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事实和统计的知识屋
Deep-Sci："-sci-"源自拉丁语的"scientia"（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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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但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事实。
查尔斯·狄更斯强烈反对整个基于事实的方法。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狄更斯让校长托马斯·格雷庚劝诫学生。
“事实，事实，事实！”格雷庚无动于衷地对他的学生说，他们一定不能用花卉图案的地毯装饰他们未来的家，“其实，你们是不能走在花朵上面的，因此也不准许你们在地毯的花儿上面来回走。既然从没有国外的鸟儿和蝴蝶落在你的碗盏上，因此你们也不许在碗盏上画外国的鸟儿和蝴蝶。”
在狄更斯看来，事实是与想象和艺术相对立的，用它来理解人类生活实在是过于干巴巴。
过去和现在，知识有什么区别？
前段时间我们说了，知识是什么？知识是人类对事实的提炼和简化。
既然如此，要谈知识的变化，就要涉及它对事实的反映。
总体来讲，区别在于：知识的基础比以往更加难以钉牢。
其本质是因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的增强，以及知识的积累。
基于事实的近代知识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经典事实时期（Age ofClassic Facts）
代表是使用解剖工具的达尔文和议会蓝皮书。这些事实相对稀缺，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发现，并且用于证明理论。
2、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Age ofDatabased Facts）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进入了数据时代，以堆放在电脑主机旁边的打孔卡为代表。
我们认为自己拥有了大量的信息，但要储存现在一个200G笔记本硬盘的信息，我们需要大约20亿张卡——这些卡堆在一起大约有300英里高。
因此，这个时代的数据库仍然要严格限制记录信息的数量：员工的姓名、出生日期、开始工作日期和社保号码会记录进去，但业余爱好和技能或曾居住的国家并不在内。
数据时代依然遵循我们认识世界的古老战略，即限制知识——由部分人为我们选择和组织部分领域的知识。
3、网络时代（Age of the Net）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只有谈论网络化的事实才说得通。
如果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被看做是从根本上孤立的知识单元，那么网络化的事实则被认为是网络的一部分。
网络化的事实存在于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内，如此它们才变得有用，能被人们理解。
比如，在印刷时代，一篇科学文章里出现的数据表，只是众多没有被刊出的事实和数据的小部分摘录。
而在现在的互联网上，科学杂志越来越多地将文章中出现的数据超链接到它们的源数据库中。比如，《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通过对144 018次测试的分析，提出了试管内授精“婴儿安全出生的预测因素”。
事实之所以能变得网络化，是因为我们新的信息基础设施是一个超链接的出版系统。
如果你想让一个事实为人所知，你只需将事实与事实来源链接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因此，不仅事实在论断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事实的基本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在人类历史早期，人们认为知识基础是稳固且真实的。
因为其知识基础能使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到天文学——使用类推法。
那时，我们还相信上帝以最美丽的方式命令世界运转。
我们认为，上帝赋予了我们头脑，所以我们才可能欣赏他的杰作，并且我们的头脑（和上帝一样）通过观念联想而运作。
因此，发现类推，就是发现上帝的旨意。
而现代人并不认为类推法是一种推进知识的科学方法。
对于现代人而言，事实最有力、最坚固的部分在于个别（比如路边有块岩石、桌边有6把椅子）。
但是我们的先辈对个别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过身体知觉可以感应到个别，而其他动物亦能如此。
先辈们认为，知识不是我们通过生理感觉就可以简单了解到的。
因为知识是人类灵魂的一种独特的能力，而这种灵魂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并且如同上帝一般。
知觉可以让我们看见个别的事物，但知识可以让我们明白这只猫和其他猫的共同之处，从而知道猫为何物；知识让我们看到猫的本质。
对我们的先辈而言，知识是关于普遍性的——并非是关于这只猫或那只猫的事实。
现今关于知识的观点，即知识是关乎个别事物的大量事实，肯定会让先辈们备受打击，认为我们现代人亵渎了人类天赋的能力。
那么，在19世纪发生了什么，使事实变成了知识的根基呢？
过程是曲折的。
美国学者玛丽·朴维追溯到16世纪在意大利的复式簿记的发明。
复式簿记提供了一套程序，从而使得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只要遵循合适的程序，都可以准确地查看分户总账。
而后，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
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
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
比如，当他想了解液体变成气体之后，体积膨胀了多少的时候，他用1盎司的小瓶装满酒精，用可充气的袋封住，加热酒精，直到袋子充满了气体，然后测量剩下的酒精。
通过这样的关于个别事物的实验，他就可以提出一个广泛适用于加热液体的理论。
有了特殊性的基础之后，普遍性就与传统上获得知识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转：从今以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
于是，统计的意义开始凸显。
这是一个近期才受到重视的工具，并且是随着人们认识事实的方式变化改变的。
“统计”一词在1770年左右才出现在英语里，源自一个意指国家信息的德语词汇。
统计的目的是独立于观点和结论。
它们成为社会改革运动反对利益集团所支持的结论的方法。
如今，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这些反作用的事实可能错得彻头彻尾。
的确如此，当事实真的是自相矛盾时，至少有一个事实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持续的、支持多方的、每个事实相互连接的矛盾性，改变了事实的性质以及事实对于我们文化的作用。
当莫伊尼汉说出“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时，我们听到的是：事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方式。
网络化事实开启了一个充满分歧的网络。
纸张的局限让事实看上去比现在更易控制，因为现在我们眼见着事实被链接进了一个不受限制的网络中。
你在网络上花的时间越久，你就越能意识到在如此多的领域里，事实已经失去了其古老的作用。
不过，事实的传统作用并没有从网络上消失。
过去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对事实达成一致，继而能够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新的知识媒介正在粉碎这样的乐观。
确实，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过去的乐观是否基于纸质出版固有的局限性。
我们自认为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不可撼动的知识宫殿，但也许仅仅是因为那些大声疾呼的不同意见并没有被公众听到。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但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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