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竹马的我们，走进生殖辅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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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关系中，不孕不育是难以言说的隐疾，拉扯夫妻间敏感的情绪。家庭权力、夫妻关系以及对婚姻的信任与否，都会在这场漫长的求子路上展现。背后暴露的，绝不止一个孩子那么简单。
本文由当事人口述，作者采访撰写。
2019年7月，晓慧陪我到莫斯科取精。
那是一座远离繁华的小型疗养院，两栋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充满繁琐堆砌的雕刻，误闯进来会以为是教堂。
两栋建筑由一片草坪隔开，经常有稚气未脱的女孩在草坪上散步晒太阳，挺起的肚子没有影响她们欢快的笑声。朝阳的建筑是她们主要的活动空间，除了二十多间卧室，瑜伽室、阅读室、会客室一应俱全。另外一栋作为取卵、取精、培植受精卵的工作基地。
求子七年，我和晓慧被逼无奈，终于走上这条路。
1983年，我出生在河南一个工人之家。那年，国家计划生育的口号喊了三年，父亲因带头违反基本国策被单位一撸到底，下放车间当一个辅助工，一待就是一辈子。
妻子晓慧和我三姐同岁，我们住同一栋家属楼，先后在同一家医院出生，上同一所小学、中学，又在同一个城市读大学。她是家中独女，父亲官至厂长后光荣退休。所以，我和晓慧谈恋爱，在当时是颇有些自卑的。
大学毕业后，为了向晓慧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揣着一腔热血和母亲给的一千块钱，离开家乡，入职广州一家专注于提供企业安全以及IT基础架构产品的科技公司。
2010年前后，公司正值快速发展时期，加班、应酬如同家常便饭。全天候轮班值守很快击垮了我的健康，一个平常夜班，我因急性肾盂肾炎高烧入院。
晓慧听闻消息，请假手续还没办完就急匆匆从学校赶来。三天两夜，反复的高烧使我渐入昏迷。她在我床边几天未阖眼，不停地给我敷冰袋、擦身体，默默流泪。害怕太累，睡得太沉，晓慧竟然拿输液管将自己的手绑在我胳膊上，我一有动静，她就能立刻感知到。
醒来后我暗下决心，一定混出名堂，让晓慧风风光光地嫁给我。
2012年，公司在经历两轮高层领导更替后，顺利上市。我作为公司核心业务技术人员有幸成为激励对象。那一年，晓慧不顾父母反对，辞去教师的工作投向我的怀抱。
为了庆祝异地恋的结束，我为晓慧买下了属于我们的房子。同年底，我如愿和晓慧结为夫妻，婚礼在商丘办得盛大气派，父亲一扫半辈子的失意，终于在老同事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
婚后，晓慧专心做起全职太太，闲暇之余报了各种兴趣班，每天忙的不亦乐乎。我不加班的日子成了两人的蜜月，周末偶尔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结婚前两年，我们像是亡命赌徒一般不计后果的预支着这辈子的幸福。
家里催着生孩子，都在我这里被截住了话茬。晓慧是家里娇养的乖乖女，生性单纯孩子气未脱，对于生孩子这件事不用挑明也知道她的态度，肯定能拖一年是一年。
2014年底，父亲因尿血入院，被确诊高血压合并尿毒症晚期，肌酐、尿酸指数严重超标，需要立刻透析治疗。
父亲退休工资低，没有多少积蓄。三个姐姐嫁得一般，姐夫们都是靠力气挣钱养活一家老少，血汗钱轻易不能浪费在医院里。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答应借我30万无息贷款，三年还清，每月从薪水中扣除。加上我的积蓄，勉强凑了50万以解燃眉之急。
父亲的肌酐指数已经严重到不能靠腹膜透析来维持的地步，无奈之下改作血液透析。从此，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透析室代替了家属楼树荫下的那盘棋，成了父亲最常光顾的场所。
血液透析，就像家里的滤水器一样，将身体里所有的血抽出，流经过滤器滤除血液内的毒素后再返流回身体，以此代替肾功能正常工作达到人体排毒的效果。这是永久性的治疗，直至死亡，除非换肾。
