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关于“《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几点思考

但平心而论,还有一些疑点需要进一步挖掘资料,缜密思考,寻找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见闻寡陋,就此一说作了下述几点思考,以期引起方家关注,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一、董其昌与《金瓶梅》

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过程中,董其昌((1555-1636)是一位重要人物,有必要对其与《金瓶梅》的关系作一番细致梳理。
董其昌与《金瓶梅》的关系有以下资料:
1、袁宏道(1568-1610)读了董其昌的《金瓶梅》抄本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致函询问: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

此信可证董其昌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已拥有《金瓶梅》抄本,但应该只有“前段”,不然,袁宏道不会问“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
其次,这是袁宏道致董其昌的私人信函,因此董其昌应当是最早得知袁宏道对《金瓶梅》基本态度之人。
再次,袁宏道称“抄竟当于何处倒换”,说明袁宏道已经拥有《金瓶梅》前段的抄本。
2、袁中道(1575-1630)在其日记《游居柿录》万历四十二年(1614)记道: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

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

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2】

黄霖先生考定袁中道从乃兄袁宏道在真州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间【2】,因此袁中道与董其昌见面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五年之前,与袁宏道致董其昌函的时间相一致。
从此记载可知董其昌先是说《金瓶梅》“极佳”,同时又说“决当焚之”。
尽管这是近二十年后袁中道追忆董其昌语,但仍可说明董其昌对《金瓶梅》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复杂的。
其次,董其昌说“近有一小说”,可见为时不会太久,且董其昌应当知其根底,但又闭口不谈作者为谁。

《金瓶梅资料汇编》

3、《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落款题“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有几点可证这位“东吴弄珠客”即为董其昌。
其一,弄珠楼原址位于旧时平湖县城东门外的东湖之中,始建于明嘉靖中叶。
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平湖知县萧鸣甲在原基础上增建而成“弄珠楼”,成为浙西名景。
“弄珠楼”落成之际,萧鸣甲念及董其昌与平湖的因缘,向时任湖广提学副使的董氏索墨。他欣然应允,除题匾“弄珠楼”外,又赋《寄题萧使君“弄珠楼”诗》二首助兴。
清张云锦撰《东湖弄珠楼志》六卷(清乾隆鲍询、王瑛等刻本)亦有相关记载,当年弄珠楼有石刻董其昌七律二首,乾隆间已无存。
诗云:“壁间妙迹思翁字,颗颗明珠未寂寥。三尺青珉惊羽化,只今愁唱弄珠谣。”
董氏还以飞白体署弄珠楼,更题拱间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由此可知,董其昌与“弄珠”一词有着密切关联。
其二,“万历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此时董其昌的确是在“金阊道中”。
据当时民间的写本《黑白传》、《民抄董宦事实》可知,万历四十四年(1616),董其昌遭遇一次“民变”,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半年不得安身,此即所谓“民抄董宦”案。
董其昌心神不定,居无定所,完全符合“漫书于金阊道中”情形。
其三,从“东吴弄珠客序”可知,这位“东吴弄珠客”十分清楚袁宏道对《金瓶梅》的赞赏,所谓“袁石公亟称之”,但又说“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
而“东吴弄珠客”本人对《金瓶梅》的态度也很矛盾复杂,既称之为“秽书”,又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这种态度与袁宏道致董其昌函及袁中道《游居柿录》所记完全一致,
4、董其昌与丁惟宁(1542-1611)、丁耀亢(1599-1669)父子交往密切。
这里有必要旧话重提,即1990年2月发现于山东诸城的一封信,杨国玉先生曾就此信撰文辨证,笔者同意其基本观点,但关键是此信是否真实。
正如杨国玉先生文中所说:“可惜,诸城新发现的这封信是丁氏后人于清同治五年(1866)录藏的一份抄件,而非董思白手迹,使我们失去了从其书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出自董氏之手的重要线索。
或许也正因为这个重要因素的缺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黄霖、陈诏二位先生分别讲论、撰文,提出了多方面证据,对以上问题给予了全面否定。他们的观点在当时产生的影响相当大,此后,这封信便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3】

