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W. J. T. 米切尔丨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
引 言
1988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NEH）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该报告的“学者与社会”一节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一节指责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已经变得过于专业化和政治化。这份报告认为“西方传统”的基本价值和文本要么被忽视，要么被简化成一个“政治恐怖”的列表：报告哀叹，在今天的人文学科的学术中，“真理、美和卓越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关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问题”成了文学和文化的“核心问题”（p.12）。尽管这份报告在逻辑上有所欠缺（它认为学院派人文主义者与社会过于“隔绝”，同时却又宣称他们过于投入，在政治上是激进的），甚至连论据都不足，但它几乎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西方文化陷入了困境，受到了本应培养它的学术机构的威胁。
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这份报告中，较少受到关注的一部分是“语词与形象”（Word and Image），这一部分主要由一些不会引起争议（尽管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组成，它统计了美国人在电视机前花费的大量时间，注意到“我们的大众文化似乎愈发产生于我们所看的东西，而非我们所读的东西”（p.17）。还有一些令人欣慰的数据，即被电视剧所改编的“经典”小说销量的持续增长，这一部分以对电视传播文化（即，文学）价值这一能力的乐观态度作结。报告在转向形象的“未来”（书籍有其“命运”）时，坚称形象“组成了一种与印刷完全不同的媒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沟通，以不同的方式达到卓越”（p.20）。我们很难抗拒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说人文学科的专深研究对文学和西方文化来说是明显的、现实的危险，那么电视是可以拯救它的，甚至可能成为其替代品。“语词与形象”这一部分以E. B. 怀特（E. B. White）的话结束：“电视……应当成为我们的吕克昂学园、我们的肖托夸集会、我们的明斯基实验室、我们的卡美洛王国。”（p.22）里根—布什时代人文学科的重要官僚都认为对文化史进行批判的、修正的解释是危险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真理、美和卓越”总是比“政治恐怖”更受文化官员的欢迎，而“政治恐怖”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最好被抛在脑后。这些官僚同时又对形象和观者文化的前景非常乐观，这也不足为奇。众所周知，观众很容易被形象所操纵，对形象进行巧妙利用可以使他们对政治恐怖麻木，并使他们接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深化阶级划分，并将这些当作存在之自然的、必要的条件。
W. E. B. 杜博斯（W. E. B. Du Bois）说过，“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肤色”和“界限”（以及它们所指定的身份）已经成为模拟和大众传播的渗透性技术中可以被有力操控的要素，我们可能会发现，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图像、视觉模拟、刻板印象、错觉、复印件、复制品、模仿和幻想所支配的时代这种观点并不是由我首次提出的，对视觉文化力量的焦虑也并不仅仅属于批判性知识分子。每个人都知道电视对自己有害，也知道电视的坏处与观众的被动和执迷相关。但是至少从摩西谴责金牛犊神像开始，人们一直都知道形象是危险的，它们会俘获观者、窃走灵魂。打破圣像的耶利米将我们的问题的原因追溯至“形象”，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圣像破坏进行翻新来支持审美“纯粹性”或意识形态批判等观念也不是答案。我们所需要的是对视觉文化的批判，对形象力量的善与恶保持警惕，并且能够区分它们用途的多样性和历史特定性。本书就致力于此，它从一组相关的跨学科方案生发，涉及文学批评和理论、对再现的哲学批判，以及视觉艺术、电影和大众传播媒介等研究的新方向。
本书研究的具体要点是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报告中所称的“语词与形象”问题。本书在写作时本着的信念是，视觉再现和言语再现之间的张力与文化政治及政治文化是分不开的。诸如“性别、种族和阶级”、“政治恐怖”的制造、“真理、美和卓越”的生产这样的问题，都集中于再现问题。文化政治以及“语词与形象”中的基本矛盾是互为症状的，它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再现中的转变：这种症状即焦虑，一方面是对诸如“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这样的概念的中心性和同质性的焦虑；另一方面，则是对不断变化的再现和交流模式正在改变人类经验结构的焦虑。文化——无论是大学研讨会上进行的专深研究、“文科”课程中多元意识形态的传播，还是向大众传播的形象、文本和声音——都与再现问题密不可分。而政治——尤其是在一个渴望民主价值的社会——也与再现和媒介问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形式关联，还包括媒体被利用起来生产政治力量。