我们姐弟四人先后做了配型，结果出来，只有我配型成功，符合亲属捐赠条件。父亲头一个不赞成我换肾给他，指着我的鼻梁破口大骂，“你要是敢摘一个肾给我，我立刻找根绳子吊死自己，绝了户也没什么好盼头了！”
没说出口的话谁都能明白，父亲是怪我和晓慧结婚两年至今没有孩子，再摘一个肾，在他看来孩子这辈子跟我就更无缘了。
不能亲属捐肾，剩下的一条路就只能是血透维持生命，慢慢寻找外来肾源。这样一来，治疗费用陡然上升，我必须备下至少100万以应对不知何时会进行的换肾手术。
思量再三，我征得晓慧同意后决定卖掉广州的房子筹备资金。生病后，父亲总是借着病人特有的任性三番五次发脾气，明里暗里催着我要孩子。做完透析，他语气柔软边哭边给我打电话：“四海，你爹没几年活了，临死就是想抱抱我孙子。”
晓慧跟我商量，“要不咱要个孩子吧，就当冲冲喜。”
备孕半年，好消息始终没有出现。我安慰晓慧，兴许是家中变故导致两人精神压力有些大，好好调整一下。晓慧不放心，拉着我到生殖中心做检查。结果出来，我一切正常，可晓慧的报告死死地被她攥在手里。
晓慧被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说白了，就是不能正常顺利地排卵，没有卵子，累死耕牛也播不出种来。
造人计划被迫停止，晓慧整天以泪洗面，父母亲又经常旁敲侧击打听消息，家里气氛剑拔弩张，我觉得自己时常处在崩溃边缘。
2016年初，我陷入整夜的失眠。睡眠不足导致注意力大幅度下降。工作中，一个本可避免地失误给公司造成了一千多万的营业收入损失，我被踢出核心骨干激励计划，手中的原始股开始锐减。
感谢这次事故，它令我损失了一笔金钱和事业上升的机遇，却及时敲响了警钟，勒住我日渐颓靡的身心。
我和晓慧促膝长谈，有病要治病，怨天尤人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多囊卵巢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大部分人都是能受孕的。
晓慧脸上长久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开始配合医生治疗。我突然从她脸上读懂了她之前的绝望，不是因为自己得病，也不是因为这辈子有可能做不了妈妈，而是我对于此事的态度和反应。
晓慧回到娘家调整状态，每个月回广州复查一次。岳母生怕晓慧被我无情地抛弃，开始谄媚讨好我和我父母。为了使晓慧怀孕，岳母到处打听民间偏方，听闻生鸡蛋黄能治疗不孕，硬逼着晓慧连喝了两个月。
又听说青蛙多子多福，托人每天从乡下打捞，给晓慧炖汤喝。到后来，岳母开始带晓慧到处拜神婆，符纸化成的水不知有多少碗进了晓慧的肚子。
折腾半年后，晓慧开始打促排卵针，每天都打，一个周期需要打十多针直至卵泡成熟。第一个治疗周期内，晓慧眼见着像个气球一样被吹起来，一层皮肤绷得紧紧地，亮晶晶泛着青紫，似乎一碰就会溃烂决堤。这是在药物的作用下，雌激素快速上升导致水分不能正常排出造成的水肿现象，尽管医生事先已经提醒过，晓慧的变化还是让我心惊肉跳。
促排卵打完之后，晓慧就更加殷勤地奔向医院，因为要随时监控卵泡的生长状况，一旦卵泡成熟，即刻安排同房，这个时候怀孕的几率是最大的。
检测卵泡成长一般采用的是一种叫做阴道彩超的技术，晓慧告诉我，第一次她没思想准备，越紧张越疼，简直像遭遇强奸。后来轻车熟路，裤子一脱，两腿一架，期盼着医生说出那句救命的话：“同房去吧。”
2016年，父亲没有熬到换肾手术，因血透并发症去世。
晓慧没有参加葬礼。她独自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等待着清宫。那是晓慧第二次自然流产，前一个也是受孕不久开始下体流血。
休养四个月后，晓慧像打了鸡血一样嚷嚷着重来。
这回，轮到我犹豫不决。尽管在内心深处，我想要一个孩子，眼见晓慧受到如此痛苦，内心的天平却逐渐摇摆不定。最后，我还是遵从了晓慧的意愿。
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婴儿，培育到一定程度后再植入母体，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孕早期自然流产的发生。