《金瓶梅序》(东吴弄珠客)

我们不妨再对这封信做些分析。如果此信是赝品,那么造假者是谁?其动机为何?
杨国玉在本文后记中说道:

“这封信的发现者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醒世姻缘传》研究并提出作者‘丁耀亢说’的张清吉先生。

据张先生函告:1987年秋,他在诸城博物馆查找有关丁耀亢的资料时,在一大堆纸色发黄多为破碎的字画、遗墨等物中检得此信,于是即将内容抄录下来。

因当时尚未涉足《金瓶梅》研究,故对信中的‘弄珠客思白’字眼未予格外注意。

到1990年2月,在南京参加海峡两岸明清小说学术研讨会期间,方知‘弄珠客’为《金瓶梅》的序作者署名。但会后再去诸城搜觅原件,被告知那堆文稿已在当年年底打扫卫生时清除掉了。

后来,张先生当时所抄录的信文即在一些学者中传抄开来。原件不存,确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笔者以为,对于这封信的内容,不宜轻易否定,而应该采取理性、审慎的态度予以进一步的深入辨析。”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将此信全文照录如下:

侍御公帏下:京师嗟阔,斗转数匝。邮筒相问,共觞梦求,痛何以堪!公退林泉,羲皇是敦,而虞卿蕉尾之效高邃,吾之知也。公之奇书,楚人椟中物,郑人岂识之哉!思白咏诵,契杜樊川所云“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也。嘱予固箧,懔从命,无敢稍违也。帛轴二,歙砚、湘管各一遗公,驿至否?金阊颙望意系。顿首。弄珠客思白上。丙午清和望日。

收信人为丁惟宁,信的内容符合丁惟宁的生平经历,无须赘言。信的撰写者署名“弄珠客思白”,文中又自称“思白”,写于“丙午清和望日”即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月十五日。
如果此信系伪造,关键在于“弄珠客思白”五字。但信的正文中已出现“思白”两字,因此只有“弄珠客”三字有造假的必要。
我们现在不妨先不理会这三个字,那么信中的“公之奇书”、“嘱予固箧”、“懔从命,无敢稍违也”应作何解释呢?
一般的诗文称不上是“奇书”,也没有必要“固箧”。此信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客套话、寒暄语,自“公之奇书”以下,才是致函的本意。
依笔者陋见,事情原委应是董其昌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将《金瓶梅》借与袁宏道传抄后,引起许多文人的关注,远在五莲的丁惟宁闻知此情,致函叮嘱。
董其昌此信正是对此叮嘱的答复。所谓“楚人椟中物,郑人岂识之哉!”即指一般读者只是看到《金瓶梅》淫秽的一面,而未能体会作者戒世的良苦用心。这与“东吴弄珠客序”中的观点完全一致。
还应注意的是,信中说“思白咏诵,契杜樊川所云‘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也”。
而且写这封信函的同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正是平湖知县萧鸣甲向董其昌索墨之时,亦即董其昌与“弄珠”二字发生密切关联之际,看来,董其昌对“弄珠”二字特别感兴趣。或许就在此时,董其昌才用“弄珠客”名号,十一年后为《金瓶梅》作序也就沿用了此号。
当然,这一切要以此信的真实性为基础,否则便全部冰消瓦解。