“语词与形象”是对再现类型的常见区分，是对再现领域进行区分、映射和组织的一种简略表达。它也是一种基本的文化比喻，充满了远非只是形式或结构差异的含义。例如，阅读文化与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别，就不只是一种形式问题（虽然肯定是形式问题），它对社会性和主体性的形式、对文化所形成的各种个人和制度产生着影响。这不是像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报告中那样，只是一个简单划分“电视”与“书籍”之间的“语词与形象”领域的简单问题，书籍自古以来就将图像纳入其中，而电视也远非一种纯粹的“视觉”或“图像式”媒介，更恰切地说，它是形象、声音和语词彼此“汇流”的一种媒介。这并不是说媒介之间没有差异，或者语词与形象之间无差别：只是这些差异比它们乍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它们既产生于媒介之间，又产生于媒介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会随着再现和文化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语词与形象”是一个简单的欺骗性标签，它不只标识着两种不同的再现，也标识着备受争议的文化价值。例如，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报告中，它们的差异就与大众和精英文化的差异相联系，与专业的、学院的人文学科和“公共的”人文学科的差异相联系，与由书籍所主导的过去文化和将由形象接管的未来文化的差异相联系。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报告暗示了本书写作的一些当代形势。然而，本书试图将“语词与形象”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之中，而不仅限于对电视与文学的当代焦虑。本书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于1986年出版的《图像学》（Iconology）一书的续写和姊妹篇。《图像学》探讨了形象是什么，它们如何与语词相区分，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图像理论》对图像——形象出现于其中的、具体的再现对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本书探讨了图像是什么这一问题，并且认为如果不对文本，尤其是对文本表现得像是图像或是融入图像实践的方式（反之亦然）进行延伸反思，就不能得出答案。本书也可被看作《图像学》的一种实践上的姊妹篇，是一种“应用图像学”。它研究了视觉和言语再现在各种媒介——主要是文学和视觉艺术——中的相互作用。《图像理论》提出的一个论争性观点是，图像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这样的再现：所有的媒介都是混合媒介，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不存在“纯粹的”视觉或言语艺术，尽管纯粹化媒介的冲动正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核心姿态。
然而，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只是要描述这些相互作用，还要追踪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利益问题的联系。福柯认为“语言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无限的关系”，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不只因为视觉和言语表现的“符号”（signs）或“媒介”（media）在形式上是大相径庭的，更因为再现中的这条断层线与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有着深刻的联系。形象和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只是形式问题：在实践上，这些差异与（发言的）自我和（被看的）他者之间的差异相联系，与言说和展示、“传闻”和“目击”证词、（被听到的、被引用的、被刻写的）语词和（被看的、被图绘的、被描述的）对象或行为之间的差异相联系，与感官通道、再现传统和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异相联系。我们或许可以借用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术语，尝试将这些差异描述为“再现的异质性”（heterology of representation）。
本书也有着续写和增补之作的所有缺点。它是一部集子，一个未完成项目的进度报告，记录了大量的“图绘理论”（而非“关于图像的一种理论”）的尝试。它是许多谈话和场合、一些短暂的阅读以及对有关图像的三个基本问题的痴迷的产物，这三个问题是：图像是什么？图像与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何处？也就是说，为何图像是什么、图像如何与语言相联系如此重要？
