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巫术就无法搞懂儒家，也搞不懂任何古代哲学
文/桓大司马
要了解真正的儒学，不了解史前宗教是不行的，因为儒学原本是正式的宗教儒教的宗教教义。新文化运动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学科理念，但是“打倒儒家”的风潮令运动的主将们有意无视儒家经学的神学定位，在学科分科里没有为儒家经学安排一个类似于西方神学的学科，实际上抹杀了经学。这七十年来，更是有意将儒家经学肢解为历史文献学和哲学，而消解其宗教意义。
实际上，儒学的基础是史前的萨满教。
萨满教也可以称为原始宗教、巫教，学术上一般称之为基本宗教，大体上是几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共有的一套宗教观念，在更早的尼安德特人那里已有萌芽，甚至在直立人那里就已初见端倪。这一套宗教观念在智人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后，因为各地的情况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发展，从而走向分化，形成了各大文明区的主流宗教。
就如祆教是萨满教在波斯环境下的变体，婆罗门教是萨满教在印度环境下的变体，儒教，也是萨满教在东亚环境下的一种变体。
关于萨满教的全部内容，和原始人都有哪些共通的史前观念，大司马将会写书来进行总体介绍，这一组文章里，我们只介绍那些跟文章内容相关的部分。
儒教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礼”和“仁”，这两个概念都与萨满观念有紧密的关系，有必要从宗教源头予以解释。
吸星大法与周秦之变
“礼”实际上是人体的姿势，上古先民认为，天地山川化生人类，人类的身体与宇宙有同样的性质，故而恰当的身体姿势可以更好地吸收宇宙能量，让自己变成金刚不坏，长生不老，即使死了，也可以充塞宇宙，改天换日（文天祥《正气歌》：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具体内容可以参看《礼记·礼器》：
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礼是身体的姿势，如果不去调整身体姿势来接收宇宙能量，可能就会显得气场很萎弱，不成其人，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如果去调整但没调整对，等于没有调整。
如果你不断地提升自身姿势水平，那么恭喜你，你吸进体内的宇宙能量会给你加无数种你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buff，让你无往而不利。这些buff包括健康、运气、超能力、人际关系等许多方面，就如《礼记·冠义》所言：
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
这里的“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是“礼义备”的结果。今天我们来看，这两者之间当然有很紧密的逻辑联系，你注重礼仪，自然人际关系的各方面都会处得不错。但是原始人的思维跟今天的人不一样，他们认为一切好坏的效果背后都有神灵主宰，身体调整对了，神灵就可以给他们各自加成，而“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也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礼”原本是一种吸星大法，只不过吸的不是别人的内力，而是宇宙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只要勤吸苦练，神功、魔法都能见涨。
“礼”是双赢版的吸星大法
当然，后来随着理性的觉醒，大家在行使礼仪方面会同时具有巫术和理性两层考虑，不过相比于理性上的认可，超自然力的加持对古人来说是其坚持礼仪的更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只从理性角度看利弊的话，不顾忌礼仪的流氓因为可选手段更多，在竞争中反而容易占优势，比如泓水之战击败宋襄公的楚军。
这里要澄清一下，楚国远没有日后的秦晋流氓，他也有自身的宗教，只不过跟中原诸侯的宗教不一样而已，故而蔑视基于中原宗教而来的中原礼仪。于此也可见古代宗教一体化的重要性。不同的宗教群体之间的战斗，一方很容易践踏另一方的宗教原则，从而令其原则失效，陷入“礼崩乐坏”的丛林社会。当然，像秦国那样王权极度变态，把自己的宗教原则践踏殆尽的盐碱地，是没有资格承担宗教一体化的重任的。
楚之“仁义”与宋之“仁义”不同
对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有疑问的，请参看列维·布留尔的名作《原始思维》。
所以，“礼”的本意是宗教仪式，随着宗教仪式的日趋复杂，萨满巫师对仪式不断调整，明确法力不同的部落成员分别以怎样的仪式来通神，逐渐根据法力大小形成了不同的级别。
随着农业的繁荣，人口大幅增加，部落之间战争加剧，部落酋长的权力通过军事活动不断增大，“礼”又从划分巫术等级转向划分社会等级，变成不同阶层之间相处的规范。
消灭商朝的西周政权深受阿尔泰游牧民的影响，而阿尔泰游牧民又深受印欧雅利安游牧民的影响。游牧民族因为活动范围大，难以经常聚集举办盛大的宗教仪式，其宗教热情低于农耕和狩猎民族，掀起了全球初次理性化的思潮，故而理性化较殷商为强的周朝，对“礼”进行了升级和设计，亦即传说中周公的“制礼作乐”。
印欧游牧民
带来全球第一次理性化思潮