《<金瓶梅>奥秘探索》

5、那么,董其昌何时得到《金瓶梅》抄本的呢?这是“丁惟宁说”的关键所在,其中有一条线索值得关注,即嘉靖四十年(1562)进士、延宁兵备副使、诸城人陈烨所撰《东武西社八友歌》。
诗中有“董生文学已升堂,志高不乐游邑庠,云间孤鹤难颉颃”、“聪明才隽丁足当,弹琴伯牙字钟王,蔚如威风云间翔”等句。
“董生“即董其昌,“聪明才隽”之“丁”即丁惟宁。因在八人中董其昌年最少,故陈烨称其为“董生”,又因董其昌已于1589年中进士,故有“董生文学已升堂”之句。
据丁纪范《九老全图》跋知,“东武西社”成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董其昌应当到诸城与会。【4】
是否此次诸城之行董其昌得到了《金瓶梅》不全之抄本,然后回到南方的第二年便将《金瓶梅》半部抄本借给了袁宏道,需要认真考虑。
丁耀亢在其诗集《逍遥游》卷二《江游》“已卯春夏”题记中说:“忆昔已未渡江,负笈云间,从董玄宰、乔剑浦两先生游。庚申,僦石虎丘,与陈古白、赵凡夫结山中社。去今三十年,少年诗文无足存者。自己卯避地,溯海而淮而江,既不得南枝,蜡屐倦游,止于白下。纪其所见,积箧中遂成帙。然雪鸿留迹,蕉鹿迷痕,无益也。存之志慨尔。”【5】
丁耀亢去江南拜见董其昌等人是“己未”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丁耀亢年二十一。
庚申(1620)岁暮,丁耀亢自江南返回诸城。此次丁耀亢去江南前后不过一年有余,此时“东吴弄珠客序”已完成,但未提及刊行之事。
是否因为董其昌的《金瓶梅》来自诸城丁惟宁,才有丁耀亢此次短暂的江南之行,去董其昌处商定《金瓶梅》刊行之事,值得推敲。

二、丁耀亢、《续金瓶梅》及《三降尘寰诗》

1、康熙四年乙巳(1665)八月,67岁的丁耀亢因作《续金瓶梅》被逮入狱,经友人傅掌雷、龚鼎孳、刘正宗等全力援救,于当年腊月获释。
出狱后作《漫成次友人韵》诗八首【6】,其第六首云:

老夫傲岸耽奇癖,捉笔谈天山鬼惊。

误读父书成赵括,悔违母教失陈婴。

非前湖海多风雨,强向丘园剪棘荆。

征室何如宣室诏,九霄星斗似知名。

此诗的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误读父书成赵括”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战国时赵奢为赵国名将,其子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
蔺相如称其“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7】果然在长平战役中,赵括被秦击败身死。后人多以“赵括”喻指夸夸其谈而无实际本领的人。
丁耀亢此处用这一典故,是说自己因“误读父书“而遭牢狱之灾。赵括读其父之书而只会纸上谈兵,说明读的是兵书;丁耀亢读了父亲的书而作《续金瓶梅》被逮入狱,显然丁耀亢所读父书,理应与《续金瓶梅》相关。
“悔违母教失陈婴”见《史记·项羽本纪》: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

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

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於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8】

项梁立熊心为楚怀王,陈婴任上柱国,封五县。项梁死后,陈婴随项羽征战,项羽死后陈婴降汉,汉高祖六年十二月封堂邑侯。
陈婴因为听从了母亲的劝阻,得以封侯,功成名就。
丁耀亢悔恨自己未能听从母亲教诲,不仅未能赢得功名,反而招来灾难。丁耀亢罹祸是因写《续金瓶梅》,那么,丁母的教诲也应与《续金瓶梅》有关。
换言之,丁耀亢的母亲似应了解丁耀亢作《续金瓶梅》的内情,不然便不会阻止丁耀亢写作此书。

《续金瓶梅》

2、《续金瓶梅》卷首有以“西湖钓史”之名号所作序,认为《金瓶梅》乃“言情之书,情至则流,易于败检而荡性。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鸩酒自毙。袁石公先叙之矣,作者之难于述者之晦也”。
又说:

“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夫?《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

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畔道焉,乌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圣而赞经者。”