对于任何怀疑图像理论或图绘理论是否有必要的人，我只请他们思考一个常识，即我们生活在形象文化、景观社会、一个充斥着类似和假象的世界里。我们被图像所包围，我们有很多关于它们的理论，但这些并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好处。知道图像在做什么，理解它们，似乎并未使我们拥有掌控它们的力量。我认为本书和任何书籍一样，都并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或许本书的主要功能是“去错觉”，开启一个否定的批判空间，揭示我们对图像的了解之少，揭示单单去“理解”并未造成多大不同。形象就像历史和技术一样，都是我们的造物，但也被普遍认为“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或者至少是超出了“某人的”控制，中介和权力是形象起作用方式的核心问题。正因如此，这本以探讨如何图绘理论而开始的书，却以反思图像与权力的关系而结束：现实主义和错觉、大众公共性和宣传的权力。在这中间，本书试图明确指定的是，我们可以将图像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
本书的教育功能是双重的。首先，在实践方面，本书试图对一门课程提出一些难题、问题和方法，这门课程强调在与语言和文学的联系中视觉文化和文学的重要性。近来，艺术史、电影理论和所谓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得纯粹的言语素养的概念越来越成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做一种官僚式回答，那么它则会坚持让学生学习文本和视觉学科的“双专业”。以感官和符号学划分为基础的“院系”（faculties，在身体意义层面的“能力”和在学院意义层面的“院系”）的明确划分正在变得过时，它现在已经被一种人文学科或文科教育的观念所代替，与整个再现领域和再现活动集中相关。我把“再现”当作这一领域的主术语，不是因为我相信任何一般的、同质的或抽象的再现概念，而是因为它在文化批判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激起政治、符号学/美学，甚至经济学的“象征或行动”（standing or acting for）概念之间的一套联系。像所有的关键词一样，“再现”也有其局限，但它也有着优点，它将视觉和言语学科在它们的差异领域中联系起来，同时又将它们联系于知识（真实的再现）、伦理（承担责任的再现）和权力（起作用的再现）问题。
相比之下，本书在理论层面则是一部进行无情否定的书。我的目的不是要生产一种“图像理论”（更不用说关于图像的理论），而是要将理论图绘为再现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活动。我不想去解决图像是什么、它们如何与语词相联系以及这种联系为何重要这些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问题的诸答案在实践中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何一个系统性的固定答案可能根本不会存在。这或许正可以成为一门不曾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的学科（再现的通识研究）的入门书。如果其仅有的成就是作为一种去学科化的练习，使得学科之间更加难以互相隔离，那就足够了。
本书是许多研讨会的副产品，在不同的时期，这些研讨会有着不同的名称，如“形象与文本”、“言语与视觉再现”或是简单的“图像理论”等。因此，它可以被当作教学读本或课堂实验的提示录。对那些关心如何解决课堂上视觉和言语文化之汇合的教师来说，关于文学和视觉艺术的比较研究的一章（“超越比较”）可以提供一些方法论上的建议，这些建议既有积极方面的也有消极方面的。如果读者主要对图像理论的文学和文本方面感兴趣，对形象的位置、空间、艺格敷词、描述、图式以及文本中的形象等感兴趣，那么他们应当阅读“文本图像”这一部分，该部分最为直接地切入了这些关注点。最后，对于那些关注再现做了什么的人来说，我建议他们阅读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该部分主要关注图像、权力和公共领域。
由于要将本书作为言语和视觉再现的比较研究在实践上的姊妹篇，我尽可能试图使这些文章易于理解，并将术语减少到最低限度。一些重复论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也不否认本书更像一部论文集，其内容的发展状态是非常不平衡的，为应对不同场合，这些文章呈现出多样的反映。
我也意识到，这本书的触角远远超出了它所能掌控的范围。我试图在从古至今的媒介和再现模式领域内打开我所谓的“形象/文本总问题”。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人的工作，去推测那些似乎不可能确定的地方，并且满足于提出超出我能力范围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很可能会冒犯很多专家：首先是艺术史家，因为本书并不相信作为美术的西方绘画的历史是理解图像的唯一钥匙；其次是电影研究者，因为本书的许多问题似乎已经在电影研究中解决了；再有就是哲学家，因为本书倾向于为图像而阅读哲学；还有就是文学研究者，因为本书过于直观地理解文学再现中对感官、身体在场的渴望；最后可能是形式主义者，因为本书过于关注历史和意识形态。我希望一些专家会把这些未回答的问题看作是挑衅性的，但又不仅仅是挑衅性的，能够视这些推测是值得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的。而对普通读者来说，我希望这本能把威廉·布莱克、维特根斯坦和斯派克·李联系起来的书不至于让你读起来太过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