与商以前的时代相比，周礼有不少优点。一是对中原东、西两方的巫术传统“礼”进行总结，加强了“礼”的权威性，促进社会各阶层按规则办事；二是对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有较清晰的规定，有利于缓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西方征服者与东方被征服者的矛盾，至少不像殷商对羌人那样动不动给你劈成两半或者点了祭天；三是礼的重点主要发生在相邻的阶层之间，限制了周天子对各阶层的干预，对恶性集权有防范作用。
孔子对周礼评价颇高，所以会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恢复周礼也并不是孔子的终极目标，因为周礼也有不少缺点。一是周礼主要维护的是姬姓一家的地位，用姬姓家族内部的血缘亲疏来覆盖社会，这种“家国一体”的建构，其实源于游牧民视天下为私产，按亲疏分割给家人的观念，没怎么考虑将家族内部的温情扩散到全社会；二是周礼是比较理性化的外部规定，对于传递数代以后亲情减弱、体系动摇时应该怎样应对，没有详细的考虑，也没有给出有效的对策。
周礼的这两个缺点分别导致了恶果：
前者令周王室在王畿内翦除异姓和疏属，参与权力的人少了以后，又方便周天子用私人来集权，结果周天子个人权力大增，关中地区走向秦化，虽然周、秦的形态有明显不同，但“周秦之变”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周中有秦之故；
后者令关东诸侯与关中王室日益离心，周礼的中央-地方秩序发生动摇，关东的社会虽然比关中有前途，但秩序崩坏以后会陷入无下限、无规则的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胜者没有规则保护自己，也一定会加强集权。
关于西周的危机，请参看李峰先生的名作《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
东夷的仁德与推己及人的巫术
以上无论哪一个后果，都会令上古时代相对健康、人道的小共同体多元共治的社会崩毁，这是孔子或者说上古华夏的所有仁人志士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需要引入其他理念来弥补“礼”的缺点。
孔子为此引入的理念就是“仁”。据近现代以来学者的详细研究，“仁”的概念不源于周戎，而源于东夷。
仁这个字出现得相当晚，清人阮元认为“仁”字到春秋初期才出现，许慎《说文》说“古文仁或从尸”，“仁”的本义其实来自东夷的“尸礼”。
战国晚期金文的“仁”字字形
尸字头
所谓东夷，是指从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开始，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传递链条，在山东和苏北海岱地区发展起来的地方文化。
到了商周时代，商周政权在山东建立了一些商周文化的方国，但是这些方国之外仍然是东夷各国的地盘，春秋时代的郯、莒、莱等国，都是东夷国家，莒国、莱国一度还颇为强大，莒国干预齐国君位，参与中原争霸，莱国被齐国消灭后，则让齐国扩地一倍。
《欧陆风云3》春秋战国MOD
莱、莒皆东夷强国
东夷文化与商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在自居神族、杀人祭祀等方面要收敛不少。新石器时代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许宏老师的总结是“满天星斗，东方先亮，月明星稀”，即遍布全国的史前文化中，东方的海岱、江淮地区率先崛起，是为“东方先亮”，最后东南西北一齐衰落，其文明成果汇聚到中原二里头文化，形成最早的广域国家，是为“月明星稀”。
东夷文化虽然从政治和文明复杂度的角度来说，落后于中原，但却保存了上古时代较为虔诚的宗教信仰，氏族内部还具有上古时代较为平等和相亲相爱的优良风俗，可谓“高贵的野蛮人”，能够对高度文明化的西周礼乐文明补偏救弊，其中孔子特别重视的就是“尸礼”。
尸礼是祭礼的内容，就是在祭祀成年死去的人时，要设置一个“尸”，这个尸必须是丧者的后代，作为祖先的象征，坐在主位接受亲属的哀悼，仿佛丧者依然活着。
尸礼的内涵很丰富，比如作为尸的晚辈与长辈的辈分互换，体现了礼在上下层之间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认为祖先仍然可以时不时重返人间，因而在做事会有顾忌等等，但最重要的内涵则是“仁”，是吊丧者面对“尸”时，对死去的亲人的深厚感情。
《郭店楚简》对此有很明白的叙述：丧，仁之端也。《说文》中有提到“夷俗仁”，《淮南子·地形训》说“东方有君子之国”。王献唐认为夷、仁是一个字，郭沫若则认为夷、尸是一个字。总之，“仁”与东夷、尸礼是密切相关的，就东夷被称为“君子之国”来看，“仁”的概念并没有局限在血缘宗族之中，而是推广到了东夷社会。
而汉以来的史书，对东夷总体上也评价颇高，如《汉书·地理志》言：
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后汉书·东夷列传》载：
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这里还进一步讲述了“仁”的来源，即作为树根的“柢”，在萨满教的概念里，大树一般是通往天界的天梯，所以夷、仁、尸的含义，都有助于具备仁德的巫师升天。而东夷的社会应该是非常和谐，所以孔子在“道不行”时不介意居于九夷（东夷有九种，故曰九夷）。
通天神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孔子的祖籍是殷人所建的宋国，与东夷有一定联系，自己则生长于被东夷环绕的鲁国，鲁国国内也分阶层居住着周人、殷人、东夷土著，所以孔子对东夷的风俗并不陌生，他感受到东夷社会的“仁”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念，正好可以弥补“礼”的缺陷，所以将仁引入自己的学说之中。