“《续金瓶梅》者,惩述者不达作者之意,遵今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金瓶梅》为之注脚……而其旨一归之劝世。”【9】
《续金瓶梅后集》“凡例”也明确说道:“坊间禁刻淫书,近作仍多滥秽。兹刻一遵今上颁行《太上感应篇》,又附以佛经、道箓,方知作书之旨,无非赞助圣训,不系邪说导淫。”【10】
总体来看,在朝廷、坊间都在禁毁《金瓶梅》之时,丁耀亢却对《金瓶梅》有如此评价,并将《金瓶梅》作为顺治皇帝颁行《太上感应篇》的注脚,以达到为《金瓶梅》正名的目的。
这些都可看出丁耀亢与众不同的态度,应当引起充分注意。
《续金瓶梅后集》“凡例”又说:

“前集中年月、事故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

前言孝哥年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顾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错讹,观者略之。”【11】

由此可见,丁耀亢不仅对《金瓶梅》十分熟悉,而且可以根据需要修正、改动《金瓶梅》的某些情节。
所谓“客中并无前集”,说明他完全根据记忆创作《续金瓶梅》,表明了他对《金瓶梅》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
3、丁耀亢的诗词留存甚多,其中涉及《金瓶梅》的诗作也是重要线索。
如作于康熙六年(1667)的《登超然台谒苏文忠公有感》:“穆陵霸气尚纵横,台畔遗文记典刑。物有可观皆可乐,人能超世始超名。旧河沙岸翻为谷,官署归鸦不入城。我著《瓶梅》君咏桧,古今分谤愧先生。”【12】
苏轼曾作《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副相王珪向神宗诬告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却回答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丁耀亢将自己作《续金瓶梅》而入狱与苏轼作咏桧诗而遭诬陷相提并论,在愤懑不平中,还透露出一丝自豪与欣慰,表明丁耀亢对因作《续金瓶梅》而带来的牢狱之灾并不感到后悔。
丁耀亢的这种感受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同一年作的《梅花禅偈二首》中,把《金瓶梅》隐藏在诗句之中:“梅花扫尽留月明,月明金瓶一样同。”【13】
虽然因《续金瓶梅》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但丁耀亢依然对“金瓶梅”三字充满了感情。
第二年丁耀亢作《中秋前一夜梦龚芝麓同游》诗:“竹林客散叹离居,梦里笛声到故庐。珠海光潜因瘗砚,《瓶梅》香尽久焚书。秋风锦字无鸿雁,明月空梁有珮琚。千里相思难命驾,当时挥泪忆停车。”【14】
“《瓶梅》香尽久焚书”,对《金瓶梅》的评价非常之高。

《丁耀亢全集》

4、《金瓶梅词话》的最后一回出现了两句诗:“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
这两句诗有何含义?“岱东峰”即泰山以东的山峰,究竟指哪座山峰?似乎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丁耀亢在《续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中讲了一段仙家因果:

当初东汉年间,辽东三韩地方,有一邑名野鹤县,出了一个神仙。在华表庄,名丁令威,学道云游在外,久不回乡。

到了晋未,南北朝大乱,辽东为鸟桓所据,杀亡大半,人烟稀少。忽然华表石柱上,有三丈余高,落下一只朱顶雪衣的仙鹤来,终日不去,引得左近人民去观看,他也不飞不起。

那些俗子村夫,还将砖石弓矢去伤他,他安然不动,那砖石弓矢也不能近他。人人敬他是仙人托化,来此度人。

果然到了八月中秋,半夜子时,长唳一声,化一道人,歌日:“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向街头大叫,说:“五百年后,我在西湖坐化。”后来南宋孝宗末年,临安西湖有一匠人善于锻铁,自称为丁野鹤。弃家修行,至六十三岁,向吴山顶上结一草庵,自称紫阳道人。庵门外有一铁鹤。时有群儿相戏,说谁能使铁鹤飞去就是神仙。