为增加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促排卵针的频率和次数都在加大，晓慧的屁股、肚皮开始布满针眼，青紫色看不到一块好皮肤。第一次打取卵针，我看到晓慧痛的嘴都抽搐了，虽然极力压制还是不受控制地吼了出来。
五次试管婴儿，均以失败告终。唯一一次培育出优质胚胎，植入后和晓慧维系了两个月的母子情分，又生化了，依然没有保住。更绝望的是，晓慧体内开始取不出合适的卵子以供培植。
晓慧渐渐像变了一个人，不能听到别人当她面提孩子的事，同时对我开始疑神疑鬼，加班稍晚，她能冲到我单位楼下一直等着。
同事们调笑说，四海哥，你也不用为生孩子的事情烦心了，晓慧嫂子快拿你当儿子养了。
怀孕这件事情，精神压力越大越容易异常。可当时我们都陷入了这场可怕的生子大战。无休止的打针、B超、破卵、取卵、培植，仿佛人生毫无意义，只有成功怀孕才能救赎我们。
晓慧打过几百针促排卵针，吃过无数中药偏方，屁股、腹部硬邦邦地找不出一块软肉扎针，痛苦都是她独自承担，精神压力大到一度求死。那个一笑满眼桃花被父母娇生惯养出来的小丫头死了，留下具只知求子的空壳机器。
我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的态度。我们是青梅竹马，当初结婚，晓慧愣是辞掉教师编制，独自跑到广州来找我，多年来一直在家做全职太太。她为我牺牲过太多。何况，两个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没有子女牵绊应该也挺潇洒，以后如果有机会还可以抱养一个。
将这想法跟母亲透露，母亲激烈反对，表示希望我们离婚。我在母亲面前扮演残疾，假装听不见。
然而，我渐渐不愿回到那个冷冰冰、充满绝望的家，不愿意面对晓慧那张愁眉不展的脸。也许早在当初我就该劝她停下，可是她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痛苦，停下，意味着之前的苦难都白费了。
直到晓慧40岁生日那天，吹完蜡烛她对我说：
“我们找个代孕吧。”
晓慧见我一时没有反应，从卧室拿出一摞厚厚的文件，都是代孕机构的介绍资料，上面写写画画密密麻麻，竟然还有一份完整的笔记用来分析各家优劣。
以晓慧目前取不出优质卵子的身体状况，代孕依然毫无意义。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生怕措辞不慎，成为压断她脆弱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
晓慧看懂了我的欲言又止，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孩子只跟你有关系，但我保证能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照顾。”
见我还是没表态，晓慧情绪突然失控，她发出一阵长长的鬼怪般的尖叫声，那是被压抑已久的魔鬼的声音。然后，开始激动地大声控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们全家恨不得一脚把我踢开然后再找个年轻漂亮的代替我，说不定现在已经找好了就等着我让位呢！想得美，死我也死在这里。
“我放着正式老师不做，背井离乡来给你当黄脸婆，现在觉得我没用了要赶我走，就算走我也要扒下你一层皮来！”
控诉到最后，只能听到晓慧微微开启的嘴不停念叨，“我就是想要个孩子，我要个伴儿……”
我们抱头痛哭。
权衡后，我们的方案是国内取卵，国外代孕。给父亲准备换肾的钱终于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这是一条至今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产业链，也是我和晓慧的最后一线生机。
国内市场目前存在着数百家代孕中介机构，规模不一，市场收费也混乱不堪，大多数属于“地下交易”。晓慧最终敲定的是一家知名社交软件提供的“海外辅助生殖服务”。
客服销售人员会在确定意向后提供代孕流程解释，多达20个环节。套餐也因代孕地点、代孕要求不同而差别巨大。权衡再三，我们选择了俄罗斯包成功的无忧套餐，总价60万元。整个周期内分6批付款，第一笔签约定金5万元，其余根据步骤付款。
卵子是套餐外额外付钱的项目，客户对卵子没有要求可以采用“盲捐”方式，一颗卵子价格一般在2-4万之间。有要求则会在代孕套餐签约后根据捐卵者身高、长相、学历三个维度进行报价，价格5-40万不等。
