国和南唐国的领导们显然缺乏这样的战略眼光。
可惜的是，一年以后的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柴荣突然病逝。又过一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篡了柴荣儿子柴宗训的位，建立北宋，通州也归了北宋。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后蜀国，倒是一直有一个地方叫通州，它位于嘉陵江边，地处川、渝、鄂、陕的结合部，是个交通要道，西魏的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就开始叫通州了，比我们的通州得名早了四百多年，之后隋、唐、五代十国期间，有时候叫通州，有时候叫通川郡，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赵匡胤发兵进攻后蜀，仅仅二个月就灭了后蜀。对于北宋来说，长江口的通州归顺在前，四川的通州获得在后，所以把四川的通州改名为达州，后来就一直叫达州或者达县，别名通川，今天达州的市区还是叫通川区。
公元1022年，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去世，他年仅13岁的儿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宋仁宗一朝是北宋最繁华、发展最快、人才辈出的时期，主要是因为宋仁宗有一位很好的太后，刘太后，她是宋朝第一位摄政的皇太后，常与汉吕后、唐武后并称，史书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不过她也有糊涂的时候，她在赵祯刚继位的时候，要求全国避她父亲的讳，她父亲叫刘通，于是通州不得不改名为崇州。刘太后很快也发现这个事情不是太好，不久取消了这个命令，于是崇州又改回了通州。
宋仁宗时代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名叫晏殊，官当得很好，词也写得好。“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都是这位大哥的词句。他还编辑了一本《类要》，在这本集子里晏大词人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把四川通州的演变史搞混到长江口的通州，同时把通川的别名也带了过来，所以我们的通州也有了通川的别名，因为避刘通的讳，改名为崇州和崇川，避讳取消后，崇州改回通州，却忘了把崇川改回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这就是所谓的错中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