只见丁道人从旁说:“我要骑他上天,等我叫他先飞,我自骑去。”因将手一挥,那铁鹤即时起舞,空中回旋不去。

丁道人却向庵中淋浴一毕,留诗曰:“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顺逆两相忘,虚空镇常寂。”书毕,盘足而化。

群儿见丁道人骑鹤过江去了。至今紫阳庵有丁仙遗身塑像,又留下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后至明末,果有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15】

丁耀亢讲述完丁令威转世故事后,写下了《三降尘寰诗》:“坐见前身与后身,身身相见已成尘。
亦知华表空留语,何待西湖始问津。丁固松风终是梦,令威鹤背末为真。还如葛井寻圆泽,五百年来共一人。”
并在《续金瓶梅》卷末绘了一帧《丁紫阳鹤化前身》图。

《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说“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显然即指丁令威“三降尘寰”的传说,每降一次尘寰暗喻一代人。
“岱东峰”不是别处,正是丁耀亢的家乡九仙山。丁令威第一次坐化转世为丁纯,第二次坐化转世为丁惟宁;第三次坐化转世为丁耀亢。
上述诗中所谓“坐见前身与后身”,“身身相见已成尘”,说明丁耀亢与其父丁惟宁两代人是“身身相见”。
可以与此相证的是,丁耀亢在《仲夏自山中复过沙鹤村立先柱史墓碑》诗中说:“孙枝渐远家声在,华表难忘忆祖丘。”【16】
在《自少林寺回东武止于石佛寺》诗中说:“归来非梦仍疑梦,莫认辽阳丁令公。”【17】
《金瓶梅》与《续金瓶梅》同时引用丁令威的传说,也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5、有意思的是,丁惟宁及其友人在许多诗中都将丁惟宁喻为白鹤或仙鹤,即以五莲“丁公石祠”内石碑诗为例。
丁惟宁《七律·山中即事二首其二》
凤翮高骞侍从班,羽仪方仰忽投闲。
削成丘壑疑天外,领就烟霞出世间。
永誉自了高月旦,神游从此托仙山。
独发千里瞻依在,遥见云头鹤往还。
丁惟宁闲居在九仙山下,遥想千里之外的“凤翮”、“羽仪”,自己却如云间白鹤,自由往还。
王化贞《七律·送丁先生藏主山中》

先生乘鹤五云中,华表归来憩此宫。

烟横野岫闲清昼,花落幽庭任晚风。

犹有姓名传太史,可能杖屦对青峰。

千秋俎豆人如在,不与平泉金品同。

王化贞与丁惟宁交游甚笃,此诗首联便将丁惟宁比作丁令威,发人深省。
王稚登《赠丁道枢九仙五莲胜概遥寄小诗一首》

万叠层峦瑞气浓,胜游何日循长风?

云藏香阁古今在,地产瑶华原隰重。

春雪游澌归别涧,晓岚横翠接群峰。

昼眠梦晤安期语,翘首澹洲鹤使逢。

王稚登与丁惟宁也是好友,此诗尾联将丁惟宁比作仙鹤,希望与其在仙境中相逢。
广陵后学魏天斗《寄题柱史丁先生大隐祠》

先生耽隐入深崖,东海风清钓渭台。心赏已孤天外事,文章岂羡洛中才?