选中捐卵者后，中介可以安排双方在促排时当面会见，也可以通过视频连线再进行检查。
晓慧选中一颗15万的卵子，对方是一所知名大学的研究生。晓慧要求双方互不见面，只在看过基础资料后通了电话。代孕成功，严格意义上讲，那个女孩才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晓慧不希望我和她有任何直接接触。
2019年7月，我们抵达莫斯科。提供卵子的姑娘先我们一天入住疗养院，根据晓慧的要求，她的活动空间只限于自己的房间和取卵室，这样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和我直接接触的可能。
8月，莫斯科传来受精卵植入母体成功存活的好消息。我和晓慧不禁百感交集，这场求子路，我们走的异常艰辛，到这里算是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九。
晓慧跟中介每天保持联系，中介会将检测的数据、代母的活动范围、进食量、餐单等传给她。晓慧开始学习如何照顾婴儿，家里婴儿用品堆成了山，婴儿房一律按最高标准配置。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儿子今天怎么了……”
孩子真是神奇的生物，哪怕还没有出生，就已经集中了家庭所有的关注。他们可不管一个家庭由多少冤家对头组成，咯咯一笑哇哇一哭，甚至一张看不清面貌的四维图，都能把成年人稀里糊涂地连到一块儿。
儿子的预产期在2020年4月初，我们在预产期前早早订好机票，以期能等待儿子的出生。待在莫斯科的两周里，还需要办理出生证明以及亲子鉴定报告等证件，准备要提前做好。
我们相拥而眠，做的梦都是在倒数日子。
没想到，幸福因疫情戛然而止。签证取消，航班取消，连接我们和儿子的就只有每天中介传回的视频。疗养院封闭管理，但在疫情高度扩散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措施是能万无一失保证安全的。
消失已久的失眠又缠住我。
那段时间，滞留在俄罗斯的还有三个家庭，我们私下取得联系后互相鼓励，互相支撑。一家的苦难何其难过，放在一起稍稍显着自家苦难轻些。这样一想，日子就能慢慢往下捱。
令我担心的不止是健康问题，还有归属问题。在俄罗斯，法律是站在辅助生育母亲那边的，没有办理手续之前，如果代母产生任何想法，孩子的归属权很可能就不属于我了。
8月1日，全俄累计感染者超过80万，增幅有所放缓，俄罗斯终于恢复部分国际航线，但中国并不在列。此时，我的儿子已经在异国他乡独自过了百天。我们不停地催问中介机构，逼他们去接人，中介终于提供了第三国转机的方案。
8月20日，我和妻子穿戴全套防护服，登上广州飞往迪拜的飞机，在那里我们要滞留两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后才能继续飞向莫斯科。辗转四天，终于再度踩上了莫斯科的土地。
归国路程同样艰辛，大人闷在不透气的防护服里都难以忍耐，何况一个婴儿。不知是否在疗养院无人陪伴，儿子异常乖顺，除了喝奶换尿片，其余时间都在安安稳稳地睡觉。
回到广州好多天，我才后怕起来，路上发生任何意外，对于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都是一场致命打击。
儿子叫第一声妈妈的时候，晓慧背着他哭了一整天。儿子第一次拿小嘴去亲晓慧的脸，她又偷笑了一整天。我想，那个被生子折磨的灵魂也许终于得到了救赎。
我和妻子的求子之路前前后后走了快七年，没人能知道七年中的每一天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远望遥遥无期，回看不过白驹过隙。
前两天，我在卧室逗儿子拍球，皮球一不小心滚进床底。我弯腰趴着找球，意外翻出两枚纸箱，里面是一摞摞检查单和病历。我翻出来，慢慢看，眼睛里好像进了沙子。
这时，我听到晓慧在客厅的脚步声，赶紧将箱子推进床底，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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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