经过春秋时代社会大变革的孔子，绝非抱残守缺之人，绝无将“仁”局限于血缘宗族内部的意思。他依照东夷之俗，将血缘之爱作为“仁”的源头，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让人先学会爱亲人，然后再爱朋友、爱生人，层层外扩，“泛爱众而亲仁”，在做到“亲亲而仁民”（孟子语）之后，还要“仁民而爱物”（孟子语），将仁爱推广到人以外的世间万物。
将仁爱层层外扩的方式，则是“推”，即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所言“古之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那么为什么要“推”，是心灵鸡汤吗？不是，“推”同样是一种巫术。
我们可以参看大洋洲后进民族的“礼物圈”的风俗，即每个人把自己的圣物赠送给下家，同时接收上家的圣物。这样做，可以达成不同人修得的不同能量的交流，对自己的法力能够有帮助。
“推”与此同理，“己欲达而达人”不是对一个人而言，而是对所有人而言，这样，当你“达”了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达”了你，实际上就完成了你们习得的不同能量的交换，对自己的法力有帮助。
这种“推”的巫术，不但是儒教道德的起源，也是商业和契约的起源。关于这方面，大司马将会写书来详细论述。
当然，脱离巫术的背景之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依然有充足的逻辑力量，与之同理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被现代的联合国评为道德金句。但是如此美德的起源，却在于宗教情感。
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弗雷德里希·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说：
道德以抽象的公式描述完善，而在宗教中，却可以直观到以具体的形式，作为一个神圣、圣洁和享受福祉的生命出现的完善。所以，道德与宗教看来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诚哉斯言！没有宗教就没有文明。
说到这里，大司马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大学时代，湖南某大学哲学系教授在讲堂上公然宣称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毫无依据，所以儒家道德都是没有依据的心灵鸡汤，今日回想起来，其人实在是缺乏基础的人类学和宗教学知识，当时没有鉴别能力还买了他的两本书，实在是太亏了。
孔子完善了“仁”的理念与“推”的方法之后，即以“仁”作为“礼”的最高原则和筛选标准。通过孔子晚年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对仁的礼予以保存和表彰，不仁的礼诸如杀人祭祀之类则予以去除和改造。对孔子而言，礼的目的是实现仁，而不是株守礼本身，故曰：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当然，礼也不可或缺，一方面作为长时间的传统仪式，礼具有充足的权威令世人遵行，另一方面，“仁”虽然主要发自人的内心情感，但通过“克己复礼”的外力修身，同样有助于增长仁德。
用“仁”筛选“礼”，以形成儒学，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周灭商之后，西周时期各国多是秉持石器时代以来的风俗，各族分别聚居。周人作为征服者是一等公民，殷人作为被周人强行迁徙的同盟者是二等公民，当地土著则是被统治者，权利很少，在多数国家，三者都是隔离居住，互相间交流很少（少数国家如齐国不是）。
而春秋时代以来，随着剧烈的战争，三者被崛起的国家权力暴力整合，交流增多，儒教则是这一波民族融合结出的光芒万丈的硕果。
孔子促成了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升华
孔子要复的，并不是周制。周制虽然比秦制强不少，但仍然不算很理想。孔子用“仁”来改造周礼，想要实现的是远胜于周制的制度。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以东夷美德“仁”为根基的儒教，其理想是建设东夷式的小共同体聚合而成的强社会弱国家的组织模式，与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今日的美国颇有相似之处，如果东方的社会根基不是被秦制帝国强制摧毁和劣化，那么儒教文明的前途本身不可限量。
即便后来收到秦制帝国的污染和劣化，但儒教也仍然是华夏文明之光，在穷凶极恶的秦制帝国之中，将文明的火种不绝如线地传递下去，得到机会还能对秦制帝国实现局部反扑，如东汉、魏晋南北朝、两宋等时代，令秦制帝国中被虐得有如兽人的黎民百姓，生活改善到人的程度。
至于儒学后来怎样发展，孔孟荀之间有何区别，后来的“小人儒”和“乡愿之儒”如何产生，都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详谈。
参考资料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沙滩上的智人》
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
许宏《何以中国》
叶舒宪、唐启翠主编《儒家神话》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王钧林《中国儒学史》第一卷
刘爱敏《东夷文化中“仁”的观念对孔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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