泉鸣涧石遗珂迹,月满松萝得句怀。莫讶千秋高士逝,数声白鹤下凡来。

海上后学乔师稷《题丁侍御先生祠》

旧掌乌名绣斧寒,高风今于画图看。扶将鸠杖闲骢马,披得羊裘挂豸冠。

华表不归丁令鹤,东武空说九仙峦。已知世德清如水,玉树森森秀可餐。

此两诗虽为稍晚的文人所作,但更加明确地将丁惟宁与丁令威化鹤之事相联系,可以见出当时文人对丁惟宁化白鹤所持的认同态度。

三、《金瓶梅》抄本的早期传播

1、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早期拥有《金瓶梅》抄本的诸人中,袁宏道的抄本来自董其昌,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等人的抄本又来自袁宏道,这些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因此,董其昌的抄本来源至关重要,上文已经探讨了董其昌与诸城丁惟宁的关系。
如果要证明董其昌的抄本确实来源于诸城丁惟宁,还需要考察其他几位拥有《金瓶梅》抄本者的情形。据各类记载可知,徐阶、刘承禧、王世贞、王宇泰、文在兹、王稚登、邱志充也都被认为拥有《金瓶梅》的抄本,但实际情形还应作认真分析。
徐阶(1503-1583)为松江华亭人,与董其昌同里。但徐阶去世时,董其昌才29岁,所以董其昌与徐阶后人交往的可能性更大。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引袁宏道语云:“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18】

《袁中郎全集》书影

袁宏道如何得知刘承禧家有全本,还应追寻到其致董其昌函。袁宏道既然致函询问董其昌,《金瓶梅》“后段在何处”,董其昌理应做出回答。
不妨做一个推测,徐阶之孙徐元春乃刘承禧岳父,刘承禧家的抄本虽然来自徐家,但应是徐阶后人所有。
从袁宏道称徐阶谥号“文贞”可知,此时徐阶应已去世。不排除是徐阶后人从董其昌处得到抄本,又为刘承禧所抄录。
2、 王世贞(1526-1590)虽然也来过诸城,且与丁惟宁有交往,但其“家藏全书”的疑问最大。
《东武诗存》中收有王世贞的《诸城山行》一诗,陈烨、丁惟宁编撰的万历《诸城县志》收录王世贞的《拟古乐府琅邪王歌》八首,《过诸城题公署屏》诗二首。
丁耀亢《述先德谱序》记载了丁惟宁与王世贞的交游史实:“(先大人惟宁)能诗,不苦吟,亦不存稿。弇州先生(王世贞)为青州兵宪,巡诸邑,观兵海上,相与咏和,每为听赏。”【19】
王世贞为青州兵备副使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间,直至王世贞于万历十八年(1590)去世,《金瓶梅》是否已经成书,都很难断定,因此说他的《金瓶梅》抄本来自丁惟宁显然没有说服力。
谢肇淛《金瓶梅跋》所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20】,屠本峻《山林经济籍》所谓“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21】,均可理解为王世贞后人家中曾藏有其书,但只是传闻而已。
3、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又云:“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资购抄本二帙。”【22】
屠本畯与王宇泰何时在金坛相见,关系到《金瓶梅》的早期传播情形,值得做些考察。
屠本畯本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以父荫任太常寺典薄、礼部郎中、两淮运司同知,后移福建任盐运司同知。
《山林经济籍》系其罢官里居时编著,约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刻。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一字损仲,又字损庵,号念西居士,又号郁冈斋主。
明代金坛 (今江苏省金坛县)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 (1549),卒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明史》有传,附于其父王樵传后。
王肯堂万历七年 (1579)中举,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选庶吉士、授检讨。
万历二十年 (1592),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
万历三十四年(1606),吏部待郎杨时乔保荐,补南京行人司副。
万历四十年(1612),改迁福建布政司右参政。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得允告老回乡金坛,旋病逝。
王肯堂自万历十七年 (1589)中进士后离开金坛,至万历二十年 (1592)回到家乡。
万历三十四年(1606)再次离开金坛,万历四十一年(1613)回到家乡不久即病逝。
明代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称翰林为“太史”,屠本畯与王肯堂见面是在金坛,且称其为“太史”,显然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间。
董其昌将《金瓶梅》抄本借给袁宏道是在万历二十四年 (1596)前,袁宏道时在吴县,此时王肯堂亦在金坛。
王肯堂喜交游,与董其昌为同年进士,且曾与其论书画。因此,王肯堂的《金瓶梅》抄本应与董其昌有一定关系。

万历本《诸城县志》

4、薛冈《天爵堂笔余》云:“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23】
文在兹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薛冈“往在都门”见到他出示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599)之后。
但文在兹的《金瓶梅》抄本是否源于董其昌,尚有疑问。因为董其昌万历十七年(1589)举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万历二十年(1592),授翰林院编修。
万历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充任讲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湖广按察司副使。万历三十二年(1604),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也就是说,文在兹在京为官时,董其昌已离开京城。
5、王稚登与丁惟宁交往密切,最为有力的证据是五莲“丁公石祠”内王稚登题“羲黄上人”匾额及其诗作一首(见前引)。
从诗意来看,王稚登应该来过五莲九仙山,最后两句“昼眠梦晤安期语,翘首澹洲鹤使逢”,表明了对丁惟宁的思念之情。
既然称丁惟宁为“羲黄上人”,王稚登来五莲当然是在丁惟宁罢归山居之时。
屠本峻《山林经济籍》云:“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24】
可见王稚登所藏《金瓶梅》抄本也是不全之抄本,与董其昌、王肯堂、邱志充等人所藏《金瓶梅》相一致,这应是《金瓶梅》早期流传的真实情形。
6、谢肇淛(1567-1624)《金瓶梅跋》云:“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诸城得其十五。”【25】
谢肇淛所谓“于邱诸城得其十五”,表明他是在诸城从邱志充处得到《金瓶梅》抄本的。
有资料可证谢肇淛曾来过诸城,万历《诸城县志》收录谢肇淛写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七律《秋日客诸城同荩伯王明府登超然台》:

一片秋光爽色开,况逢仙令共登台,

城连平楚天边去,云涌群山海上来。

潍水尚寒高鸟尽,穆陵无恙夜乌哀。

尊前欲洒千秋泪,往事残碑伴绿苔。

谢肇淛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来到诸城,他的《金瓶梅》“于邱诸城得其十五”,可以断定即此时此地所抄。
据《邱氏族谱》记载,邱志充字介子,号六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后任河南省汝宁知府,又升山西怀来道道员。
因是诸城人,故被谢肇淛称为“邱诸城”,又因曾当过工部都水司主事,故沈德符称为“邱工部”。
邱志充是丁惟宁的表侄,且邱、丁两家世代有姻亲关系。所以邱志充的《金瓶梅》来自丁惟宁有一定根据。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

“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呆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

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自注: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

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26】

袁宏道听说有《玉娇李》一书,与《金瓶梅》为同一作者。沈德符在邱志充处见到过此书,但仅有首卷。
内容与《金瓶梅》相连接,又暗寓夏言(贵溪)、严嵩(分宜)争斗事,且直接书写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可见此书作者对朝廷政事十分熟悉。
联系丁惟宁的仕途遭遇,亦有符合之处。《玉娇李》作为《金瓶梅》的续书,“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是否使丁耀亢因此受到启发,在改朝换代之际作《续金瓶梅》,与前集亦互为因果,这一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以上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某些论据作了辨证。

笔者认为,董其昌、丁耀亢、《续金瓶梅》及《金瓶梅》抄本的早期流传都是外证,至于《金瓶梅》中的某些内证,留待日后再作探析。谬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      王 平  教授

注释:

【1】袁宏道:《与董思白书》,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7页。

【2】袁中道:《游居柿录》,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9页。

【3】杨国玉:《金瓶梅研究的新起点——“弄珠客思白”致丁惟宁书札辩证》,载《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01期。

【4】见张清吉《金瓶梅奥秘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5】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6】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7】《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6页。

【8】《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9】《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页。

【10】《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5-6页。

【11】《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5页。

【12】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13】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页。

【14】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15】《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636-637页。

【16】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页。

【17】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

【18】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0页)

【19】丁耀亢:《述先德谱序》,见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20】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21】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页。

【22】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页。

【23】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5页。

【24】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页。

【25】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26】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0-231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王平  赵兴勤<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